在經濟工作上，由於職務關係，趙紫陽自然地和陳雲陣線有些共同的看法。至於趙是不是想取代胡耀邦的位置，趙曾向本書作者極力否認。即使對趙持不同看法的吳江和阮銘，也沒有舉出足夠的事實證明趙想取代胡。1983年春天倒胡，可以說是陳雲陣線利用了胡趙的「間」，連手批了胡。但他們批胡的目的不同，趙只是陳述工作之間的分歧，而陳是想把胡換下來。最後是鄧小平保了胡。
1983年7月4日，胡耀邦、趙紫陽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圖源：胡耀邦紀念網）
國內外有一種輿論認為，趙紫陽對胡耀邦下台起了推動作用。吳江在《十年的路》中寫道：
胡耀邦突然辭職下台，趙紫陽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趙紫陽既上書責怪胡耀邦過多干預國務院事務於前（這就是「破壞集體領導原則」罪名的由來），又指責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於後。這就是把兩個嚴重的罪名加在胡耀邦頭上。然而，趙紫陽未深思「唇亡齒寒，胡倒趙孤」的道理，在當時那種形勢下他竟忘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寓言和確有的歷史教訓。因此，事實是，趙紫陽要求「解決胡耀邦的問題」，恰恰為別人「解決趙紫陽的問題」創造了條件。（吳江：《十年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出版，香港，1995年，第210頁）
吳江在他的這本書中說，趙紫陽向鄧小平、陳雲親自寫信，責怪胡耀邦對國務院工作干涉過多，不好合作，希望趁現在兩老還健在，及時解決這個問題。這當然是一個極嚴重的，非同尋常的指控。說這封信後來在胡耀邦下台時在批評胡的「生活會」上由薄一波宣讀了。
還說，胡耀邦不僅面對來自左的方面的挑戰，也面對來自趙紫陽方面的挑戰（同上書，第198—199頁）。
阮銘在他的《鄧小平帝國》一書中也談了和吳江類似的看法。
1995年12月16日，我在趙紫陽家中採訪他時，向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現在海外出版的一些書中，說胡耀邦下台您起了重要作用，落井下石。您能否就這種看法作些說明？
趙答：這種看法我也聽到了。您大概是指阮銘的書和吳江的書。
這種看法集中起來有四件事：一是說他下台前我告過他的狀；二是說小平要退下來徵求意見，胡耀邦舉雙手贊成，我說離不開小平；三是說胡下台前我批評他反自由化不力；四是說1983年我和陳雲聯合起來搞胡耀邦。現在就人們說的這四件事做些說明。
趙紫陽說：「人們說我寫信告胡的狀。我是寫過一封信（只有一封信），這封信只是一般意義上講黨的領導制度問題，沒有講耀邦的事。」他向本書作者出示了這封信．這封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龍江省陳俊生同志建議一件，請閱。
雖然他提出的辦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卻提出了如何保持我們國家長治久安這樣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目前我們各方面的情況都越來越好，而且這種勢頭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這還不能說長治久安的問題已經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保持國家根本法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固然是一個重要方面，但我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只從憲法上考慮，恐怕還不行。我認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黨的領導體制上著力，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現在趁您和陳雲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國內外大政方針已定，在您的領導和決策下，各項工作已走上正軌，當前的確是我黨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正因為這樣，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慮解決這一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千秋萬代的重大問題上，為我們黨制訂必要的領導制度，並親自督促付諸實施，使之成為習慣，形成風氣，不因人事的變化而變化，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以上建議妥否，請酌。此致
敬禮！
趙紫陽
1984年5月20日訪歐前夕
趙紫陽向本書作者介紹了他寫這封信的原委。陳俊生在全國人代會上有一個發言，談到要通過立法來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趙紫陽認為，光靠立法不行，關鍵是要解決黨中央的領導制度問題。信送上去後，沒有回音，他也沒有再問。
趙紫陽說，在「民主生活會」上，大家都批評胡耀邦。他當然也得批評。他講了胡為人寬厚，可以吵架不記仇，好共事。但也有弱點，喜歡標新立異。喜歡一鳴驚人，不受組織約束。「現在老人還在你就這樣，將來氣候變了你的權威更高了，可能成為大問題。人再好，也會發生變化。史達林，毛澤東這麼偉大的人物，也出了問題。我過去也想過，雖然我們現在合作得很好，將來到了這種情況能否合作好，就很難說了。早在1984年我給小平寫過一封這樣的信。」
趙紫陽說：「在『生活會』上的發言中，我沒有說信的內容。有可能別人理解我當時發言的內容就是信的內容。吳江的《十年的路》中說薄一波在生活會上念了這封信，這不符合事實。如果真的念了，也就不會出現這種誤會了。」趙紫陽對本書作者說：
吳江的《十年的路》我看過，再版了也聽說過。他的書我很不高興。評價好壞無所謂，但事實不對。他說1984年我給鄧寫過信，告了耀邦的狀。沒這麼回事。我是寫過信，但信中根本沒有講耀邦。我不認識吳江。聽說他很嚴謹，是個學者。不知道他這個材料是從哪裡來的。分析評價無所謂，重要的事實不能編造。這一點我對他不大諒解。我在這個處境下他編造更不該。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開說清楚。他又是耀邦周圍的人，他說的話有影響。我那封信是靈機一動寫的。陳俊生在人大會上有個發言，談到長治久安問題，這就引起了我的動機，就寫了這封信。信中說要實現長治久安，需要解決黨中央的領導制度問題，政治局及中央常委的領導制度問題。要建立制度，不因人的變動而變動。真正在中央領導集團實行民主集中制。
趙紫陽對《十年的路》的意見不僅是對我一個人說過。1995年12月，就在我訪問他以後不久，他同孫長江也談了同樣的意見。孫長江是吳江的中央黨校的同事，同是胡耀邦周圍的人。孫長江對本書作者說，為此他專門找過吳江。孫長江對吳江說：胡、趙當然有矛盾，但這些矛盾是正常的工作矛盾，是黨政矛盾；他們兩人都是中國改革派的領袖人物，不應在他們兩者之間分是非；趙後來政治表現很好。
他在「六四」中的表現是有目共睹的。建議他在《十年的路》再版時刪掉「胡耀邦突然辭職下台，趙紫陽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這方面的內容。吳江堅持自己的意見，說孫長江「太天真」。在《十年的路》再版時沒有刪除這方面的內容。
1998年3月5日，我到前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家，向他談起趙紫陽這封信和趙紫陽同我談話的內容。他說：
吳江說趙紫陽告胡耀邦的狀，趙紫陽說這封信沒有提到胡耀邦。
他們兩人各有各的理。我的看法是，這封信即使沒有寫胡耀邦，也說明他們兩人不是很團結的。你寫這麼一封信，講的是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這麼重大的問題，作為總理，你為什麼不同總書記探討？為什麼不以你們兩人的名義向鄧提建議？如果兩個人取得共識後再向鄧建議不是效果更好嗎？為什麼不兩人聯合寫信？兩人聯合寫信不是更有力嗎？據我的經驗，胡耀邦是可以交心的人。可你寫信在胡耀邦那裡連招呼也沒有打。在批胡耀邦的生活會上薄一波講出這件事胡耀邦才知道，當時他吃了一驚。
黨政一把手要團結無間。一方就重大問題寫信不讓另一方知道說明「有間」，有一條縫。上面有一條縫，下面就會有一條溝。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人都是改革派。有這兩個人國家就很好。如果團結無間，就好了。鄧小平接到趙這封信後，應當把胡、趙兩人找來做團結的工作。或把趙找來問：「你為什麼單獨寫信？」可惜這樣的工作沒有做。
胡耀邦當總書記時沒有開過常委會（確切地說是很少開常委會），這算什麼集體領導？常委會難開。為什麼難開？這當然與鄧小平和陳雲有關。
任仲夷說他們兩人不是「團結無間」，這是符合實際的。他們是「有間」的。這個「間」被保守派利用了，這是造成中國改革的悲劇的原因之一。如果他們真是團結無間，兩人連手頂住壓力，中國改革的歷史也許是另一個樣子。
趙紫陽對本書作者說，在改革的問題上他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他們的意見不一致，那是在1983年，胡作了一個報告，講「包」字進城，把農村承包簡單地搬到城裡來，結果商店搞承包，賣家用電器的獎金很多，賣針頭線腦的拿不到獎金。趙制止了。
趙認為城市經濟比農村複雜，要慎重。當時的「包」字進城和後來的承包製是兩回事。除這件事外，在經濟改革方面他們意見是一致的，但在經濟發展問題上，他們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是發展速度問題。
趙主張指標低一點，讓下面去超，更主動。
胡和趙有著不同的經歷，不同的思維方式，兩人的性格也不同。
胡在中央工作的時間長，趙在地方工作的時間長。胡讀書多，同知識分子比較接近；趙實際經驗比較豐富，和知識分子的關係沒有胡那麼近。趙很實際，胡有一點理想主義色彩，所以趙認為胡「沒有當過家」。趙有城府，有權謀；胡城府不深，權謀較少。趙善於保護自己（除非他認為值得作出犧牲的時候），胡不會。趙主持國務院，胡主持中共中央，黨政矛盾，在他們兩人身上也自然會有表現。在經濟工作上，由於職務關係，趙自然地和陳雲陣線有些共同的看法。至於趙是不是想取代胡的位置，趙曾向本書作者極力否認。即使對趙持不同看法的吳江和阮銘，也沒有舉出足夠的事實證明趙想取代胡。
1983年春天倒胡，可以說是陳雲陣線利用了胡趙的「間」，連手批了胡。但他們批胡的目的不同，趙只是陳述工作之間的分歧，而陳是想把胡換下來。最後是鄧保了胡。
在對待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胡趙也有不同。趙紫陽在四川省委書記的任上，就提出過「政治上反右，經濟上反左」的說法（「六四」以後他才放棄這個觀點）。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中，凡涉及經濟改革的，趙堅決頂住（如秦柳方的信）。但是，在文藝、思想等非經濟領域的反自由化，他沒有和胡耀邦聯起手來抗爭。在思想領域，胡耀邦獨自頂住左派的壓力。因此，老人們也許有誤會，以為趙真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所以1986年政治改革的設計，不讓總書記胡耀邦主持，反而讓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主持，這說明老人對趙的信任超過了胡。直到1989年春，上海市委倒趙時，鄧保了他，還準備把軍委主席讓給趙紫陽。當然，這是後來的事。
鄧小平搞「新權威主義」（只是不用這種說法），政治改革只限於提高辦事效率，精簡機構，改進作風，克服官僚主義，目的是把生產搞上去，不能讓「翻兩番」的目標落空。當然，他也提出過黨政分開，但在總的體制不變的情況下，「黨政分開」只能是一句空話。趙紫陽也知道效率的重要，但比鄧看得更遠一些，他著眼於國家的長治久安——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與人之間的良好關係，從根本上剷除再搞文化大革命的土壤。趙紫陽接受了政治改革設計的任務以後不久，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初步設想，鄧小平同意，但叮囑了一句：「不要搞西方的三權分立。」這還是「新權威主義」的另一種說法。這句話趙紫陽當時不得不聽。
對於政治體制改革這樣一件重大而複雜的政治社會工程，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人並沒有協同起來。1986年10月鄧小平發表政治改革的講話以後，說政治體制改革由趙紫陽具體負責，要求在1987年7月以前寫出一個文件，講明改革的目標、方法、步驟等，經過討論後逐步實行。趙紫陽立即設置了在他領導下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機構，由他的秘書鮑彤負責，還調集了一批年青人參與其事。
但在當時的情況下，趙紫陽和鮑彤不可能跳出「新權威主義」的框框。「新權威主義」是中央研究室吳稼祥等人提出來的，知識界一直持批判態度。鄧小平心裡是贊成「新權威主義」的，但說不要用這個提法，只照這麼做就行了。他同趙紫陽談了他對新權威主義的看法。
不過，在趙的思想深處，卻有更開放的想法。但這些想法也無法表達，只好開一系列研討會，讓學者們去說。
然而，這麼多研討會造了過多的輿論，社會上以為政治改革馬上就要開始了，但又不知道如何開始。保守派冷眼旁觀，收集材料，準備一戰；改革者不知就裡，無從下手。胡耀邦對趙紫陽的這種作法提出了批評。1986年9月28日，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談到政治體制改革時指出：
現在議論紛紛，許多議論並沒有講在點子上。這個那個研究單位，寫文章一寫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論信口開河。他們往往抓住一個什麼外來學說，就洋洋數千言、數萬言，把西方民主說得天花亂墜，離開了中國實際。當然，這裡我只是同你們通通氣，並不是要批評什麼人。
按書記處分工，這件事由趙紫陽同志負責，用大約一年的時間將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計明年五、六月或七月初可以擬出一個文件，但是我們黨委要注意，不要讓那些人到處造空氣，造風潮，搞得人心不安。（吳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香港，1995，第209頁）
胡耀邦為什麼要說這樣的話？我同當年在胡耀邦身邊的人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認為，胡耀邦思想雖然解放，但認為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工程，必須慎重行事。這麼多研討會把政治改革的空氣造得過高，而政治改革的實際步子還不可能邁開。輿論和現實的矛盾，必然造成很大的社會風險。作為黨的總書記，不管是不是分管政治改革，胡耀邦勢必要承擔風險，他不得不指出這種風險的存在，壓縮一下虛張的空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