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飛速崛起，成為統治者甚至被統治者的共同驕傲，也成為一個對傳統經濟學、非傳統經濟學乃至任何經濟學的巨大挑戰。即便是最激烈的持不同意見人士，也不得不承認這一「改革開放」所造成的宏偉「政績」，而只能尷尬地在「但是」後面做文章。無論在公開或私下場合，我從來不敢對這一「中國奇蹟」苟同。任何一個具有正常思維與常識的成年人，都會對這個奇妙的「千年盛世」問一個為什麼。（自然，他必須還葆有提出問題的能力。）——是社會制度先進嗎？是科技教育領先全球嗎？一概不是。
可以簡單而不失深刻地說：「中國奇蹟」並非任何一種經濟活動，因之也並非任何一種經濟學可以解釋，因為它完全溢出了經濟範疇，而是一場這個星球歷史上從未見過的大規模搶劫。
搶劫的核心點，在於資源與環境。
本文試圖簡略地勾畫出其大項。其中最大一項，即是對土地資源的掠奪和變賣。
第二大經濟體：錢從何而來？
目下，媒體稱中國GDP總量僅次於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購買力計算，甚至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儘管這類紙上遊戲可信度不高，但無論如何，中國政府已是世界上最有錢的政府，應該真實不虛的了。其財政收入已經超過美國、英國之總合，更遠遠超過希特勒德國和前蘇聯。即便扣除印鈔機的貢獻，這巨量的人民幣、美元、歐元和黃金是一種結結實實的物質的存在。
這些錢從何而來？
去查一查各級政府的帳本就知道了：倒賣土地——賣地收入高達財政收入的一半或以上。（最高的數字是佔年財政收入的71.68%。）然後才是產業——以盜賣土地為源頭而拉動的房地產，再由房地產拉動的鋼鐵、水泥、製造、能源、運輸等。其關鍵詞仍然是「土地」。
譬如：
2011年全國賣地收入3.15萬億；
2012年2.7萬億；
2013年4.1萬億；
2014年4.2萬億；
2015年預計近4萬億。
按官方的帳薄，這5年賣地收入加起來高達18萬億。
土地制度沿革：從暴力土改到讓步政策
中共建政前後的「土改」，依仗暴力把土地從最善於經營的富裕農民手中奪走，分給鄉村貧民，以誘使他們參與中共革命。1949年1月31日，史大林派米高揚在西柏坡同毛舉行了一周秘密會談。在談及土地政策時，米高揚委婉地表示，把沒收來的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又分給農民太可惜了。按照馬列主義觀點，集中起來搞集體農莊才好。毛的解釋是：農民分到了土地才會真正感到翻身解放，才會踴躍參軍參戰。我們就是因爲有兩百萬農民參軍，幾百萬農民支援前線，才取得了今天的勝利，才有可能奪取最後的勝利。毛澤東有一句名言：「我們把土地分給農民，農民幫我們打了二十年仗。」
所謂「共產主義」、「共產黨」，就是要剝奪私有產權，消滅市民社會。深諳統治術的毛澤東早在延安窯洞中就透徹地洞悉了這個秘密：「有財産就有個性，有自由，有獨立，有人格，沒有財産就沒有這一切。」（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編印：《毛澤東思想萬歲》，第256頁，《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的講話》）米高揚完全沒有必要提醒他。
全國「土改」結束於1953年。接下來，莊稼還沒收第三茬，「合作化運動」開始，然後又一日千里地推行「公社化運動」，土地國有，土地又從農民手中收走，成為黨國所有。從此，中國農民淪為沒有土地、耕牛、馬匹、犁鏵，因之也沒有個性，沒有自由，沒有獨立，沒有人格的農奴。
在農民的持續怠工和反抗下，毛逝世之後的中共領導集團作出某些讓步，開始在全國推行承包製，農民獲得了土地的使用權和部分人身自由，並由此而迎來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這是發生於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事情。
被掠走了土地的中國農民歡欣鼓舞，張開懷抱迎接「改革開放」的偉大新時代，只有極少數頭腦清晰者看懂了這是一個經濟怪胎。
「這種土地制度的産生……實際上是權衡各種利益的結果。土地使用權的私有化滿足了農民佔有土地、佔有土地出産物的欲望，大大激發了他們的勞動積極性。土地所有權的繼續集體所有符合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傳統理解。對土地使用權的平均主義分配又迎合了農民的傳統意識。所以這種土地制度的成功之處，或者說它的不成功之處，是在不觸動土地集體所有權、缺乏産權保障和不存在土地市場的制度環境下，和平地完成了土地在農戶中的重新配置。……
保留土地的集體所有，也使大陸農村保留了以前農業生産合作化的某些制度要素，這自然減少了黨內、政府內一部分人對責任制的激烈反對。」（美籍華裔經濟學家文貫中1994）
曾廣泛參與過中國、前蘇聯和東歐經濟改革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著名農業經濟學家蓋爾•約漢遜（D.Gall Johnson）教授直截了當地指出：「簡單地說，……改革並未改變農地的所有權。到底誰擁有土地的問題，至今仍如公社時期一樣含煳不清。假如有人問起土地的所有權歸誰，他會得到許多不同的答桉——國家、生産隊或村。在這個重要問題上的模煳之所以能夠維持至今，主要是因爲這樣做符合幹部的利益。很明顯，清晰地定義土地的産權將會大大限制各級幹部任意干預的權威——不管他們是村、鄉、縣、省一級還是中央一級的。」
在這裡，文貫中與詹森兩位教授以及任何經濟學家都未能注意到一個已經開始蔓延的可怕的災難：土地產權的模煳化以及使用權和所有權之「兩權分離」這種「權宜之計」，開通了中共政府及其官員大規模侵占土地的道路。
深圳官員的發現：把土地變成黃金
春江水暖鴨先知。
就在推行「土地承包製」同時，也就是七、八十年代之交，深圳發生了一件具有標誌性的「土地」事件。關鍵性的人物是當時深圳房管局副局長、後來中國大陸第一家房地產公司——深房集團的創辦者。
在深圳設市之初，駱錦星受命在一年之內建成240套房子，作為科級以上幹部的宿舍。但政府沒有錢，讓他自己去找辦法。駱錦星從一些香港友人處得知：在香港，土地就是黃金。在禁止土地買賣的中國，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提示。——直接的思路就是賣地。但憲法條文阻止了這條「平地揭餅」「空手套白狼」的生財之路：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侵占、買賣、出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駱錦星去找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任仲夷「要政策」，任仲夷讓他學會走「邊沿政策」，自己去找理論依據。駱錦星在朝鮮當自願軍時學過政治經濟學，記得《列寧選集》有記載：蘇聯在經濟最困難時期曾經把土地租了出去。這時候又適時地出現了另一位關鍵性人物：港商劉天。駱錦星到市政府研究如何變通，市政府的人說：「你來得正好，港商劉天就在裡面，這個傢伙膽子大，和你談最好。」劉天確實膽大，明知違法還敢干。說「我出錢你出地，建房子在香港賣，賣的錢我們分。我知道你們困難，賺的錢你七我三。」駱錦星對香港行情略有所知，便跟劉天討價還價，劉立即讓到八二開，駱提出85/15分成，對方爽快認可。這個分成比例，顯示了土地的驚人價值。
1980年初，駱錦星成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家房地產公司。同時以政府的名義收取「土地使用費」，並推動全國人大立法加以追認。
駱錦星總結道：「就這樣，我們把土地變成了黃金」。說得更準確一點：深圳官員發現了一個秘密：土地是黃金，並找到了繞過意識形態和憲法把這黃金兌現的方法。由於政府對土地的不講道理、不受監督的超級壟斷，中華民族最大的一筆財產開始化為黨、政府及其官員的私產。
哄搶土地：官府街與空心村
在深圳政府率先「出讓」公有土地之後，稍遲一些，從八、九十年代之交開始，中國形成過三次官員大建私房的浪潮。每省官員所建私房一般爲兩三萬戶，多的在七八萬戶以上。房子檔次較高，不是黨政官員憑工資收入就能蓋起來的。甚至在一些貧困地區的縣城，也同樣出現了民衆稱之爲「官府街」的成片幹部私房，與一般簡陋民房形成鮮明對比。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不准幹部蓋私房，但屢禁不止。但官員們做好動工前的各種準備，一旦有人帶頭衝破禁令便大干快上，轉眼之間就形成大建「官府街」之熱潮。
同樣是從八、九十年代之交開始，中國農民也掀起了佔用耕地大建新房的全國性浪潮。這就又出現了一個新詞彙——「空心村」，即在原有的村莊周圍大興土木，另建新村，舊村的房屋任其閒置亦不拆宅還田。其原因，既可能是受「官府街」之啟發，也可能完全是自發。雖然土地承包製拒不放棄土地所有權公有，但畢竟有所鬆動，把所有權的一個子權利——使用權還給了農民。那麼，有誰不願意借承包（即經營使用權）之名，在公有的土地上蠶食下來一塊屬於私人的宅基地呢？新佔的宅基地上蓋了新房，但舊房不拆，因為那是一塊傳統上屬於自己的、已經到手的土地。因此之故，實行這種「灰色」土地制度的頭幾年，農民建房勢不可擋，如春風野火，瞬間席捲全國，其數量竟等於1949年建政以來三十多年之總和，其佔用的耕地，至1990年已達到2.42億畝。
深圳政府「出讓」公有土地和「官府街」、「空心村」席捲全國，在時間上一概在全面推行土地承包製之後。這其中的因果關係不言自明，都是在土地制度鬆動之後，政府、官員與農民不約而同地哄搶土地。但是，政府迅即制止了民間的帶有恢復正義色彩的哄搶，而把土地變成了自己武裝守衛的金庫。
八九民運失敗：瘋狂圈地開始
同樣在八、九十年之交，1989年發生了一件深刻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大事——以「反官倒、反腐敗」為口號的全國性民主運動。所謂「官倒」、「腐敗」，其來源就是「價格雙軌制」。跟「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樣，這個「雙軌制」也不是經濟運動的自然結果，而是一種人為的制度設計。其思路是這樣的：既不能堅持原教旨的政府控制經濟，因為必將導致經濟崩潰，是死路一條；又恐懼市場調控的商品經濟，因為共產黨將會失去權力，是絕不允許的；剩下的，只能是一條中間道路，即在堅持統治權力的前提下，部分引進市場機制。不管是不是經濟學家，都能看出這必然造成普遍性的腐敗。果不其然，「雙軌制」立竿見影式地產生大規模社會腐敗，並引發了席捲全國的89民運。政府當局對民主運動的血腥鎮壓，以及隨後東歐、蘇聯相繼垮台，使中共統治的合法性遭到普遍性懷疑。鄧小平的對策是繼續硬幹下去，以刺激經濟發展來緩和民憤，以錢來換取統治合法性，其口號是「堅持改革開放」。他在南巡講話中毫不隱諱地說：「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這個關我們闖不過，闖不過就亂，亂就打內戰，『文化大革命』就是內戰。為什麼『六•四』以後我們的國家能夠很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在這個講話之後，土地制度方面的「繼續改革開放」就是土地審批權下放，到處瘋狂圈地，房地產業井噴式發展。全國房地產公司從過去的3千多家暴增到1992年底的1.2萬家，再繼續暴漲到1993年底的3萬家，是兩年前的10倍。
——「官府街」與「空心村」這種自髮式的耕地流失，現在匯入了新的狂熱的動力。
最後一個扭轉國運的機會：政治局內激烈鬥爭
還有一個重要的標誌性事件。
1993年春，在一次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著名的改革派、主管農業的副總理田紀雲堅持要求會議討論原訂議題之外的農業問題。田紀雲大聲疾呼：農業的嚴重局面刻不容緩，這次會議上非討論不可。執政黨的會議如果總是象這樣一次又一次地以人事問題爲唯一重要內容，而不以國計民生爲頭等大事，總有一天政權會出現危機。在萬里、喬石和李瑞環等的支援下，會議臨時改變議題。田紀雲列舉了種種農村危機之後，提出了一整套方桉，其中最重要的是得到數名省級領導贊成的「在農村逐步落實已承包土地歸己所有」的方桉。田紀雲認爲：過去寫進憲法的關於土地方面的有關規定已經産生了無窮的社會弊端。田紀雲的建議有兩條：第一、向農民宣布他們各自承包的土地從此在法律上歸私人所有，農民則向國家繳納土地稅；第二、尚未分配承包的荒地、山嶺、灘涂等，可宣布收歸爲三級國有（國家、省、縣），今後的開發者須依法向政府購買或訂立承包合同。
田紀雲的彙報還沒結束，已經忍無可忍的左派元老宋平和姚依林便打斷他的話，指責這種建議是要「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
這時，首先支持鳳陽小崗村「秘密承包」的改革派萬里支持了田紀雲，他說：我在國務院工作時下面就有同志提這樣的建議。另外，還有地方幹部建議是否可以採取動員農民出錢購買他們已經承包的土地，這樣至少可以爲國家和地方財政增加一大筆收入。我建議在農民中搞一個調查。沒想到大多數農民並不贊成。他們說：共產黨打天下的時候向我們許諾窮人可以得到土地，土改的時候我們倒是分了土地，但一個合作化，又都收回去了，號稱是集體所有。可現在，又要把土地賣給我們，這土地原來就是我們的，憑什麼要賣給我們？萬里建議學習西方國家的做法，佔有土地者，無論個人或企業，每年都要給國家繳納土地稅和所得稅。這樣就理順了。姚依林和宋平反對萬里的意見，甚至最後說到「共產黨的政治局會議不能被你們當成宣傳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場所」。
在這場中共黨內罕見的劇烈爭論中，江澤民李鵬不表示任何態度。最後喬石表態說：黨內會議提倡有批評意見，但批評應該以理服人，不能亂扣帽子，不能用「無限上綱」的手段對待提出自己建議的同志。最後的結果是，田紀雲土地私有化的提議被擱置，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江澤民李鵬堅持了所謂的「土地公有制」。——二十年過去，我們眼睜睜地看見這個產權模煳的土地制度一步步蛻變為「官員搶劫制」。
如果實行了田紀雲的變法，如果中國的土地有了具體的有血有肉的主人和守護者，今天就不會有對土地的瘋狂搶劫，不會有官員的腐爛、暴富，不會有劇烈的社會對抗，不會有環境的急劇惡化以及無可逃遁的環境、資源、經濟、道德總崩潰。現在看來，那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最後一個扭轉國運的機會。遺憾的是，在每一個十字路口，中國一定會準確無誤地選擇最壞的道路。
衛星圖片四進中南海：認知溷亂的最高層
我無法確定鄧小平、江澤民和李鵬是否已經意識到斷然拒絕土地私有化（民有化）為中國（並中共）打開了通往毀滅之門。因為就在那次政治局會議之後，他們還試圖控制土地「流失」。他們多半是沿襲共產老路，尚未醒悟土地「流失」的真正秘密：哄搶黃金。
耕地大量「流失」，歷來是令中央政府大感頭痛的問題。國家土地局作為最高監管部門，覺察到耕地大量流失的情況，但礙於獲利者層層隱瞞，無法查清真實數據。從八十年代中期算起，中央政府部門至少進行了長達十年的努力，仍然理不清這團亂麻。1995年8月，總理李鵬在聽取「模煳」匯報時，突然想起他有一次從飛機上看到大量土地閒置的情況，便親自調撥了直升飛機，要土地局官員從空中去調查。這位一直被民間諷刺為智商過低的總理，這次終於找到了一個繞過自己手下龐大官僚機構的妙方。
檢查組從飛機上輕而易舉地看到了大片閒置撂荒的（圈佔的）土地，「空心村」大量存在，村邊空地面積超過村莊等等。但照片清晰度不夠，也無法定位定量，更不能反映全局。於是，國家土地局向中科院購買了衛星數據，聯合幾所高校，開始製作17個城市的監測圖。
這些衛星照片一做出來，國家土地局上上下下大吃一驚——耕地的損失大大超過統計數字，城市的發展盲目而不合理，閒置撂荒的土地也大大超過統計和地面監測的數據……衛星照片明白地告訴人們：近年來，我國城市的盲目擴展和耕地的快速減少，呈現了一種可怕的趨勢。國家土地局決定將這個監測成果向中央領導同志匯報。
1996年歲末，衛星照片兩次進入中南海，得到了級別越來越高的重視。
1997年1月8日，江澤民提出要看更大的照片。於是，17張衛星圖片被抬進中南海會場。這是國家土地局利用美國的一顆資源衛星TM於1987、1991、1995年三個時間段的監測結果所製作的大型展板，直觀形象地顯示了17個城市及其周邊地區侵占耕地的規模和速度。TM衛星的解析度是30米乘30米，任何一小塊土地所發生的變化都逃不出它的監視。2月18日，衛星圖片第4次進入中南海。嚴峻局勢終于震動了高層，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議立即作出決定，用世界上最嚴厲的措施來保護耕地。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中共中央、國務院以及國家土地局發出一系列緊急「紅頭文件」：非農業建設項目占用耕地立即凍結，並從嚴控制15年。百萬人以上城市建設用地（特別是耕地）原則上不予批准，五十萬人以上城市建設用地從嚴控制。還設立了「違法占地舉報電話」，向全國公布了電話號碼。
從這種緊急處置的急迫來看，直到鄧小平死後，中共最高層還沒有透徹理解「出讓」、「批租」及房地產瘋狂背後的真實意義。他們實行著矛盾的政策：一面下放土地審批權，放縱「圈地」與房地產瘋狂，一面又收緊土地政策，試圖用「世界上最嚴厲的措施」禁止「土地流失」。但是，「土地即黃金」的再次發現，使他們習慣性的意識形態的管制迅速消解於無形。
在歷史急轉直下的當時，從上到下，大約沒有多少人意識到這一秘密。無論土地的批租者、劃撥者、倒賣者、建房以謀暴利者，都與「官府街」與「空心村」的創造者一樣，最初是憑著直覺行事。但是他們很快都會明白隱藏在土地背後的重大統治秘密，而開始迅速行動。只是在多年之後，被掠奪者終於過遲地意識到一個慘痛事實：八九之前是偷，八九之後是搶。不是傳統的搶財貨、搶銀行，而是搶財富之中的財富——土地。
中國經濟奇蹟的核心秘密：變賣土地
土地是一筆難以想像的巨大財富。壟斷土地及其買賣，遂使中國政府成為世界上最富有、最奢華的政府。前重慶市長黃奇帆先生自我表白說：「我們（重慶政府）十年花了六千億。怎麼能做到債務不高呢？我的奧妙就是土地儲備。我2002年剛到重慶就儲備了40多萬畝地，這十年用了20萬畝，每畝地賺200萬，這就四千億。」黃奇帆這不算什麼，據統計，2013年北京賣地的收入已達664億元，遠超重慶。有人計算，如果把北京的地皮全部變賣，總價為134萬億人民幣，美國2012年的GDP是16.3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00萬億，也就是說，美國一年的總產值不及北京土地的市值。（換言之，北京地皮價值超過全球GDP總值的1/5。）當然北京不可能賣這麼多地，但全國所有省、市、縣都在賣地，如果貪官污吏們沒有把大部分揮霍掉、黑掉，這該是多大的一筆財富呢？
政府對土地的瘋狂搶奪，是房地產業的瘋狂崛起的基本條件。
官員們又有令人欣喜若狂的不可思議的發現：生產的另一要素——需求——早已構成經濟史上罕見的超級積蓄，在那裡等候他們30多年了。——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開始，城市居民已經不存在私有房產，社會主義改造使得他們最終變得上無片瓦，下無立錐。房地產業不是凋敝，而是徹底剷除。取而代之的計劃經濟壓榨著居住空間，兩對夫婦共居一室和「三代同堂」的現象屢見不鮮。可以這樣說：沒有數十年對私房擁有及建造的限令就不可能積累起世所罕見的巨量需求。而這種規模和數量級的需求，是任何一個供求大體平衡的正常發展的國家不可能具有的。好了，現在有了幾乎無限制的土地供給，又有了曠世罕見的房屋需求。——有了土地和需求這兩隻翅膀，不用說經濟，就連一頭豬一匹驢一張桌子也會起飛的！
接下來，瘋狂的房地產就像火車頭一樣，拉動了瘋狂的鋼鐵、水泥、能源、建材、有色金屬、運輸、機械製造、……一言以蔽之：拉動了整個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
——沒有瘋狂的房地產業，就沒有所謂的「中國特色」、「第二大經濟體」和「千年盛世」。
既然產生這巨量財富的原始資本來源於對國民土地、房屋的剝奪，民眾理所當然地應該分享其紅利。換句話說，稍有良知的統治者都會對兩代中國人災難性的生存狀態做出相當的補償。但是不，錢硬是被政府拿走了，民眾得到的，不過是政府指縫裡遺漏下來的金末兒。就是這一星半點的金末兒，已經使被欺騙的民眾做起了「中國夢」。
深圳駱錦星總結道：「就這樣，我們把土地變成了黃金」。其實不止於此，他們不僅從民眾手中搶奪土地，還壟斷了轉手倒賣的價格。商品房用地只有政府有權「徵收」，因此可以把價格壓得極低，搶了農民。再由政府以百倍甚至千倍的價格賣給開發商，造成過於高昂的房價，又搶了城市居民。
馬克思曾說，「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家就會大膽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死的危險。」中國今日之現實，遠遠超出了馬克思最大膽誇張的想像。資本家不過是以本牟利，中國各級政府是無本萬利，明搶，「空手套白狼」。但他們無須冒「絞死的危險」，他們自己就是法律的化身。
他們終於有了清醒的自我意識：自己和自己所依附的那個黨，是歷史上最為兇悍貪婪的匪盜和搶劫集團。
手中握有暴力的「趙家人」用「圈地」「圈水」「強拆」搶劫了百代祖先開拓、保衛並留給中華子孫的最寶貴的遺產——國土。
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敢於如此明目張胆地反覆洗劫本國的人民！
遲來的覺醒：土地所有權
原有的主人——農民——始終在為奪回土地所有權而抗爭。
其中最為漫長而悲壯的，是30萬黃河三門峽水庫移民返回家園，收回故土的鬥爭。這個故事首見於作家冷峻所著長篇報導文學《黃河的棄民》（香港《開放》月刊，1996年8、9、10、11期）。梗概如下：上世紀五十年代，因修建黃河三門峽水庫，政府把30萬農民從他們祖居的80萬畝土地上驅離。在惡劣的自然條件和大饑荒的夾擊下，移民們大批餓死，倖存者一貧如洗。然而，水庫很快被淤成廢庫，強行騰空的土地並沒有被淹沒。當移民們聞訊返回故鄉時，土地已被機關、廠礦、學校、軍隊等各種國家機構瓜分。回歸的農民遭到政府方面的層層阻擋刁難甚至鎮壓。從1956年至1986年，在長達30年的時間裡，黃河移民歷經十七次返庫風波、三次返庫大潮，表達了他們奪回土地的不屈意志。
1984年春，規模最大曆時最長的一次返庫運動爆發了。這是一場真正的農民起義。四大農民領袖各自重新組建了自己移民大軍，其建構一般包括由總部、常委班子和基層指揮部構成的指揮系統，由知識青年爲主體的參謀系統，觸角一直延伸到省城、專區、縣城的龐大的情報系統，起草文告散發傳單的宣傳系統和由精壯青年所組成的總部衛隊。他們召開了總指揮部聯席會議，劃分了勢力範圍，議定了統一行動的日期。在預訂的日子裡，八縣上百個鄉的安置區僅剩下老幼看家，青壯男女全部開赴庫區。這一次，返庫的移民不僅僅搶種土地，搶佔房屋，而是從一開始就著手建立秩序。他們規劃街道，劃分宅地，打井壘牆，分田承包，一切有條不紊，秩序井然。當局仍然沿襲鎮壓的老套路，動員了全渭南地區九縣的人力物力，企圖以人海戰術，驅逐移民。但是，在組織嚴密、有備而來的「起義軍」面前，一切軟硬戰術都無法奏效。雙方從1984年秋一直相持到次年春天，事件終於「通了天」：中央大員胡啓立和田紀雲主持召開會議，決定從國營農場和軍隊農場佔用的50萬畝土地中劃出30萬畝安置生活特別困難的移民。黃河移民奪回土地的正義之舉終於獲得遲到的承認。
從1986年到2006年，又是20年過去，黃河移民莊嚴地向全國人民宣告「收回土地所有權」：
一，我們各戶對現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體總共15萬畝土地擁有永遠所有權。土地歸我們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們有權利使用、出租、繼承，如果什麼人想要開發、租用、或占用，請直接與我們交涉。
二，我們各戶對國務院劃撥歸農民的，且長期被各級官員侵占私分的15萬畝土地，也擁有永遠所有權。我們將組織起來直接按農民平均畝數劃歸各戶永久占有，結束各級官員多年來的非法占有私分行為。」
他們根本不理會一切無良知識分子和御用經濟學者的種種貌似深刻的詭辯，直截了當地宣布：「我們摒棄土地的原『村集體』占有形式。這種土地形式不能保證農民對土地的永久權利，……無法阻止官員和黑勢力對土地和其他農民利益的非法侵占。」
緊接其後，次年，2007年，江蘇宜興省莊村250戶農民向全國公告土地所有權：
改革開放以來，有了『村集體所有』、『承包經營』的新名詞。但我們農民從來認為，不管叫什麼名詞，土地還是我們農民的地，是供我們世世代代住居、耕作和發展的。新政府應該象過去的舊官府一樣對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利承擔保護的責任……
現在我們省莊村全體農民按照天理、按照歷史和我們現在對土地的實地占用情況，向全國貼出公告。
一、我們省莊村的全部宅基地歸全村各戶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歸全體村民平均永久所有。這些土地曾歸我們的世代祖先所有，現在歸我們和我們將來的世代子孫所有。
二、除非經我們全體農民共同同意，並按照國家相關法律辦理手續，任何拆遷和侵占土地的行為都是非法的，我們永遠不予承認。
同樣在2007年，黑龍江省富錦市東南崗村等72村4萬農民向全國宣布擁有土地所有權：
農民各戶對土地的所有權利包括使用權、收益權、繼承權、處分權，以及政府或開發商要開發時的談判同意權和要價權。
由於長期以來的所謂集體所有實際上架空了農民作為土地主人的權利，富錦市各級官員和豪強以國家名義、以集體名義不斷大肆侵占和私分農民土地，成了實際的「地主」，農民作為土地的主人卻被迫成為租種「地主」土地的農奴。我們共同決定改變這種土地占有形式，通過土地的農民家庭所有和農民個人所有真正落實和保障農民土地主人的地位。
……我們農民受夠了被掠奪，被欺壓，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命運。現在我們認為農民只有自己直接實踐權利，農民才能擁有權利，農民的人權才會提高。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是農民最大的人權，真正擁有了土地所有權，我們農民才能安身立命，中國農村才能立身安命，整個國家才能立身安命。
——乾柴已堆滿國土，只等一顆火星。當政者從土地財政中劃出巨款，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暴力「維穩」系統，用無數攝影頭、電腦、進口反恐裝備嚴陣以待，公開宣稱要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撲滅於萌芽階段」。
——這可能嗎？太野蠻，太愚昧無知了！
這不是一篇對「中國奇蹟」的全面論述，僅僅是一個業餘觀察家的粗疏解讀。這裡提供的僅是我長期追蹤觀察中印象深刻的若干歷史關節點和斷片，其間必然存在許多疏漏和空白，談不上完整，更有欠於深刻，不過是一個有待補充的輪廓。囿於我的能力和寫作時間分配，也只能如此了。
本文最後一節有蛇足之嫌。但被剝奪被欺凌者的命運不應被排除在任何經濟描述之外。他們的命運也可以視為另一種「中國奇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