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洪文提審由江青親自下令逮捕的劉松林時，劉松林提出要給毛澤東寫信，而且要由他轉交。王洪文竟答應了下來。不過，王洪文提出一個條件，信不能封口。劉松林把寫給毛澤東的信，當面交給王洪文。他把新轉給了毛澤東。毛澤東讀了劉松林的信，才知道發生了怎麼一回事。他作了指示，說：「娃娃們無罪。」「最高指示」下達之後，劉松林獲釋。
1949年4月，毛澤東與毛岸英、劉松林、李訥、江青在香山（圖源：浙江圖書館）
劉松林，毛澤東的長媳，誰敢把她投進監獄？那是在1986年11月25日，我第一次來到北京劉松林家中拜訪。她知道我來自上海，便說起一樁令她難忘的往事——在「文革」中，1971年10月，她被關進了上海的監獄。我感到非常驚訝。我連聲問她，您怎麼會被關進上海監獄？誰吃了「豹子膽」，竟敢把您關進監獄？聽她細細道來，我這才明白在那荒唐歲月發生的荒唐事……
被關押時雙眼被布蒙住，十五年都不知道是在哪所監獄
我問她，當時關押在上海什麼監獄？她說，不知道，因為當時她被押上汽車之後，雙眼給用黑布蒙了起來，連東南西北都不知道。
我告訴她，由於多次前往上海各監獄採訪，我對上海監獄的情況相當熟悉。她一聽，非常高興地說，如果我有機會出差上海，一定會拜託你尋找當年的關押之所。她很熱情，那天一直談到晚上11時。很巧，那天正值楊開慧的侄孫女孫燕來訪，還談及關於楊開慧的許多往事。
過了20多天，1986年12月16日，我剛出差廣西桂林飛回上海。翌日晚上，從北京出差上海的劉松林，來到我家。那時候，不時興「打的」，她在上海又沒有專車，她竟然是在上海友人陪同下乘坐公共汽車來到我家！
她說，這次她出差上海，希望能夠順便查明在「文革」中她的關押處。
我問她，那個監獄有什麼特點？
她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我被關押在一幢樓房的三樓，窗上安裝了鐵柵，從窗口看出去是一片農田。」
她的這一句話，使我猜出她那時候關押在上海何處。她所說的「窗上安裝了鐵柵」，表明是正規的上海監獄，不是臨時關押的場所；她說的「從窗口看出去是一片農田」，表明是上海郊區的監獄。當時上海各監獄差不多都集中在市區，能夠「從窗口看出去是一片農田」，我馬上斷定，她當時極可能被關押在位於漕河涇的上海少年矯正學校。那是一座老監獄，是從國民黨手中接收下來的，原本叫上海漕河涇監獄。後來改為上海市少年矯正學校。當時，漕河涇一帶屬上海郊區，即上海縣，所以旁邊有農田。
顧名思義，上海少年矯正學校是關押少年犯的，她怎麼會被關押在那裡？在「文革」中，一切都亂套。上海少年矯正學校當時曾經關押了許多老幹部以及文藝界人士。那裡關押過上海市「走資派」陳丕顯、曹荻秋。我在採訪著名音樂家賀綠汀時，他說他當時也被關押在那裡，成了「少年犯」。賀綠汀回憶了一個細節：在關押期間，他到監獄理髮室理髮，發現地上有很多白髮，表明那裡關押的大都是老幹部。
我當即把我的判斷告訴她。
12月18日晚上，我乘坐公共汽車去看望劉松林。劉松林住在上海巨鹿路的空軍招待所，15樓203室。時值嚴冬，屋裡沒有暖氣，她戴著駝色絨線帽，穿著厚厚的咖啡色羽絨滑雪衫。她希望我能夠陪她去上海少年矯正學校實地看一看，「求證」一下。我說，我可以幫助聯繫。
幫助劉松林去上海少管所得到求證
12月19日晚上，劉松林又乘坐公共汽車，第二次到我家。我告訴她，已經與上海少年矯正學校聯繫，明天去他們那裡。劉松林很高興。那天她在我的書房裡，饒有興趣地翻看我所收藏的江青（藍苹）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上百篇報導的剪報以及諸多藍苹劇照。
12月20日，考慮到要走訪監獄，劉松林請空軍招待所派了一輛越野車，駕駛員叫小王。上午，劉松林與小王來到我家，然後我陪她乘越野車來到漕河涇，來到高高的圍牆以及電網包圍之下的上海少年矯正學校。1985年那部在全國產生廣泛影響的電影《少年犯》，就是在這裡拍攝的。當時，上海少年矯正學校里還關押著很多少年犯，所以進門要辦理相關手續。
上海少年矯正學校所長張谷雷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張谷雷所長在上海少年矯正學校工作多年，他根據劉松林所說的從窗口看出去是一片農田，帶著我們來到2號樓，上了三樓。一到三樓，劉松林連聲說：「很像，很像。」她沿著走廊信步往東走，走到盡頭朝北的一間屋子，她自言自語地說：「像是這一間。」
這間囚室當時已經被改作隊長辦公室。劉松林來到窗口，窗上安裝著鐵柵，朝外望去，見到一幢幢新蓋的樓房。
「那裡原先是一片菜地。」張谷雷說。
「這兒原先是──」劉松林指著窗外一片水泥地。
「豬棚！」張谷雷和劉松林幾乎同時說道。
就像做地下工作對上了聯絡暗號似的，劉松林顯得非常興奮。她要找的「『文革』紀念地」終於找到了。
她在那間屋裡走著，看著，陷入痛苦的回憶。她說：「當時，有兩個看守成天坐在我的床前，一日三班，嚴密地監視著我。屋裡開著大燈，夜裡一片雪亮，我睡不好覺。每一回上廁所，看守就緊跟在後邊……」
她還特地去廁所看了看，還是當年的模樣，只是發覺電燈原先裝在門口，如今改成朝里了。
「我們在前幾年改裝的。原先確實裝在門口。」張谷雷說道。
劉松林要我給她拍照。在那間囚室，在大樓前，在大門口，她留下一幀幀「紀念照」。
劉松林說：「這些照片，比任何旅遊照片都珍貴！」
老楊也被捕了
她還告訴我，當時老楊也被捕了。
她所說的老楊，就是她後來的丈夫楊茂之。1990年夏日，筆者在北京採訪了楊茂之。
眾所周知，1950年11月25日，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死於朝鮮戰場。當時毛岸英只有28歲，而與毛岸英新婚不過一年多的劉松林只有20歲。毛澤東生怕劉松林受不了這樣沉重的打擊，瞞了她3年，才把毛岸英的消息告訴她。此後，毛澤東把她當成女兒，勸她再婚，並為她物色對象。
空軍副司令兼空軍學院院長劉震向毛澤東推薦了空軍學院強擊機教研室教員楊茂之，說楊茂之也是從蘇聯留學回來的，而且為人忠厚正派。
毛澤東同意了。
其實，劉松林在蘇聯留學時，曾在一次留蘇學生的集會上，見過楊茂之，只是當時連一句話都沒有說。楊茂之在蘇聯紅旗空軍學院學習。
經毛澤東牽線，劉松林和楊茂之在1962年2月結為伉儷。那時，劉松林從北京大學畢業，分配在工程兵科研部搞技術情報俄文翻譯。
在劉松林和楊茂之舉行婚禮的時候，毛澤東托人交給劉松林三百元人民幣購買禮品。另外，毛澤東還把自己剛剛創作的詞《詠梅》，抄錄了一份，送給他們，作為紀念。
1963年10月，劉松林生下長子，她和楊茂之商量，取名「小英」，以紀念毛岸英。
劉松林說，她對於上海並不陌生，她出生在上海。老楊被捕之後，她不知老楊是否跟她關在同一個監獄中。
劉松林說，她不時從窗口望下去，窗外除了有農田，還有曬被子的地方。她常常倚在窗邊，細細觀看那些被子，極力想從中辨認出哪一床是楊茂之的——因為老楊的被子是她親手縫的。
沒幾天，那窗便被看守用紙頭嚴嚴實實地糊了起來，從此她再也看不到窗外的任何景色……
江青下令逮捕劉松林
「文革」中劉松林在上海究竟是怎樣被投進監獄的呢？劉松林對筆者說起她在「文革」中的經歷……
「文革」剛剛拉開大幕，劉松林便受到猛烈的衝擊。誰發難呢？那便是「文革」的「旗手」、正在中國政治舞台上「露崢嶸」的江青。
那是在1966年7月26日，江青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來到北京大學，在全校師生大會上「點火」。照理，這「點火」，也就是點「文革」之火罷了。可是，江青越講越激動，把進駐北大的工作組組長張承先批判了一通之後，忽地把家裡的事也夾雜在一起進行「揭發」：「再看看張承先的幹部路線，在領導核心中有一個張少華，是中文系五年級學生。她的母親張文秋是一個×××××××××。她自己說是毛主席的兒媳婦，我們根本不承認！……」
張少華和毛岸青是在1959年結婚的。她確確實實是毛澤東的二兒媳婦，而江青卻聲稱「根本不承認」！江青的一番話，馬上就被作為「中央首長講話」印成傳單，撒向全國。
張少華和張文秋聞訊，連夜轉移，以避江青派人追鬥。她們在北京東躲西藏，過著艱難的日子。
禍水馬上殃及劉松林和楊茂之。
楊茂之在和劉松林結婚後，從空軍學院調往空軍部隊，在北京附近的沙河機場當團長。後來，又調往山東高密。「文革」時，老楊已是空軍飛行副師長。可是，老楊竟被看成「不可靠的人」，被「停飛」，停止黨內外一切職務，停職檢查。從此他被剝奪了駕駛戰鷹衝上碧空的權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老楊被調到濟南接受批判，然後又調往江蘇鹽城。
劉松林在北京進不了中南海，處境也很不好，她只得帶著孩子離開北京，前往江蘇鹽城，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可是，江青仍不放過他們。終於，在1971年10月，劉松林和老楊雙雙被捕，被投入獄中。他們成了「反革命」，成了「政治犯」。
江青究竟以什麼藉口逮捕他們的呢？
楊茂之告訴筆者：他自從「停飛」以後，心情很苦悶。後來又得了肝炎。1970年，他在上海住院治療，一住便好久。突然，有一天幾個軍人闖進醫院，把他逮捕。押上汽車，他的兩旁坐著兩個看守，與劉松林被捕時是同一模式。
汽車開了好一陣子，不知到了什麼地方（迄今他還未查清楚），他被押進一間黑房子。
房子裡沒有一扇窗，地上很潮濕，鋪著稻草。幾天之後，才算給了張小木床，晃晃蕩盪的。屋裡點著耀眼的電燈。離他一米處，一直坐著一個看守。門上有觀察孔，門外的看守也隨時監視著屋裡的一舉一動。他的褲帶、鞋帶都被抽掉了，生怕他自殺。原本吃空勤灶的他，如今吃犯人的伙食。
沒多久，進來了兩個軍人，打開牢門，一邊一個挾著他出去。他雙手提著沒有褲帶的褲子，腳下拖著沒有鞋帶的棉鞋。一出門，刺眼的太陽光，使他目眩眼花。他被拖著走向一排平房。走近了，他見到門上寫著綠色的三個字：「提審室」。
進屋之後，老楊見到在一張桌子後邊，坐著好幾個人。其中一個女的，五十多歲，穿便衣。還有三個男的，穿軍裝。他很快認出其中一個男的，臉色鐵青，坐在正中──那是王洪文！
屋子很深，兩個軍人在離桌子幾米遠處，讓他站住，仍一左一右挾持著他，生怕他動手似的。他剛一站定，王洪文便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把桌子茶杯的蓋子都震掉了，茶水灑了出來。王洪文厲聲說道：「楊茂之，你知道你的罪行嗎？你惡毒攻擊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你攻擊敬愛的江青同志，就是攻擊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你必須老實交代你的嚴重問題。」
老楊怒目而視，一聲不吭。
王洪文見他不理不答，繼續高聲訓斥道：「你有什麼了不起的？你的那些話，無非是從你老婆那裡聽來的。告訴你，我把你老婆也抓起來了！你不要抱什麼幻想，你必須集中交代你的罪行──怎麼惡毒攻擊江青同志。你寫出交代，不許交給別人，我派專人來取，嚴防擴散。」
老楊一聽，這才知道劉松林也被捕了。
老楊始終沉默不語。王洪文罵罵咧咧一陣，只得結束了「提審」。
原來老楊這人，早就看不慣江青，而他又心直口快，因此他的話成了「惡毒攻擊」。老楊「最嚴重」的「罪行」，是他在住院期間，聽見別人在議論江青是「偉大的旗手」，一定會成為「接班人」。老楊不以為然地說：「不會的，江青不可能接班。毛主席說過，『不會的，她不行』！」
老楊的話被匯報上去……
毛澤東主席說：「娃娃們無罪」
劉松林被捕後，最初是與老楊關在同一監獄中。但是她並不知道老楊被捕了。
有一回看病時，一位好心的大夫故意慢慢翻動病人登記表，停在老楊那一頁上。劉松林看見楊茂之的名字，吃了一驚，知道了他被捕的消息。
她很想知道老楊關在哪裡。可是，不久她被轉移到另一處監獄──也就是上海漕河涇監獄。她記得，轉移時來了一輛越野車，前座坐著上海造反派頭目戴立清，她坐在後座，兩側各坐著一個押送者。上車之後，她的雙眼被蒙上黑布。
她不明白自己犯了什麼「大罪」。
又是王洪文提審她，追問她怎樣「惡毒攻擊敬愛的江青同志」，她才知道是怎麼回事。
身陷囹圄，她細細尋思，唯一的解救途徑是向毛澤東主席求援！
那句所謂「惡毒攻擊」的話，不是楊茂之創造的，也不是劉松林發明的，而確確實實是毛澤東親口說的。那是劉松林和張少華終於有一天得以見到父親──毛澤東主席時，問道：「聽說，江青要接班，是真的嗎？」
毛澤東哈哈一笑：「不會的，她不行！」
這是劉松林親耳聽見的「最高指示」。回家之後，劉松林興高采烈地把「最高指示」告訴了楊茂之。老楊是個直腸子，心裡存不住話。當別人吹噓江青是「接班人」時，老楊實在忍不住了，說出了那句「最高指示」……江青知道了，唯恐這一「最高指示」在群眾中傳開，於是趕緊把老楊和劉松林關進監獄。
劉松林深知，只有父親毛澤東能夠救她。於是，她想寫信給毛澤東主席。可是，監視人員晝夜盯著她，她怎能悄悄寫信？即便寫成了，怎麼寄出去呢？
左思右想，劉松林忽然心生一計：明人不做暗事，索性公開提出，要給毛澤東主席寫信！寫了信，托誰遞上去呢？就叫王洪文轉上去！她料定王洪文不敢不轉上去，因為她日後總有機會見到父親毛澤東的，一旦說起王洪文扣壓她的信，王洪文擔當不起……
果真，在王洪文提審她時，劉松林提出要給毛澤東主席寫信，而且要由他轉交。王洪文不得不答應下來。不過，王洪文提出一個條件，信不能封口。
劉松林把寫給毛澤東主席的信，當面交給王洪文。
王洪文真的不敢扣壓此信，轉給了毛澤東。
父親毛澤東讀了女兒劉松林的信，才知道發生了怎麼一回事。他作了指示，說：「娃娃們無罪。」
「最高指示」下達之後，江青、王洪文不得不放掉了劉松林和楊茂之。
那時，劉松林已在上海漕河涇監獄被關押了五個月之久。她剛生了老四，在獄中被迫從早上5時起床，一直坐到晚上10時才能躺下睡覺。要用冷水洗衣服，手指都紅腫了。她，一身是病。
劉松林雖然出獄了，卻又進了空四軍的所謂「批林學習班」，成天要寫「揭發」材料。
劉松林質問那個「批林學習班」的頭頭：「我跟林彪反革命集團毫無關係，要我寫什麼『揭發』材料？」
經葉劍英元帥幫助，毛澤東主席同意，劉松林終於得以回北京治病。
粉碎「四人幫」，使劉松林和老楊喜不自禁。1979年，老楊的冤案終於得到徹底平反……
老楊後來也調回北京，1983年起，在空軍學院擔任研究部副部長。
老楊無限感慨地對筆者說：「那十年，倒霉的十年！從『文革』一開始，我就倒霉，就『停飛』。唉，真是一言難盡，一場噩夢……」
老楊還說及，1980年在審判「四人幫」的那些日子裡，他去北京正義路，觀看了開庭的情形。他看到江青、王洪文受審，非常解氣。他說：「他們終於受到了法律的懲罰。」
希望提審當年關押她的戴立清和廖祖康
1986年12月20日那天在上海找到了當年關押的監獄之後，劉松林提出，希望提審當年押她進上海少年矯正學校的戴立清，還有王洪文的機要秘書廖祖康，以了解她當時被捕的詳細情況。
戴立清和廖祖康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戴立清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當上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粉碎「四人幫」之後，被定為「四人幫」在上海的幫派頭目。1982年8月21日，戴立清被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後有關方面說「這些人不宜接觸」，但需要了解什麼問題，可以通過組織，讓監獄方面要求戴立清、廖祖康做出交代。劉松林不便直接與戴立清、廖祖康見面。
離開上海市警局政保處之後，我陪劉松林遊覽上海徐家匯，然後到我家。這是她第三次來我家。我的母親請她在家中吃晚飯，她很高興。她每一回到我家，見到長輩，都很尊敬。
她說，這次上海之行，終於找到了「文革」中關押她的監獄，弄清楚了關押她的來龍去脈，為寫作回憶錄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她告辭之後，就回北京去了。
兩個多月之後——1987年2月14日，劉松林從北京給我來信說，「過年後我還未與政保處聯繫，我想他們也夠忙的，還是往後拖拖再說吧。」
我在收到劉松林的信之後，於1987年2月17日寫了回信，給她寄去在上海少年矯正學校里拍攝的照片。後來，1988年4月5日，我在上海一家勞改工廠採訪了廖祖康。廖祖康詳細談了自己的經歷以及對王洪文的印象，但是關於王洪文審問劉松林的情況，他並不清楚。
1996年5月24日，我在北京看望老楊和劉松林，告訴他們上海少年矯正學校已經被拆遷了，那裡如今建起高高的光大會展中心和海友花園。劉松林慶幸在10年前來到那裡，拍攝了那些珍貴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