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干將戚本禹獲毛澤東賞識後，出任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還擔任毛澤東、江青的秘書。江青經常把戚本禹帶在自己身邊，戚本禹也把江青當作自己母親一樣看待。後來因送一套《紅樓夢》給「第一公主」李訥，江青懷疑戚本禹對李訥有非分之想，要求毛澤東打倒戚本禹。
1966年9月15日，張春橋、江青、周恩來、姚文元、毛澤東、戚本禹、王力、關鋒、穆欣（從左至右）在天安門城樓合影（圖源：浙江圖書館）
「王、關、戚」指的是王力、關鋒和戚本禹三人，他們都是因為其文章得到毛澤東的賞識而被重用，尤其是文革初期。1966年後，王力、關鋒和戚本禹相繼成為《紅旗》副總編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開始踏入他們人生的最高點。陶鑄、劉志堅被打倒後，王力被任命為中央宣傳組組長，關鋒成為總政副主任、「軍委文革小組」副組長，並受林彪委託兼管《解放軍報》，而戚本禹則是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還擔任毛澤東、江青的秘書。他們三人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後發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為「文革」的發動和開展作了大量的輿論宣傳。
武漢「七·二○事件」
1967年下半年發生的「王、關、戚事件」，卻使他們的人生由頂點降到底點，受到「隔離審查」，政治生命也隨之結束，其轉折點就是7月20日武漢「七·二○事件」。關於這一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是「文革」研究中的眾多「謎團」中的一謎。雖然當事人陳再道、楊成武和王力都相繼對此作了一些回憶性的敘述。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王力因為這一事件而名聲大噪，受到江青等人機場迎接和召開百萬人大會的待遇，成為「英雄」。對此，王力在接受訪談時曾指出：「對於在機場的迎接和百萬人大會，我當時是反對的。我提出，我不明白為什麼這樣搞？機場迎接，過去只有反修鬥爭時才這麼搞過。也沒有這樣的規模。我更不贊成開百萬人大會。反對的結果，只反掉一條：原定由謝富治和我乘敞篷車繞場一圈，後來不搞了。這一系列的做法是林彪主持的，當時主席不在京。林彪、江青等人說：這樣做法，不是為了你(王力)，而是為了主席。這樣說，我當然不好反對了。」(董保存《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
然而就是這位「英雄」，在僅僅相隔40天的時間後，卻因為「揪軍內一小撮」、「八·七講話」、「火燒英代辦處」等事件而被「隔離審查」、「請假檢討」，後被關進秦城監獄。就這樣，昔日的「英雄」變成了「囚犯」。與王力同時被「隔離」的還有關鋒、林傑等人，戚本禹停職寫檢查，不久也被「請假檢討」，直接投進秦城監獄。從此，他們三人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消失了。這就是有名的「王、關、戚事件」。
楊成武的回憶
關於這一事件的真相，當前存在著多種說法。第一種說法就是當事人楊成武的回憶，他認為雖然最後是毛澤東下定決心處理「王、關、戚」的問題，但是其中周恩來卻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楊在接受訪談時講道(張子申《楊成武將軍訪談錄》)：
關於處理王、關、戚的問題，8月24日中午，我乘專機由上海返回北京，立即驅車趕往釣魚台參加周恩來主持召開的會議，出席會議的有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會後，周恩來找我單獨談了話，並要我直接去向毛澤東請示報告。
周恩來在向我講了各省的情況後，又談到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的談話，煽動造反派奪外交部的權，占領外交部的事，連鎖反應到外貿部和其他部，還有火燒英國代辦處以及藉口揪劉少奇，把中南海圍得水泄不通，並有揪軍內一小撮的味道。周恩來說：「這樣下去怎麼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周恩來還給我一份王力的「八·七」講話，要我轉送給毛澤東。
8月25日上午，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我乘飛機去上海，向毛澤東轉達了周恩來委託我報告的事項。毛澤東邊聽邊抽菸，不說話，也不提問，聽罷匯報說：「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慮考慮，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次日上午，毛澤東對我說：「你馬上去準備飛機回北京，準備好了再來。」我從毛澤東那裡出來，給專機組打電話安排好飛機後，又回到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嚴肅地對我說：「王力這篇講話極壞，現在叫王『八七』膨脹起來了，會寫幾篇文章，膨脹起來了，要消腫。王的錯誤大，我的看法此人書生氣大些，會寫幾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壞力大些，關聽王的話，王力的興趣不是什麼部長、副總理。這個人愛吹。」
稍停。毛澤東喝了一口茶，說：「我考慮好了，我說你記。」我準備好筆和紙後，毛澤東繼續說：「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毛澤東將記錄過目後，說：「就這樣，你回去請總理馬上辦。」
當我走出客廳後，毛澤東又把我叫回去，說：「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戚暫時不動，要他作檢討，爭取一個。」沉思片刻後，毛澤東解釋說：「對戚本禹指出是犯了嚴重錯誤。要嚴肅批評，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來，看他改不改？」我又將毛澤東的話記錄下來，請他過目後，直接乘車駛向機場。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趕到釣魚台，單獨向周恩來匯報了毛澤東的決定。周恩來決定，事不宜遲，馬上開會。
當晚，在釣魚台，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小碰頭會，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參加。周恩來說：「今天的會議，是傳達毛主席的一個重要決策。」他嚴肅地逐字逐句地宣讀毛澤東的指示。隨後便把王力、關鋒隔離起來。
後來，又根據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來。這件事對江青、陳伯達、康生一夥來說，無疑是個晴天霹靂，是個重大打擊。但江青、陳伯達搖身一變，多次在群眾大會上宣稱：「王、關、戚是我們自己端出來的。」繼續欺騙、迷惑群眾。
在抓起王力、關鋒的第二天，我奉周總理的指示，飛往北戴河，向林彪匯報。我匯報完毛澤東、周恩來處理王、關、戚的問題後，林彪感到很震驚,只微微點了點頭，什麼話也沒有說。我隨即告退返回北京。這就是處理王關戚的全過程。
王力為自己辯解
第二種說法是王力為自己的辯解。他說自己是被江青打倒的，原因是自己一直同江青對著幹，只聽毛澤東、周恩來的，不聽江青的，與周恩來走得比較近，被江青視為「眼中釘」。王力稱：
我早已是江青的眼中釘，留用我，只是怕人們講「清一色」。沒有早除掉我，只是怕人們說「文革不穩定」，還說是要「顧全大局」。這次下毒手了。她用毛主席最忌諱的話陷害我，說：「武漢七·二○事件以後，王力以為天下不是毛澤東的，是他王力的了。」江青和康生的密談被我親耳聽到，我的輪椅在十六樓門後，他們兩個近視眼沒有看到。
1967年8月30日下午，在整我的會上，總理一句也未批評我，只是有兩次發言。一次是楊成武發言說逼總參向香港派一個營這件事，要王力負責。總理說這事王力不知道。第二次是吳法憲說火燒英國代辦處是王力搞的。總理說：48小時最後通牒王力根本不知道。總理自己承擔了責任。而且，即使沒有這個通牒，因為香港問題激化了，也可能在別的事情上爆發出來。
火燒英國代辦處以後，主席著急了。還有一個什麼「五·一六反革命組織」的問題，主席把兩個問題聯繫起來了。當時總理忙得焦頭爛額，身體狀況很危險，心臟病也犯了。江青他們才逼著總理把那個未經我本人核閱的八·七講話又一次送給主席，要拋出王力當替罪羊。本來毛主席早已看到了這個所謂「八·七講話」的傳單，這裡邊許多話就是他自己的原話的重複。……所以，他們逼總理送了那個「八·七講話」，主席原來只不過是一笑而已。兩天後為什麼又變了呢？如前所說，是因為江青告了惡狀，主席才說了一句「要查一查王力到底是什麼人」，江青說：「我一眼就看出王力是個壞人。」康生連夜查了檔案，說王力是國民黨，不是共產黨。還查了家庭關係、社會關係，說我的老伴、岳父、岳父的子女是「一窩黑貨」。……正因為有這個過程，所以毛主席猶豫了兩天以後，才下決心同意把王力打倒一下。於是，8月30日下午就在釣魚台開所謂生活會批鬥我。外面許多謠傳，都是江青們散布的。
吳法憲的回憶
對此，吳法憲基本上同王力持有相同的看法。他首先在回憶錄中講了導致王、關、戚倒台的幾件事情：「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反對周恩來」；「北京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之後，關鋒向毛澤東告康生的狀」，然後提到：「9月份毛澤東回到北京，很快就跟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人就王、關、戚的問題打了個招呼。王力等三人的命運也就基本上決定了。這幾件事情背後的真相究竟如何，我至今仍不怎麼清楚。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些事情固然是王、關、戚本人的問題，但是那時候許多問題同中央文革是扯不清的。既然如此，中央文革，特別是江青，就再一次順水推舟，把王、關、戚拋出去當了替罪羊。」另外，吳還提及了戚本禹被隔離的事情。他說：「到了11月，毛澤東本來還想『爭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江青本來非常器重和喜歡戚本禹，經常把戚本禹帶在自己身邊，一起進進出出，還要戚本禹學會游泳、學會騎馬、學會打槍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當作自己母親一樣看待。可能就因為如此，讓戚本禹有點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紅樓夢》給李訥，以至江青懷疑戚本禹對李訥有非份之想。於是，江青就向毛澤東反映，說戚本禹這個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澤東同意了。」
毛、林之爭的初次交手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王、關、戚被打倒是毛澤東對林彪的一次警告。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申曉雲在其文章《文革中毛、林之爭的初次交手——武漢「七·二○事件」真相》中指出：「王、關等的被抓，對林彪來說，猶如斷其臂膀，林完全明白，這是毛給他的一個嚴重警告。」在這裡，申教授這一論點的前提是王、關、戚是受林彪重用的「筆桿子」，她在注釋中稱：「王力、關鋒、戚本禹、林傑、穆欣，掌握《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大權，為林彪集團的主要『筆桿子』，也是『揪軍內一小撮』輿論的主要製造者」，指出：「在毛、林這些政治人物看來，所謂『筆桿子』，都只有可供利用和驅策的價值，1967年8月中旬以後，『揪軍內一小撮』口號被作為一項錯誤遭批判，而王力、關鋒被抓，使這項錯誤有了『替罪羊』。林一夥在毛髮起反擊後，為掩護退卻，把『大抓軍內一小撮』說成是王力、關鋒私自搞的，把責任推到了王力、關鋒等『筆桿子』身上，於是江青宣布『把王力、關鋒逐出中央文革』。與王力、關鋒幾乎同時被拿下的，還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趙易亞(8月23日)，他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解放軍報》副總編輯。穆欣(9月1日)，也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紅旗》雜誌副總編輯。這些文革以來專門製造冤假錯案的刀筆大吏，不幸也都被『莫須有』的罪名所誣。其實，這些『秀才』，包括遲3個月倒台的戚本禹在內，下台的直接原因無它，乃策劃、參與了『揪軍內一小撮』，本想再立功，不料馬失前蹄，跟錯了人，立馬翻船。中央文革小組在1966年5月16日成立時，連顧問一共有21個成員。經幾次清算，到了1967年9月，隨著王、關、林、穆等被撤職，僅剩下7個人。」她還認為：「11月23日，《紅旗》在出了第16期後，還是被下令停刊，直到1968年6月才復刊。《紅旗》是中共中央的最高理論刊物，一貫被視為黨的喉舌，但該雜誌實際操縱在林派人物手裡，這一時期被清算的王、關、戚、穆欣、林傑等全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前都擔任《紅旗》雜誌副總編職務，總編是陳伯達。它的停刊，反映了問題的嚴重，和上層鬥爭的激烈。」
當然，申教授關於「王、關、戚是受林彪重用的『筆桿子」』這一觀點還是有待商榷的。王力在提到中央軍委十條命令的起草過程時，曾說到：「十條命令完全是林彪口授，葉群記錄的。由秘書送關鋒斟酌文字，關鋒歷來害怕江青懷疑他背著江為林辦事，都要找上王力、戚本禹或至少一人。」陳再道在講述「武漢七·二○事件」時也提到：「7月20日上午，事件剛剛發生，林彪便親自寫信給毛主席。當時周總理在北京，但林彪不找總理，葉群叫秘書把信送給戚本禹修改，並特別交代秘書要告訴戚本禹，這封信是林彪的意思。戚本禹看了信，覺得『這是大事』，不敢作主，於是找到陳伯達和關鋒一起修改，最後，落款又不知怎麼簽上了江青的名字。」(董保存《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