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諶旭彬:影響近代中國最深的三大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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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形容政改的「Sick Man」,曲解成嘲諷體質的「東亞病夫」

近日,原新華社記者李竹潤出面澄清稱,國內流傳多年、影響甚廣的謠言「西點軍校學員學雷鋒」,是他在1981年一時不察,以筆名「黎信」引入的一則西方「愚人節新聞」。揆諸歷史,此類有意、無意釀成巨大影響的謠言甚多。僅以晚清民國為限,擇其影響最深者,試舉三例:

「東亞病夫」一詞,在中國近代所掀起的民族主義浪濤之規模,已無需多言。惟西媒使用該詞形容晚清中國,其初衷所指,與國人體格並無絲毫關係。溯其根源,如《上海體育志》所言:1896年10月17日,「租界英文報紙轉載了英國倫敦《學校歲報》專論,稱『夫中國,——東方之病夫也』。此後,中國人常被西方人貶為『東亞病夫』」。所謂「租界英文報紙」,系指《字林西報》,所謂「專論」,當日的改革派刊物《時務報》曾登有中文譯稿,名曰《中國實情》。文章主旨,乃是針砭當日清廷改革失敗。開篇即謂:清國政治,「麻木不仁久矣」,乃是「病夫」(Sick Man)。全文並無一字提及國人體格。

事實上,直至今天,作為一種使用習慣。「Sick Man」一詞仍時常出現在西方媒體的政治新聞標題中。如《The Economist》雜誌,即有報導如下:《The sick man of the euro》(1999/06/03)、《Reviving the sick men of Europe》(2003/07/24)、《The real sick man of Europe》(2005/05/19)……

第一次使用「病夫」一詞形容國人體質者,實是晚清輿論第一喉舌梁啓超。在1903年發表的《新民說》裡,梁指責國人:「不講衛生,婚期太早,以是傳種,種已孱弱……絕無運動……以文弱為美稱……纏綿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鴉片以戕其身體……合四萬萬人,而不能得一完備之體格,嗚呼!其人皆為病夫。」此後,洋人罵國人乃「東亞病夫」之說,伴隨當日「民族主義救中國」之風潮,愈傳愈廣,驟成「定論」。①回溯此種扭曲,當日雖有鼓動民族情緒之奇效,卻也使國人渾然忘卻了「Sick Man」一詞對中國政治改革應有的鞭策。

例二:「捕殺漢兵」謠言下的求生本能,開啟清王朝滅亡之門

辛亥年政權鼎革,「武昌首義」之功勳,曾是革命黨各派系爭奪的焦點。其實,促成「首義」的最關鍵因素,應是「謠言」。

當年初夏,「八月十五殺韃子」之說,已傳遍武漢。作為因應,湖廣總督瑞澂下令,自閏六月(7月26日)始,武漢刀店售賣刀具,須刻明牌號,凡購買五把刀以上之顧客,須登記姓名住址。並突擊命各兵營提前一天過中秋,以打亂可能的預定起義日期。

中秋無事,謠言漸息。10月9日,革命黨人制彈時不慎爆炸,引來搜查,謠言又起。先傳言「正按花名冊捕殺黨人」,稍後,又變異為「正按有無長辮捉拿黨人」,再變異為「正編制漢兵花名冊,要捕殺所有漢兵」。——事實是,湖廣總督瑞澂已採納多數新軍軍官建議,擬銷毀繳獲的花名冊,對軍中黨人不予追究。

如果謠言沒有發展到「要捕殺所有漢兵」的程度,所謂「武昌首義」很可能就不會發生——即便是最樂觀的統計,當日武漢新軍中,能夠勉強被歸入革命黨者,亦不足八分之一。革命黨骨幹劉公也承認:「孫武在士兵中做工作,……有一段時間,士兵們膽怯了,他們……不願明確承諾在確定的時間參加革命。我們多次舉行秘密會議,最後認為去誘導他們中的一些人參加革命的惟一辦法是威脅說,如果他們不參加就會被炸死。」——顯然,絕大多數計程車兵們並不願為「革命理想」而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惟「要捕殺所有漢兵」的謠言將其逼入「今反亦死,不反亦死」的絕境,「首義」始在革命黨人的計劃之外,陡然爆發。②

例三:史迪威造謠說中國不願積極抗戰,只想坐待美國打敗日本

抗戰影響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甚巨;其間,中美關係之惡化,又是此種影響得以發生的關鍵;欲論抗戰後期中美關係之惡化,則必涉及駐華美軍司令史迪威蔣介石之間的衝突。衝突期間,賴史迪威及其幕僚的遊說與宣傳,自1942年起,中國政府逐漸在美國軍政高層及輿論界形成了一種不願積極抗日、只想坐待美國將日本打敗的自私形象。這種形象更在戰後反饋回中國,進入教科書,成為數代國人根深蒂固的抗戰記憶。

史迪威及其幕僚在美國軍政界及輿論界宣揚此種論調,甚為賣力。事實上,自來華伊始,史即以該論調威脅過蔣介石。蔣曾致信羅斯福,提及此事——開羅會議後,英、美背信,拒不履行反攻緬甸之承諾,史迪威則「不問夾攻有無」,仍欲「從事於北緬局部之戰爭」,被蔣反駁後,即威脅稱:「余(蔣)之保留態度,將啟盟邦以『中國不肯貢獻所能』之懷疑」。與此同時,史本人及其幕僚戴維斯、謝偉志等,亦不斷向美國政府灌輸此類論調。如戴維斯1942年7月31日報告稱:「中國抗戰目的只在保存實力,供爭取國內優勢之用」。謝偉思更利用其與美國媒體的關係,指責國民黨「已決定由美國打贏戰爭,並已自積極參預中退出。」③

此種論調影響美國對華政策極為深遠。羅斯福總統特使居里1942年7月來華調解蔣、史矛盾,即公然責備中國囤積美援軍火,不用於抗日,而準備留待以後打內戰。面對指控,蔣介石當場憤然邀請居里親自去做實地調查。事實上,當日美援物資的調配權完全控制在史迪威之手,即便國民政府欲囤積軍火,亦不可得。蔣介石後來向羅斯福控訴:「史迪威把持其可以移撥之租借軍火,不許用於東戰場作戰,以致在今年(1944年)6月以前中國軍隊除遠征軍外,迄未在中國租借案中得到一槍一炮。」其後,魏德邁來華調查,證實了蔣的控訴。④

與史迪威等人的臆測與誣衊不同的是,自太平洋戰爭爆發,蔣介石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能夠儘快擊敗日本,而非消極拖延。譬如,1942年1月7日,蔣在日記里寫道:「英美戰略思想以大西洋為主,太平洋為從之觀念……應使之徹底改變,尤其使美國全力注重太平洋,解決日本為第一要旨也。」1月14日,蔣又寫道:「轉移英美先德後倭之心理,應告其東亞戰局果延長,則其殖民地民族必動搖,且必為倭軍利用,則大局不堪問矣」。蔣實際上最擔憂的,是中國的經濟已不堪重負,抗戰繼續拖延下去,自政府至國家均有全面崩潰的危險。

但美、英既不以亞洲戰場為重,援華物資亦至為可憐,對日戰局延長乃是必然中事。事實上,美國軍政當局對此瞭然於心——1942年,美海軍金上將曾分析各戰區情狀,將中國的貢獻能力劃為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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