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一：形容政改的「Sick Man」，曲解成嘲諷體質的「東亞病夫」
近日，原新華社記者李竹潤出面澄清稱，國內流傳多年、影響甚廣的謠言「西點軍校學員學雷鋒」，是他在1981年一時不察，以筆名「黎信」引入的一則西方「愚人節新聞」。揆諸歷史，此類有意、無意釀成巨大影響的謠言甚多。僅以晚清民國為限，擇其影響最深者，試舉三例：
「東亞病夫」一詞，在中國近代所掀起的民族主義浪濤之規模，已無需多言。惟西媒使用該詞形容晚清中國，其初衷所指，與國人體格並無絲毫關係。溯其根源，如《上海體育志》所言：1896年10月17日，「租界英文報紙轉載了英國倫敦《學校歲報》專論，稱『夫中國，——東方之病夫也』。此後，中國人常被西方人貶為『東亞病夫』」。所謂「租界英文報紙」，系指《字林西報》，所謂「專論」，當日的改革派刊物《時務報》曾登有中文譯稿，名曰《中國實情》。文章主旨，乃是針砭當日清廷改革失敗。開篇即謂：清國政治，「麻木不仁久矣」，乃是「病夫」(Sick Man)。全文並無一字提及國人體格。
事實上，直至今天，作為一種使用習慣。「Sick Man」一詞仍時常出現在西方媒體的政治新聞標題中。如《The Economist》雜誌，即有報導如下：《The sick man of the euro》(1999/06/03)、《Reviving the sick men of Europe》(2003/07/24)、《The real sick man of Europe》(2005/05/19)……
第一次使用「病夫」一詞形容國人體質者，實是晚清輿論第一喉舌梁啓超。在1903年發表的《新民說》裡，梁指責國人：「不講衛生，婚期太早，以是傳種，種已孱弱……絕無運動……以文弱為美稱……纏綿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鴉片以戕其身體……合四萬萬人，而不能得一完備之體格，嗚呼!其人皆為病夫。」此後，洋人罵國人乃「東亞病夫」之說，伴隨當日「民族主義救中國」之風潮，愈傳愈廣，驟成「定論」。①回溯此種扭曲，當日雖有鼓動民族情緒之奇效，卻也使國人渾然忘卻了「Sick Man」一詞對中國政治改革應有的鞭策。
例二：「捕殺漢兵」謠言下的求生本能，開啟清王朝滅亡之門
辛亥年政權鼎革，「武昌首義」之功勳，曾是革命黨各派系爭奪的焦點。其實，促成「首義」的最關鍵因素，應是「謠言」。
當年初夏，「八月十五殺韃子」之說，已傳遍武漢。作為因應，湖廣總督瑞澂下令，自閏六月(7月26日)始，武漢刀店售賣刀具，須刻明牌號，凡購買五把刀以上之顧客，須登記姓名住址。並突擊命各兵營提前一天過中秋，以打亂可能的預定起義日期。
中秋無事，謠言漸息。10月9日，革命黨人制彈時不慎爆炸，引來搜查，謠言又起。先傳言「正按花名冊捕殺黨人」，稍後，又變異為「正按有無長辮捉拿黨人」，再變異為「正編制漢兵花名冊，要捕殺所有漢兵」。——事實是，湖廣總督瑞澂已採納多數新軍軍官建議，擬銷毀繳獲的花名冊，對軍中黨人不予追究。
如果謠言沒有發展到「要捕殺所有漢兵」的程度，所謂「武昌首義」很可能就不會發生——即便是最樂觀的統計，當日武漢新軍中，能夠勉強被歸入革命黨者，亦不足八分之一。革命黨骨幹劉公也承認：「孫武在士兵中做工作，……有一段時間，士兵們膽怯了，他們……不願明確承諾在確定的時間參加革命。我們多次舉行秘密會議，最後認為去誘導他們中的一些人參加革命的惟一辦法是威脅說，如果他們不參加就會被炸死。」——顯然，絕大多數計程車兵們並不願為「革命理想」而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惟「要捕殺所有漢兵」的謠言將其逼入「今反亦死，不反亦死」的絕境，「首義」始在革命黨人的計劃之外，陡然爆發。②
例三：史迪威造謠說中國不願積極抗戰，只想坐待美國打敗日本
抗戰影響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甚巨;其間，中美關係之惡化，又是此種影響得以發生的關鍵;欲論抗戰後期中美關係之惡化，則必涉及駐華美軍司令史迪威與蔣介石之間的衝突。衝突期間，賴史迪威及其幕僚的遊說與宣傳，自1942年起，中國政府逐漸在美國軍政高層及輿論界形成了一種不願積極抗日、只想坐待美國將日本打敗的自私形象。這種形象更在戰後反饋回中國，進入教科書，成為數代國人根深蒂固的抗戰記憶。
史迪威及其幕僚在美國軍政界及輿論界宣揚此種論調，甚為賣力。事實上，自來華伊始，史即以該論調威脅過蔣介石。蔣曾致信羅斯福，提及此事——開羅會議後，英、美背信，拒不履行反攻緬甸之承諾，史迪威則「不問夾攻有無」，仍欲「從事於北緬局部之戰爭」，被蔣反駁後，即威脅稱：「余(蔣)之保留態度，將啟盟邦以『中國不肯貢獻所能』之懷疑」。與此同時，史本人及其幕僚戴維斯、謝偉志等，亦不斷向美國政府灌輸此類論調。如戴維斯1942年7月31日報告稱：「中國抗戰目的只在保存實力，供爭取國內優勢之用」。謝偉思更利用其與美國媒體的關係，指責國民黨「已決定由美國打贏戰爭，並已自積極參預中退出。」③
此種論調影響美國對華政策極為深遠。羅斯福總統特使居里1942年7月來華調解蔣、史矛盾，即公然責備中國囤積美援軍火，不用於抗日，而準備留待以後打內戰。面對指控，蔣介石當場憤然邀請居里親自去做實地調查。事實上，當日美援物資的調配權完全控制在史迪威之手，即便國民政府欲囤積軍火，亦不可得。蔣介石後來向羅斯福控訴：「史迪威把持其可以移撥之租借軍火，不許用於東戰場作戰，以致在今年(1944年)6月以前中國軍隊除遠征軍外，迄未在中國租借案中得到一槍一炮。」其後，魏德邁來華調查，證實了蔣的控訴。④
與史迪威等人的臆測與誣衊不同的是，自太平洋戰爭爆發，蔣介石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能夠儘快擊敗日本，而非消極拖延。譬如，1942年1月7日，蔣在日記里寫道：「英美戰略思想以大西洋為主，太平洋為從之觀念……應使之徹底改變，尤其使美國全力注重太平洋，解決日本為第一要旨也。」1月14日，蔣又寫道：「轉移英美先德後倭之心理，應告其東亞戰局果延長，則其殖民地民族必動搖，且必為倭軍利用，則大局不堪問矣」。蔣實際上最擔憂的，是中國的經濟已不堪重負，抗戰繼續拖延下去，自政府至國家均有全面崩潰的危險。
但美、英既不以亞洲戰場為重，援華物資亦至為可憐，對日戰局延長乃是必然中事。事實上，美國軍政當局對此瞭然於心——1942年，美海軍金上將曾分析各戰區情狀，將中國的貢獻能力劃為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