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談中國經濟的前景，那我會先捋一捋中國經濟的來路。」德懷特·珀金（Dwight Perkins）不緊不慢，他認為要知悉中產階層所處的時代。十年前，他與托馬斯·羅斯基( Thomas Rawski)合作發表論文，指出中國經濟將無法維持9%的高增長率，這是預測中國經濟放緩最早的聲音之一。
珀金斯提到，中國往昔的經濟奇蹟歸根結底在於四大基本因素：蘇聯模式的解體、改革開放、城市化及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改革之初，中國消費市場十分低迷，住房及交通等設施發展滯後，需要加大基礎設施的投入。在城市化過程中，城鄉間的人口遷移使得農村勞動力來到城市投入現代化生產，造就了人均產出的繁榮。
「這四大因素已發生轉變。」中國不能繼續依靠修高速、高鐵及機場等基礎設施維持高增長，而房地產市場總體已開始築頂，增長潛力不大。大規模的投資仍是中國增長的最大特點之一，但長期以往並不可持續。在城市化問題上，他援引蔡昉教授的言論，「中國的勞動力紅利正在消退，城鄉移民所帶來的增長開始放緩。」
繼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之後，中國正在告別所謂的「趕超性」增長。「9%或10%的極高增長率，會在開發中國家完全趕上已開發國家的人均增長時提前終結。」珀金斯認為經濟增率的「跌落」是普遍現象，但動因則不盡相同。由於資本泡沫及老齡化，日本經濟經歷了失常的停滯時期，而中國經濟目前處於正常的放緩階段，但存在經濟進一步下行的風險。
經濟會否「硬著陸」或滯脹，是中產最為擔心的問題之一。「就像是盛宴散場後，焦慮要如何面對殘羹剩飯」，他打了個形象的比方。媒體上對「硬著路」的定義很雜，而這一概念此處指顯著的經濟放緩，甚至是零增長或負成長。「中國還不具備「硬著路」或滯漲的客觀條件，」說這番話時，珀金斯並非對中國經濟各種問題的頻繁曝光無所知悉。
「中國面臨企業負債過重、金融市場混亂、銀行壞帳率過高等問題，如果這一系列問題發生在美國，很可能引起嚴重的衰退。」珀金斯解釋道，這是因為美國有完善的制度限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但中國則不同。目前，中國銀行系統的壞帳率為8.1%甚至更高，但政府通常會選擇增發貨幣來救助銀行以維持其資金鍊穩定。
隨即，他把時間維度拉長，指出政府長期救助業績不佳的企業，最終會造成經濟放緩；若增加基礎設施等傳統領域的投入，會造成該領域投資的邊際報酬率遞減。「如果這樣循環往復，加上老齡化的深入，中國經濟滯脹的風險會增大。」珀金斯認為補救的方法是，投資其它有增長潛力的產業，比如環境清潔領域或高科技領域。畢竟，刺激國內消費並非易事，中產還沒適應「雙面」人生。
中產的「雙面」人生
美國學者李普塞特（S.M.Lipset）指出，中產階層有經濟與政治兩副面孔，他們在經濟增長過程中逐漸成長為社會的主流後，對拓寬政治參與的渠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成為推動民主化的主要力量。「但學界認為，中國中產階層的政治屬性並不明顯，而且他們的經濟地位如今也並不穩固。」
中國中產是積極的經濟參與者，擁躉經濟市場變革來積累更多財富；但他們又是犬儒的政治旁觀者，害怕社會變革影響自身的既得利益。珀金斯認為，正因為中國中產具有的政治犬儒性，他們時下對經濟面孔的維護格外焦慮。《金融時報》的一項調查顯示，資本逃逸是中國中產階層對未來形勢感到不安的體現之一。近年來有45%的中等收入受訪者希望至少將儲蓄的10%換成外幣，有29%的受訪者已經完成了上述目標。高通脹率、飛漲的房價及混亂的股市似乎都在蠶食中產的財富。
「在經濟下行的趨勢下，股市不是可靠的投資渠道，人民幣近期又面臨貶值壓力，所以更多的流動資金選擇投資海外市場。」珀金斯認為，中國的股市仍然處於初級階段，入市更像在賭博而非投資。政府最終會對內線交易、經紀人的各類手段有所把控，但這一過程相當艱難。當國家正在發展時，出現問題是正常現象，銀行體系、房地產市場及財富管理產品，這些投資渠道並不總是可靠。
珀金斯的聲音沉了沉，「中產不是億萬富豪，必須謹慎管理自己的財富」，他的右手隨即在胸前比劃了一下。事實上，「中國人比以往更為富有，也有了更多的選擇」。在他從事中國研究這段歲月里，中國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從幾百美元增至幾千美元。
如今，學界將中國中產大致分為三類，「老中產階層」、「新中產階層」、「邊緣中產階層」。珀金斯認為，邊緣中產階層是承受市場競爭壓力最大的中產群體，就業壓力和房價壓力等嚴重阻礙他們上升到新中產階層隊伍，並過上真正的中產階層生活。許多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輕一代呈現出邊緣中產的特點，「在經濟下行趨勢中，他們的焦慮一般更為嚴重。"
然而，問題根源或許在於中產希望在守護財富的同時，維持「歲月靜好」的狀態，卻忽視經濟地位的維繫很多時候離不開社會變革。所以，每一次公共安全事故後，中產階層雖是輿情的倡導者，卻未能將危機轉化為呼籲社會經濟改革、財產權利、政治問責與公民權利的契機。不滿情緒褪去後，他們更傾向於尋求替代出路，比如代購奶粉、出國就醫、投資移民。珀金斯認為，多數中國中產對「雙面」性的偏頗認識，是焦慮難易難以從根本上化解的重要原因。
中產的漫漫前路
「長遠來看，中產階層的壯大在所帶來的政治影響可能超過經濟影響。」
珀金斯認為，從經濟層面而言，中產在經濟下行的陰雲籠罩下，仍對中國向消費主導的經濟模式轉型起到關鍵作用。當更多受到良好教育的中產開始占主導地位時，他們會開始思考經濟社會體制要如何運行，不再一味遵循政府指示，這是政治訴求的覺醒。上世紀90年代，韓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不滿軍隊控制下的政府，致使舊制度無法維繫，取而代之的是民主選舉，最終經濟社會發生深刻變革。
中產階層被視為是社會變革的推動器，但太多例子證明中國中產呈現出保守與犬儒的狀態。這種狀態有制度根源，也是一種普遍現象。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在《狂熱分子》對中產階層的權力軟骨症直言不諱：「不管一個言辭人之前如何抨擊當局，只要他的崇高地位受到當權者恰如其分的承認，他往往會找出各種高尚理由來解釋自己為什麼會站到強者一邊，打壓弱者。」
珀金斯認為，中國中產不太可能會給中國帶來普選或多黨制的劇烈轉型，因為他們與既有的政治體經濟制聯繫緊密。「反對的聲音」不但會被政府會視為社會經濟繁榮穩定的威脅，大多數中產也會將其視為「擾亂穩定的喧囂」。不過，社會轉型的壓力並不會來自中產以外的群體，「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層相對農業人口而言，會較多參與政治經濟決策，社會轉型的主要壓力最終必然會來自城市而非農村。」
社會問題會對中產造成經濟地位衝擊，並加速中產對「政治面孔」中權利訴求的覺醒。去年的天津港事件，許多中產一夜間失去房產且賠償無門，其背後或隱藏著深刻的體制問題。珀金斯認為，該事件是中產階層面臨的諸多潛在問題的表現之一，觸及中產的權利訴求，但目前對社會制度不會造成持續的衝擊。「只有更多人感到自己是制度的受害者，甚至高層官員開始厭倦既有制度時，經濟社會制度才會發生更多重大的變革。」
在其新書《東亞的發展：基礎及策略》中，珀金斯分析了收入分配情況，以揭示社會不同發展趨勢及階級差距。比如，日本維持了較為溫和的貧富差距，但中國已成為亞洲發展最不平等的經濟體。他在採訪中指出，「不斷拉大的階層差距會堵塞向上的階層流動通道。」珀金斯闡述道，中國政府從農民那低價接收土地，然後推高地價，給農村留下潛在的不穩定因素，拉動了住房成本上漲。城市中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一代，雖然通常屬於中等收入群體，但在沒有政府補貼或相關人才政策的情況下，仍難以負擔所在城市的高昂房價。
城鄉發展二元化、城市間發展不平衡，使得城市中產想要逃出圍城尋求更好的立足之地，農村人口想要逃入城市尋求更好的發展福利。然而，戶籍制度限制了勞動力的城鄉間轉移，而社保制度則限制城市間的人口流動。「社會需要保證向上的階層流動，有活力、能力及思想的人應該能受到更多的教育，並有機會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這樣一來，中產階層的隊伍也會隨之壯大。」珀金斯認為，中國政府應該有所作為，比如調整個人所得稅調整、房屋稅、戶籍改革等策略來引導社會收入再分配。不過，他亦希望看到「雙面」中產階層對經濟社會制度變革的訴求與推動。
物質的普遍貧困為中國的經濟創造了必要改革推力，如今中產對財富與權利的普遍焦慮則可能為社會轉型創造「卡爾多改進的難得契機」。珀金斯在採訪快結束時談起這一經濟學概念，簡而言之，他指的是中產階層的境況由於變革而變好，因而能夠補償其它階層，最終使整體的社會效益得到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