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許多省市之後，北京日前也取消了所謂農業戶口，但是北京農民「不願意農轉非」。長期以來，中共制定的戶籍制度備受輿論詬病，不但大陸幾億農村戶口持有者成為中國社會的二等公民，更帶來了土地荒廢、「空心城」、「留守兒童」等一系列社會問題。有學者質疑，中共目前的制度偏離了世界普遍經驗和規律。
9月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發布。
《意見》中稱，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工作目標是，「到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城六區常住人口在2014年基礎上下降15個百分點左右。」
值得關注的是，北京的戶籍制度改革中有一條是「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要求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體現戶籍制度的人口登記管理功能。建立與統一城鄉戶口登記制度相適應的教育、衛生計生、就業、社保、住房、土地及人口統計制度。
沒有配套措施，北京農民不願「農轉非」
人口專家、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傑華分析說，農業戶口的權益，主要是宅基地和責任田，特別是在城市化過程中，通過拆遷，可以獲得更多的收益；非農業戶口的權益主要是依附在戶籍上的一些社會福利，包括教育、醫療、就業、保險、住房等方面。
陸傑華說，從現實來看，尤其北京的農民不願意農轉非。好多人到城鎮打工，包括大學生到城市裡上大學，都不願意遷戶口，就是因為覺得宅基地和責任田是農民固有的優勢，沒有對等的權益補充，所以不願意放棄。
「戶籍制度的改革，重要的是城鄉的福利能否逐漸趨同」，陸傑華說，不是把農民戶籍改成居民，換一個「馬夾」就行了，很重要的是這個「馬夾」能帶來什麼。
「這其實就是農民在農轉非過程中的期望，他期望得到什麼，這是下步改革需要關注的。」陸傑華說，當然農民的利益訴求不可能無限制的，政府和農民要尋求一種合理路徑，利益的補償要對等。
多省已取消農業戶口，但農民「不感興趣」
2016年2月，《湖南省常住戶口登記管理辦法》對外公布，正式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區別。
湖南省出台的《辦法》規定，在湖南省行政區域內戶口登記管理的，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符合城鎮設籍條件將戶口由農村遷往城鎮，要求返回原籍戶口所在地設籍的，憑其戶口身份證件可以申請將戶口遷回原籍戶口所在地。
2014年6月，中共官方制定發布《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要求各地加快戶籍管理制度改革。一個月後，福建、廣東、河南、黑龍江等20個省區作出響應。
同年11月初，黑龍江省和河南省率先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性質劃分，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不過，據媒體報導，哈爾濱戶籍制度改革進行了一個月，當地農民卻對那一紙「居民戶口」不感興趣，無人更換戶口本。
戶籍制度差異：「同命不同價」
長期以來，中共制定的戶籍制度備受輿論詬病。1958年，中共制定了「戶口登記條例」，確立了一套嚴格的戶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暫住、出生、死亡、遷出、遷入、變更等7項人口登記制度。所有個體被普遍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大類。
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國實行計劃經濟政策，由此個人物資實行全民配給制，並依賴戶籍管理制度進行配給管理。全民配給制中，戶籍所劃定的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業人口被排除出除糧食外的配給。中共又在對農產品的統購統銷中，通過剪刀差的方式剝削農民。農民和中國農村因此長期處於貧困狀態。
因此農民為了能擺脫貧困，而出現了大量農民工進城打工的現象。
從此，不但大陸幾億農村戶口持有者成為中國社會的二等公民，而且更帶來了土地荒廢、「空心城」、「留守兒童」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農村空心化帶來一系列嚴峻挑戰
2015年6月，湖南省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范東君撰文稱，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不僅形成農村人口的空心化，而且還產生了一系列連鎖反應——農業產業人才流失、留守群體社會救助缺失、農村整體布局嚴重破壞以及鄉村文化發展後繼乏人等；給農村社會治理帶來了嚴峻挑戰。
中科院地理資源所劉彥隨研究員領銜的農村空心化問題課題組調研發現，農村人口外流，農村家庭基本以老人、婦女和兒童為主體，造成三大留守群體，改變了農村家庭的存在方式。農村還出現了大量全家搬遷的現象，這是造成耕地拋荒和農村住宅荒廢的主要原因。
據中共國土資源部資料顯示，中國農村每年撂荒的耕地有三千萬畝。
留守兒童非正常傷害案例頻發
大陸農村養老和留守兒童照顧難題日益凸顯，許多農村都不同程度出現「老無所依」與「幼無所靠」。
據中共教育部統計，2006～2015年10年間，關於留守兒童的輿情事件共計239起，主要包括留守兒童自殺、犯罪、非正常傷害與意外死亡等四種類型。其中留守兒童遭受性侵害輿情事件62起，遭受他人蓄意傷害及殺戮21起。
學者質疑：中共制度偏離了世界普遍經驗和規律
2月7日，曾擔任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諮詢專家的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陸銘在財新網發表博客文章《鄉愁四問》。文章質問，農村人口在不減少的情況下，農民有沒有可能致富？農村留守的人們，有多少是因為現在的制度而形成的（包括戶籍、土地）留守？
文章還表示，已開發國家都曾經在歷史上經歷過都市化程度從10%上升到80%的過程，為什麼「空心村」在中國成了問題？是因為空心本身，還是其它問題沒解決？
文章最後質疑，如果對於一個問題，在中國提供的答案和在已開發國家歷史上走過的歷程不一樣，我們可能還需要再追加一個問題：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特色」，到底真的是特色，還是中國目前的制度偏離了世界普遍經驗和規律？
阿波羅網於飛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