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說這是個段子，是杭州民眾創作的：「晚飯後去超市買了盒牛奶打算明早喝，結果一出超市門口那個保全就讓我喝一口。然後我上地鐵，安檢也讓我喝一口。我下了地鐵，走了一段路碰到執勤又讓我喝一口。眼看就剩一口了，我努力藏住留到明天，（可）回到小區門口，保全又讓我喝了最後一口。我的早餐奶就這樣在我睡覺前全喝完了。」
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一點也不假，而且有些創造力還是官府逼出來的，比如像現在從杭州民眾的手機上流傳到全世界的那些「段子」就是證明。
其實，朱鎔基時代，中國大陸各種段子就已經很豐富多彩了。比如「開會莫往台上看，台上全是貪污犯。」「挨個殺有冤枉的，隔個殺有漏網的。」有一年「全國兩會」結束後，朱鎔基答記者問時還提到一個段子：「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一國之總理都承認了，還有誰敢說這是「誣衊」！
時間飛逝，從刻意造出的杭州「花團錦簇」、「人間天堂」，以及作為喉舌的央視宣傳報導，上面那個段子似乎要倒過來說了——
當然，這種現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特別是到了現代後極權時代，苟延殘喘的時間越長久，留下的「段子」也就越「豐富多彩」。不論是歷史小說《三國演義》，還是做為史書的《三國志》，都留下了詛咒董卓的那幾句民謠，在今天，也就是「段子」；最有意思的是，作者讓那民謠從不諳世事的孩子口中唱出，多麼自然：「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而當年的東德、蘇聯，包括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國都留下不少「段子」。別的不說，你讀哈維爾（他做了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最後一任總統和捷克獨立後第一任總統），你讀米奇尼克，你會覺得他們當年的「國情」與眼下的中國何其相似乃爾。
想想，也難怪，當年蘇軍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侵占波蘭，那些充當傀儡的統治者實行的自然只能是蘇聯「那一套」；而蘇聯又是中國的「老大哥」，中國想不搞史達林「那一套」都難。當年有誰敢對蘇聯專家的意見說個「不」字，或者提出什麼異議，輕者受批判（如顧准），重則就沒個准了，撤職、坐牢，都有可能。
蘇共垮台前，同樣也是段子、民謠滿天飛，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胡德華在現已停刊或叫「死」去的《炎黃春秋》一次座談會上發言末尾處，說他「想起了一個蘇聯人講的一句話」，也就是一個段子：「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自己也知道自己在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說謊。」
不過，現在看來，蘇共史雖比「趙國」史稍長，可他們沒有中國人口多，所以說，最豐富的「段子」恐怕還要數咱「趙國」。
先前無數段子這裡先「一筆勾銷」，只錄眼前的。有個網名叫「上帝之手」的網民在「2016.8.5」這天就天津法院判胡石根七年半徒刑發表了這麼幾句話，很有段子的味兒：「你秋收起義，沒有罪。你武裝割據，沒有罪。你成立國中之國，沒有罪。你武裝推翻中華民國政府，沒有罪。別人只是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結束一檔（黨）磚治（專制），讓國民真正當家作主，就成了顛覆國家政權。這是他娘的什麼神邏輯？」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孝正公開發表過這麼幾句：「這邊人權白皮書白紙黑字地稱人民擁有在網際網路發表意見的自由，那邊瘋狂地封號、刪帖、關網。什麼政權能夠這樣言行相悖、寡廉鮮恥、倒行逆施？這種出自國家權力的彌天大謊、這種公信的徹底喪失，難道不是瀰漫於社會的誠信危機、道德敗壞的源頭？」
近日，王朔有個時論的段子在微信中廣為流傳：「世界上最大的笑話是一大群億萬富翁自稱是無產階級，而且還是先鋒隊，更大的笑話是它們居然是我等窮光蛋們的公僕！它們還時時刻刻不忘全心全意為我等服務。所以說做個驕傲的中國人是完全有道理的，無論你混得再怎麼不堪，你至少擁有一大堆富可敵國的僕人嘛！」
就連中共中央黨校門口刻著「實事求是」的一塊石頭也有段子，而這段子據說正是那些來黨校學習的領導們編成的：「迎著實事求是來，繞著實事求是走，背著實事求是學，離開實事求是干！」不想，段子出來不久，有關部門，不，肯定是有關領導，下令讓人把那塊刻有「實事求是」的大石頭給搬走了，只是誰也不知搬到哪兒去了。本人在想，這塊石頭除了搬到一間大屋子裡藏起來，不然，在中國大陸這幾百幾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哪兒有它的「安身」之處呢？借用當年「一二·九」抗日運動中有人喊出「華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張安靜的課桌」句式，可以說，中國大陸之大，也很難找到存放一塊「實事求是」的石頭之地兒啊。在這個神國家，誰喜歡實事求是？誰會實事求是？那本在中國大陸大約可稱之為「第一刊」的《求是》副總編兩個月前自殺了，自殺前曾對朋友感慨：「噤若寒蟬，可悲可嘆」。連編著《求是》的人都「噤若寒蟬」，在「趙國」還有「實事求是」嗎？
幾年前，瑞典文學院文學委員會主席帕·瓦斯特伯格在給莫言的頒獎辭中有這麼一句：「他給我們展示的世界沒有真相、沒有常識、更沒有憐憫，那裡的人們都魯莽、無助和荒謬。」而莫言所描寫的不正是他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塊大陸土地嗎？
什麼都是假的，而且你還不能質疑。於是人們什麼都不信了，剩下的只有調侃、只有段子，最終只剩下一個荒唐荒謬的社會。你讀李慎之，他在《「什麼時候找你聊聊去」》這篇文章中告訴讀者，他被打成右派後，「也曾在短訓班教過幾年英文」。由於那些學員都是他的領導，面對一個右派教員，「對我只是直呼其名，不能叫我老師的」。因為老師是「右派」，所以不能叫老師，何其荒唐！1949年後中共領導下的荒唐笑話，即使編輯出版一百本，也未必能收全。李慎之在《文苑失英明者永悼——悼王小波》一文中說：「倘說國恥，這才是真正的國恥，已經到二十世紀下半期了，只有我們中國才能鬧出『八億人不鬥行嗎？』這樣的大笑話、大悲劇來。」其實還可改一下，倘若這個國家允許人民向官府爭民主爭自由，也不失「鬥爭」的意義，可在這個國家，事實上一直是領袖「挑動人民鬥人民」。
在這個國家，人人都不能說真話，李慎之在「悼王小波」這篇文章中還直接引用了王小波文中這樣一段話：「當年我假裝（對勞動之苦）很受用，說什麼身體在受罪，思想卻變好了，全是昧心話。說良心話：身體在受罪，思想也更壞，變得更陰險，更奸詐……」
想一想，在王小波所說的那個年代，大而言之，只有兩種人，一種就是徹底地被洗腦，自己的靈魂被抽得一乾二淨，心甘情願，黨叫幹啥就幹啥，就是黨的「一塊磚」，一顆「螺絲釘」；二是像王小波這種人，為了對抗荒唐而又能活下去，只能「陽奉陰違」，說「昧心話」。認真起來，王小波也是那個年代的「思想犯」。現在想一想，一個民族，製造多少這種「思想犯」啊。更可怕的是，凡是「思想犯」而不肯說昧心話且又暴露出來，像林昭、張志新、遇羅克們，也就只能是「死路一條」。
本人常想，這個民族怎麼好得了？幾十年來，用殘酷的事實逼這個民族的人包括精英如何作假如何說謊如何說昧心話，這種民族好得了嗎？這種民族有什麼希望！一個民族要好起來，起碼需要這個民族的人都是誠實的吧。可在我們這種國家，誰誠實誰吃虧，誰倒霉。更要命的是，這個民族僅用荒唐，似乎已經不能夠形容了，現在已見流行批判這個社會的一個詞，叫做：互害。也就是說，事實上，各行各業，大家都在你害我，我害你。為什麼會如此，看看這大半個世紀的歷史，就有解了。1949年到文革前，中國人的良知在這段時間逐漸褪去，消失殆盡。李慎之在《被革命吞吃掉的兒子——懷念李炳泉（1919—1970）》一文中寫了這麼一句：「在偉大領袖的感召下，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生死鬥爭』中，在這塊革命熱情洶湧澎湃的土地上，什麼事情都是可能發生的，包括把人變成狼。」李慎之認為，負責李炳泉專案組的那個中年「女同志」，事實上最後變成了像狼一樣的人。
現在已不是少數人仇恨真相，而是整個社會凡是被洗腦成功者都仇恨真相，正如喬治·奧威爾所言：「一個社會離真相越遠，它就越仇恨那些說出真相的人。」而「如果你試著去了解國家的真相你就走上犯罪的道路」。一如文革中，那些思想犯，是因為某個人仇視嗎？非也，是當時的社會仇視。誰都看得出所謂文化大革命實則是大革文化的命，可誰反對文化大革命，那就是死罪，因為大家都在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在極權社會，所謂「主流」都說「好」的東西，誰要說壞，誰就等於在「找死」。
再如眼下的杭州，那裡的民眾，誰敢對召開的G20峰會所採取的那些「措施」包括作秀包括侵犯人權說個不字，誰敢對政府所作所為表示不滿，都絕沒有好果子吃。不過，如此一來，無非又為這個「段子國」增添一些難得的新段子，讓這個段子國的內容愈加豐富多彩，這可是用金錢用權力都買不到的喲。僅從這點而言，又不能不感謝極權統治者。
2016年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