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間社會食品安全堪憂屢犯眾怒，而中共官方則在一次次以「食品特供」體現自己的權力地位和官民對立。7月10日《中國新聞周刊》發文揭示中共建政後食品「特供」的來龍去脈，聲稱當時張國宏特聘蘇聯專家建立香山農場，有中央辦公廳警衛局負責管轄，後不斷擴大專供副總理以上級別以及部分老中央委員。農場甚至為毛澤東試種了幾樣平時他愛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號稱「專供中的特供」。
報導稱，中共入主北京後，中央辦公廳、公安部為了保證黨中央領導人在飲食上的安全與健康，決定配合玉泉山規劃改造，在附近建立一個小型農場，即「香山農場」。這開啟了中共為高級幹部服務的農產品特供制度。原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工作人員、總特灶伙食組組長張寶昌回憶：
香山農場規劃圖
毛澤東下令：先搞「土」的再搞「洋」的
早在1950年2月14日，中國和蘇聯簽訂為期3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此後中南海多了兩位蘇聯客人。他們的正式身份是警衛和衛生專家，主要搞醫療保健與食品營養研究。香山農場初建時，專家對產品、規模、保鮮、消毒、化驗、防疫各方面都提出不少建議。如：場地要大，物種要多，糧食、蔬菜、水果要有專業生產區，辦公區要獨立等。
洋專家的設想藍圖，是地地道道的蘇聯規範化模式，非常現代，而且具有一定的科學性。不過對當時經濟落後的中國而言，實在是太超前了。
香山農場籌辦小組很快接到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傳達的毛主席意見：人家想搞一流的模範農場，說明他們有學問、有知識，心是好的。但好心不一定就能辦成好事。蘇聯工業發達，地方大、人口少、好辦事，我們比不了。現在弄吃的，也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先搞「土」的，以後有條件，再搞「洋」的。
在北京市和香山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個以荒地、土墩為主體，近600畝的農場就這樣迅速上馬了。一張存留至今的「香山農場區劃圖」，生動地告訴我們當時各類作物區面積和房舍、道路、深井及糞場的方位。如：種青貯玉米260畝；青割玉米15畝；打籽玉米10畝；白薯110畝等。
農場食品專供副總理以上領導
時間不長，香山農場基本建成，歸中央警衛局管理。產品由局屬供應科收購，並專供副總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員的需要。這種包括領導、生產、購銷為一體的三級管理體制，是十分安全和順暢的。但是，如何做到既要國家花錢少，又要東西質量好，成了農場一項非常突出的硬任務。
在供給制年代，首長沒有工資，大多在中南海西樓總特灶就餐。少數願在自己家裡吃的，由公務員打回去，菜餚變化不大。總體上是農場提供什麼，就做什麼。除了保證「五大書記」的需要外，其他首長只能按照「先來後到」、多則多給、少則少供等辦法來解決。
進入薪金制年代，各家有了自己的廚房和公派廚師以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夫人們為了有計劃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買到物美價廉的農產品。農場領導想方設法加強田間管理，減少損失，並嚴把產品質量關，做到多產多銷。
在較長時期里，首長宴請外賓或重要人士所用的農場小牛肉、筍雞、乳製品、肉鴿、鮮蛋等樣樣都是濃醇飄香的真材實料。各家日常用量較大的豆角、黃瓜等蔬菜，也是蟲害少、長勢好，其乾淨新鮮程度，絕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
不久，香山農場東西好、價錢便宜的讚揚聲逐漸傳開，有的首長開始前往視察參觀。
很快，朱德的秘書通知警衛局：總司令說，農場的同志工作時間長，文娛活動少，建議由局服務科，每月1-2次去農場放映專場電影，影片租費由首長開支。
中央機關幹部每年須在香山農場勞動20天
趕上農忙時候，香山農場單憑40餘名在編人員，很難完成任務。警衛局就從其他科室抽調幹部前去支援。這種做法非常管用，沒有影響機關正常工作，也解決了生產中勞動力的緊急需要，還能拉近同單位不同部門，特別是機關幹部與農場工人之間的距離。在同吃、同住、同勞動中大家的感情更好了。
一次，頤年堂會議上談到幹部問題時，劉少奇、陳雲指出：目前在中央、國家機關工作的許多幹部，特別是年紀輕的，幾乎都是「三門出身」(即家門、學校門、機關門)，走的是一條由父母、政府安排的人生道路，不用自己操心就變成了公職人員，而且是終身的。舒服倒是舒服，可經不起風吹雨打，容易摔跟斗。警衛局組織幹部輪流到農場進行勞動鍛鍊倒是個好辦法，要堅持下去，總結經驗，逐步推廣。
毛澤東表示同意並說：「在延安我們就是這樣做的，成績很大。全國勝利後，當官的多了，官氣也來了，這就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只有克服官氣，才能平息群眾怨氣！現在應當從中央機關做起，凡是『三門幹部『要有計劃地分期分批下去，在勞動生產第一線補上這一課。」
時隔不久，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在中南海居仁堂專門開了廳務會，研究布置幹部參加勞動生產的問題。為了便於考核、檢查，特以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勞動生產辦公室名義，印製了《勞動記工本》，人手一冊。內有姓名、日期、勞動項目、勞動時間、記時人簽名等詳細欄目。當時原則規定，每人每年必須要有20天時間，到農場參加勞動生產。
「黨中央一塊小小的自留地」
當臨時需要的勞動力問題解決後，香山農場的規模便日漸擴大了。至1956年後，國內安全形勢已大為好轉，北京市在商品收購、供應、藏儲、管理等方面，已積累了不少成熟經驗。有一批精幹的專業隊伍「供應歸口」，香山農場的轉向也就成了歷史的必然。
經過一段時間準備，除稻田和人員外，農場全部歸北京市統一管理，自主經營。為了不影響生產和供應，警衛局事先還專門從部隊挑選20餘名戰士，轉業到農場熟悉情況，協助相關部門進行交接。爾後，中南海首長各家和總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農場提供。
之後，在原有香山農場的基礎上，以部隊人員為主，組建了一個常年生產班子，大家習慣叫它「玉泉山農場」。新農場除了種稻子外，還在沙土高墩上栽種「甜心白薯」，其中一部分窖藏起來，這白薯是周恩來最愛吃的雜糧之一。
玉泉山管理處的人員利用綠化改造機會，開墾了不少山坡荒地，栽種果樹，算是農場副業。到了收摘季節，果品分為一、二、三級。以蘋果為例：一級最好，專供首長，市場價每斤兩角五分；二級次之，供機關幼兒園，每斤一角五分；三級最差，供機關工作人員(包括首長孩子)，每斤一角左右。因為是自己種的，儘管普通，但味道不錯，大家總是爭相購買。
農場能提供的產品種類越來越多，警衛局領導根據玉泉山獨特的住地環境，開始著重研究毛澤東等少數首長在飲食方面的特殊需要。玉泉山農場專為毛澤東試種了幾樣平時他愛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無籽小西瓜等等。
對於這種具體問題具體對待的方法，有人解釋為「專供中的特供」。有的則戲稱為：「我們種的是黨中央一塊小小的自留地」。
權力特供由來已久
中國的飲食文化歷來是與權力掛鈎的，先秦時期的飲食禮政已相當完備，從肴饌品類到烹飪品位，從進食方式到筵席宴饗等，都對等級之分有嚴格的規定，食品的消費也有嚴格限制。《禮記·王制》說：「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那意思分明是，珍饈美味不是你想吃就吃的。禮儀雖在不斷改變，但總的原則是不變的：我的官做得比你大，我的權力比你大，就要吃得比你好。孫中山先生說：我中國近代文明進化，事事皆落人之後，惟飲食一道之進步，至今尚為文明各國所不及。中國所發明之食物，固大盛於歐美；而中國烹調法之精良，又非歐美所可並駕。--中國飲食文化之所以如此登峰造極，是因為它是極權的產物。
關於特供食品爭論已久，以前的領導層特供，跟普通食品差別不大，然而現在的「特供」儼然成為了權力階層的劃分。政府機關熱衷於搞特供，其一是基於現實農產品的安全問題，為能最大程度的獲取利益，在農產品生產過程中，生產者往往大量使用化肥、農藥，甚至還違法使用一些國家禁止使用的藥品或者添加劑。此種模式下生產出來的農產品，雖然具備數量和產量上的優勢，但在質量上卻難以得到保證，甚至危害到公眾健康。正因為如此，處於對健康的考慮和對市場中農產品質量的普遍不信任，各地的政府機關才熱衷於搞「特供」。
另外一方面主要源於政府權力不受制約的問題。儘管從法制和社會倫理角度而言，政府是為公眾服務的，政府手中的每一分錢都來自於公眾，所有開銷似乎都應該用在服務公眾上，也應該徵得公眾的同意。但在現實中，權力缺少制約，政府行為得不到有效監督。搞一些特供，花高價採購優質農產品給自己享用。由此可見，權力有特供，借權力之手，借公共資源之力，卻只給部分群體享用，這本身就是對社會法紀和公平正義的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