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人是學生革命家出身，一直主張學生造老師的反。在革命剛勝利的1959年4月，他就在哈瓦那大學對學生說要讓他們來修改教科書，讓他們教老師甚麽是對和錯。他還把舊大學貶得一文不值，說那裡充斥著騙子和不學無術的人，是一個「腐爛的、對欺詐比對教學更感興趣的地方」。
1969年3月，「革命攻勢」期間，他又來到哈瓦那大學發表有關系統的大學改革的講話。他說古巴需要的是技術人才，高等教育要改變過去那種把腦力和體力勞動分開的做法。大學要大大縮減，變成技術學院，每個專業都要在實踐中完成學業，學農的下鄉，學工的下廠，學畜牧的進養殖場，學制也要縮短。
他還提出要大大縮減乃至取消人文學科。
總之，他說古巴要成為一個「技師的民族」。對高級知識份子，卡斯楚有一個嘲笑的說法，叫做「人行道上的農學家」，用來指那些在他看來不學無術或是只有一些迂腐學問的知識份子，他們在城市的人行道上連一行莊稼都沒有種出來。
革命攻勢的「升溫」
古巴的「革命攻勢」是在和蘇聯集團發生理論和政策分歧的情況下展開的，然而蘇聯1968年8月對捷克「布拉格之春」的鎮壓卻為古蘇和好創造了條件，使得「革命攻勢」更加升溫。
蘇聯入侵捷克後遭到舉世譴責，然而和蘇聯關係冷淡的古巴卻出乎意料地表示支持。卡斯楚在8月23日晚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他完全同意蘇聯對捷克局勢的分析。他認為在西方國家的經濟援助和政治滲透下，捷克正在放棄社會主義制度，倒向西方陣營。
雖然他承認，從國際法的角度來說，華約國家的軍事行動是對捷克主權的破壞，但社會主義者只能從政治的必要性去接受這個「令人痛苦的」事實。
卡斯楚之所以支持蘇聯的行動，是為了達到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對蘇聯和東歐國家前一階段的改革思潮算總帳，讓蘇聯人知道捷克的演變正是他們曾經鼓勵的改革政策的惡果。
卡斯楚說，存在於捷克的很多現象也存在於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特別是對物質刺激的提倡和對個人利益的縱容。
他引用塔斯社的聲明，其中說：不幸的是，在捷克，經濟改革的討論發展到了危害社會主義原則的地步。卡斯楚問道：
我們很想知道這是否意味著蘇聯打算在經濟領域限制那種日益導向商業關係和自發傾向的現象，是否打算限制那種日益為市場的用途和市場在決定價格的過程中的作用而辯護的做法？蘇聯是否意識到了必須制止這種傾向？
他還大力批判了蘇聯東歐國家和帝國主義「和平共處」的幻想。在批判社會主義陣營自由化的問題上，他把根子一直挖到了南斯拉夫和狄托（Josip B. Tito）身上，反對蘇聯在1956年和南斯拉夫恢復友好關係，這樣卡斯楚就把問題一直追到了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的非史達林化。
卡斯楚的這次講話是國際共運史上反改革勢力的宣言書。藉捷克事件，卡斯楚宣布了蘇聯東歐改革路線和和平共處政策的破產。無疑，這次事件更堅定了卡斯楚的信念。
半年後，1969年初他就發起了一千萬噸糖的戰鬥，把「革命攻勢」推向高潮。
「革命攻勢」的失敗
革命攻勢」的主要戰役是一千萬噸糖，這個指標是整個運動勝敗的象徵。政府取消了星期天的休息，和平時一樣勞動十二個小時。為加強對工人勞動的監督，政府發布了第1125號法令，規定為每個工人建立勞動檔案，上面載有個人歷史、勞動技能、教育程度、出勤率和「革命覺悟」的程度，它是確定工資、退休待遇以及分配住房等等的憑證。
然而，全國總動員加上嚴刑峻法都於事無補。到了1970年5月，所有人心裡都清楚：一千萬噸糖是個無法完成的指標，但誰都不知道如何替卡斯楚找到一個承認失敗的場合和台階。
就在這時，流亡美國的古巴反革命在公海上綁架了幾個古巴漁民，提出用他們來交換古巴的政治犯，卡斯楚利用這個事件掀起了一場新的反美運動。
數十萬群眾包圍了瑞士駐古巴大使館（瑞士大使館的房子是前美國使館的所在地，瑞士大使館又是美古斷交後兩國之間打交道的中間人，因此是全古巴最能令人想起「美國」這兩個邪惡字眼的地方），威脅要衝進去。
這件事引起了一場外交危機，後來美國聯邦調查局迫使古巴流亡份子釋放被綁架的漁民回古巴。卡斯楚親自去歡迎這些人，並把他們帶到圍困瑞士大使館的現場，作為一場反美鬥爭取得勝利的象徵。
就在這次大會上，他第一次宣布沒有達到一千萬噸糖的指標。
7月24日是甘蔗收穫期的結束，政府宣布產量是850萬噸。7月26日，在紀念「七．二六」（即1953年7月26日卡斯楚帶領人馬襲擊蒙卡塔兵營，這是卡斯楚武裝鬥爭的開始）的講話中，卡斯楚承認一千萬噸糖的戰鬥失敗。
他說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領導人對「客觀因素」判斷失誤，並說要為這個重大失誤追究責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自己提出「辭職」，但在群眾的反對聲中收回了這個要求（在群眾大會上宣布重要決定並由群眾的呼喊來「批准」，是卡斯楚「直接民主」的主要表現），然後他撤換了糖業部長和教育部長。
和一千萬噸糖差不多同時展開的「環哈瓦那綠帶工程計劃」這時也面臨失敗。無數工人、幹部、學生和家庭主婦辛苦了一年多，開荒種地，撒下了十億顆咖啡種子，長出來的咖啡樹卻不結果，原因是哈瓦那地區不適於種植咖啡。
由於整個國家的經濟和其他工作在一年半以來都圍繞著一千萬噸糖而運轉，這場戰鬥的失敗使得古巴的經濟陷於癱瘓狀態，其嚴重性到了無法掩飾的程度，連卡斯楚自己也不得不在「七．二六」的講話中承認，領導人已經讓古巴人民付出了太大的代價。
8月份他對古巴婦聯大會發表講話的題目就是「自我批評」；9月份他在另一次講話中說：「讓我們再也不要像過去習慣的那樣……把一個來自於我們頭腦里的主意直接在實際中實施，這樣的方案常常在現實世界中碰壁。」
以一千萬噸糖為中心的「革命攻勢」的失敗，在古巴革命後的歷史發展中影響深遠。在一段時間內，卡斯楚汲取了這次失敗的教訓。
自1970年開始，古巴黨和政府逐步放棄了直接依靠群眾運動來完成經濟計劃的做法，對最高領導人在制訂經濟指標時的隨心所欲和直接干預也有了一定的限制；同時，一些過去受到忽視的機構和制度開始建立和健全，向蘇聯模式看齊。
西方研究古巴的人士將這種種舉措稱為革命的「制度化」，意為革命有了一定的制度束縛，不再一味地激進化和用非常規的手段來達到經濟和社會目的。
古巴首都哈瓦那市區一角，2016
古巴模式的大躍進和文革
中國的大躍進和文革是兩個分別開展的運動，前者以經濟指標為主，背後的動機是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後者則基本上是一場沒有經濟指標的純政治運動。而古巴的「革命攻勢」可以說是古巴模式的大躍進和文革的結合，兼具政治和經濟雙重目的。
在現象層面上，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和古巴的這些運動之間存在著許多相同點，例如：
用揪出黨內反對派作為運動的開始；
在社會上確定一個階層作為公敵，然後發動群眾進行批鬥甚至抄家；
全國總動員，使用遠遠超出常規的手段去達到一個並不現實的經濟指標，甚至正常的工作全部停頓下來，一切圍繞著中心任務運轉；
在人民群眾中用個人和集體的典型強行推廣普通人難以做到的道德標準，存公廢私；
在教育方面要徹底廢除重視基礎教育和高級研究、以全面發展人的個性、心智和道德為目的的教育制度，發展起一種以意識形態為中心的、在知識上只強調實用知識和基本技能的教育，目的是培養一種政治上完全定型的、技術上能適應普通工農業生產需要的中低級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在國際背景上，中國的大躍進、特別是文革和古巴的「革命攻勢」，都是對蘇聯模式的否定和挑戰。
所謂蘇聯模式，這裡指強調物質基礎、技術水平，現實地制訂經濟發展指標，依靠官僚階層和技術人員的管理水平而非用群眾運動的方式完成經濟計劃，以及有限的經濟改革，承認個人物質利益和價值規律的作用，等等。
在60年代上半期，尤其是圍繞「利普曼主義」的討論中，這些都是蘇聯東歐陣營的熱門話題。而中國和古巴這兩國之所以反對這個意義上的蘇聯模式（而非高度集權或計劃經濟意義上的蘇聯模式），除了意識形態的原因外，經濟上是因為它們沒有蘇聯那樣已經具有相當規模的物質和技術水平，只能訴諸他們所獨有的或者說唯一的資源：群眾運動和政治覺悟。
在更深一層的意義上，古巴的「革命攻勢」和中國的大躍進和文革一樣，都是一種尋求向社會主義直接過渡的形式。或者在保守一點的意義上來說，是希望通過和平年代的繼續革命，確保已經達到的覺悟水平不至下降，為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作好準備。
1968年，古巴總統多鐵戈斯（Osvaldo Dorticos）對外國客人說：古巴正在用最快的速度進入社會主義，其主要方法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轉變古巴社會。針對馬克思主義對物質基礎的強調，他說：「馬克思設定了最終目標，解釋了未來社會的性質，剩下的問題就僅僅是找到正確的方法去到達這個目的。手段越合適，達到目的的速度就越快。」在這個意義上，他用蘇聯作為反面教材：「自從1962年以來，……俄國人共產主義講得越來越少，利潤和恢復市場機制講得越來越多。」
他甚至對社會主義是一個獨立的發展階段這個當時國際共運公認的原則提出質疑：「一些東方國家（指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家試圖用他們的改革把社會主義階段永久化」，而不是把這個階段看作從資本主義通往共產主義道路上的一個短暫的休息站。
令人深思的是，儘管古巴的「革命攻勢」和中國的大躍進、文革之間存在著現象和本質上的相似，但基本上卡斯楚在發起這場運動時並沒有受到中國的影響或啟發。
古巴和中國之間的關係以1965年為界，之前雙方維持友好關係，卡斯楚在中國和蘇聯之間維持平衡。但隨著古巴經濟日益依靠蘇聯，以及中國1964年開始削減對古巴的大米輸出，中古關係惡化了。卡斯楚在1965年1月的新年講話中挑起了中古論戰，但這場論戰只持續了幾個月就沉寂了。
此後古巴對中國的態度是不罵也不提，例如從1966年2月到1970年左右，《格拉瑪》基本沒有單獨的介紹或報導中國的情況，只有在1966年6月的一次報導仲介紹了北京大學的人事變動，這是對中國文革和整個中國情況唯一的一次報導。相比之下，越南和朝鮮倒是經常出現在報紙的頭版。
根據一些在這個時期訪問古巴並和卡斯楚等高級領導人有過密切接觸的西方左派人士的記載，卡斯楚對中國以文革為高潮的極左路線很有好感，但具體了解得很少。
例如，波蘭社會主義者卡洛爾（K. S. Karol）（此人因對蘇聯模式不滿而長期住在巴黎）60年代訪問過中國，並在1967年出版了一本題為《中國：另一個共產主義》（China： The Other Communism）的書。次年當他訪問古巴時，發現古巴政府把他書中的部分章節編成小冊子在內部發行。他所遇見的一些讀過這本小冊子的幹部都對中古之間的論戰表示不解，因為雙方的內外政策特別是平均主義和反對物質刺激實在太相近了。卡斯楚這樣對他說：
中國人也許正在做令人感興趣的實驗，但我們比他們走得更遠。在他們的社會計劃中，錢還是核心，雖然是從平等的角度，而俄國人則處心積慮地鼓勵收入的不平等。我們則想擺脫金錢的神話，而不是去遷就它。我們要把錢徹底廢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