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大屠殺100天，被害者100萬，一個國家八分之一的人口消失。這就是1994年盧安達種族大屠殺。絕大部分受害者是圖西族人，也包括一些同情圖西族的胡圖族人。這場屠殺的根源是盧安達國內延綿幾個世紀的種族矛盾，這讓無數普通人瞬間變身為殺人不眨眼的魔鬼。
在盧安達大屠殺中，100萬人在短短100天內慘死（圖源：Reuters/VCG）
發生於1994年4月6日至6月中旬，是胡圖族對圖西族及胡圖族溫和派有組織的種族滅絕大屠殺，共造成80-100萬人死亡，死亡人數占當時全國總人口20%以上。大屠殺得到了盧安達政府、軍隊、官員和大量當地媒體的支持。除了軍隊，大量的胡圖族平民也參與到了大屠殺中來。
由於在索馬利亞進行的「黑鷹墜落」行動的失敗，美國並不想介入盧安達內戰。對此美國總統柯林頓於1998年3月訪問盧安達時，在基加利機場對大屠殺倖存者發表講話時婉轉地表達了歉意。
聯合國在盧安達種族大屠殺事件中表現消極。大屠殺發生的第四天，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投票，決定象徵性地在盧安達保留260名維和人員，職責僅僅是調停停火和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在盧安達種族大屠殺持續了近一個半月後，聯合國才決定將聯合國駐盧安達援助團人數增加到5,500人，擴大其行動授權，並說服其他國家參與救援。
盧安達大屠殺20周年祭
1994年4月，南非舉行了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後的第一次民主選舉，當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這一歷史盛事時，幾千公里外的盧安達，卻發生了一場種族大屠殺。從4月6日至6月中旬的100天裡，胡圖族對圖西族及胡圖族溫和派進行了種族滅絕，全國共有80-100萬人死在了彎刀、鋤頭、棍棒和火器之下，占當時總人口的20%以上。
這是繼1970年代紅色高棉政權在柬埔寨大開殺戒之後，全世界最駭人聽聞的屠殺，其殺人的速度數倍於納粹用毒氣殘殺猶太人的速度。然而在事件發生之後的很長時間裡，人們對此一直所知不多，甚至連是否發生過種族屠殺都有爭議。直到2004年反映這段歷史的電影《盧安達飯店》獲得奧斯卡獎之後，世人才如夢初醒。
現代的心理學和政治學研究，已經證明普通人在特定的環境下也會變身為殺人不眨眼的魔鬼。除此之外，盧安達大屠殺的發生，根源首先是盧安達國內延綿幾個世紀的種族矛盾。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盧安達一直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僅占人口10%-15%的圖西族是統治階級，88%的政府官員都是圖西族人，並擁有絕大部分可耕地。而因為圖西人個子較高，外貌特徵比較接近西方人，無論是法國還是比利時殖民者，對他們人似乎也更為青睞。1962年盧安達宣布獨立後，政權交給了占多數人口的胡圖族，胡圖人為主的盧安達政府反過來對圖西族實行種族歧視政策。在大屠殺前的3年裡，國家控制的媒體甚至把圖西族人視為國家的敵人，大力加以撻伐和煽動，甚至公開宣布須被處決的名單。
1994年4月6日，載著盧安達總統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和蒲隆地總統西普里安·恩塔里亞米拉的飛機在盧安達首都基加利附近被擊落，兩位總統同時罹難。事件至今是個謎，但胡圖族高層立即將事件歸咎於圖西人。在《盧安達飯店》裡，主角保羅一家和鄰居們一起聽到了這段恐怖的廣播：「我們偉大的總統，被圖西族蟑螂謀殺了！算帳的時候到了，優秀的盧安達胡圖族人，我們必須砍倒高樹！現在就砍倒高樹！」高樹就是身材較高的圖西人。為了達到族裔淨化的目的，妖魔化、標籤化對方，把他們說成是非人類的、骯髒的、帶有某種疾病的，等等。這往往是政治性大屠殺之前司空見慣的意識形態洗腦。
而在長達100天的時間裡，外部世界和聯合國竟然沒能出手制止這場悲劇，其後的國際政治博弈同樣發人深思。時任聯合國駐盧安達維和部隊司令羅密歐·達賴爾說，只需四五千名有戰鬥力計程車兵，就能控制住大屠殺。但進行武力干涉的聯合國決議遲遲不能出台，當時策劃和執行屠殺的盧安達政府本身就是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壓根就否認有大屠殺的事情；美英則由於索馬利亞維和行動的慘敗而無力再陷泥潭。等聯合國總部的外交家們辯論結束，在6月22日艱難地達成一致時，大屠殺也基本結束了。而因為沒有及時出手相救產生的愧疚感，成了幾年後西方在前南斯拉夫甩開聯合國行動的心理根源，也讓「人權大於主權」的理念開始大行其道。
2003年，聯合國將每年的4月7日定為「反思盧安達大屠殺國際日」，並於一年後在坦尚尼亞的阿魯沙成立盧安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審判高級政府官員或軍人，後來有6名嫌疑犯被判25年到終身監禁。盧安達政府則負責審判較低層級的官員或平民。
但由於該國司法體系非常薄弱，政府沒有充足的法官、法庭及律師處理相關案件。倖存者指出，有些罪犯沒有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被釋放後還會報復證人。而被釋放的罪犯則抱怨一些倖存者誇大了自己的損失程度。倖存者與殺戮者都對政府的做法不滿，盧安達的種族矛盾其實仍然存在和發酵。
20年前的大屠殺
1994年4月6日，盧安達爆發了針對圖西族的慘絕人寰的種族大屠殺，而當時，西方媒體卻將此定義為「部落鬥爭」，袖手旁觀，其中就包括德國《明鏡》周刊記者巴斯婁馬·格瑞爾。國際社會的失職，全球媒體的失語，使得這場本可避免的人間慘劇在非洲上演，100天內奪走了上百萬條鮮活的生命。20年後，格瑞爾再度回看這段歷史，不禁為當年的所作所為深感悔恨
1994年4月，整個南非都籠罩在狂熱興奮的情緒當中：第一次自由選舉將於月底結束。這是南非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大選，所有公民無論是白人還是黑人都將參加。長達三百多年的種族隔離制度即將結束，劃時代的盛事吸引了全球四百多名記者齊聚南非，我也在其中。
歡聚的人群不會想到慘劇正籠罩著「非洲之心」盧安達，更不曾料到我們又將對此犯下何種罪孽。當時，我供職於德國《時代》周刊，與其他記者一樣，在距離盧安達4000公里的南非輕率地寫下了報導，犯下了無可饒恕的錯誤。在過去20年中，我一直為此深感愧疚。
最初從盧安達傳來的消息是模糊的：兩軍對戰、血腥動亂、種族鬥爭。《明鏡》刊登了題為《無政府主義的自我強化》的報導，將盧安達的混亂視為典型的非洲式部落衝突。然而，所有人想當然以為的「部落鬥爭」實則是種族滅絕，是繼納粹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和20世紀70年代柬埔寨大屠殺之後最慘絕人寰的反人道主義暴行。
「我們被世界徹底拋棄。所有人都袖手旁觀。」現年34歲的喬納森·恩圖爾說。他身形修長，身著紅色皮衣和巴寶莉的牛仔褲，頭戴雷朋墨鏡。他希望在重訪這座自己僥倖逃離的人間地獄時能保持最好的狀態。
100天內100萬人被殺害
平均每5分鐘有一人遇害。人類歷史上從未發生過在如此短時間內殺戮數量如此之眾的慘劇
站在穆拉姆比市旁的小山頭上，恩圖爾告訴我們，當年他和家人，還有成千上萬同樣驚恐萬分的圖西族難民一道逃到此處。政府軍承諾保護他們，因而他們對僥倖逃過大屠殺還抱有希望。當年，喬納森才14歲。
4月6日20時20分，總統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的專機在首都基加利機場上空被擊落。事件真相至今成謎。幾個小時之後，大屠殺爆發了。總統衛隊和胡圖族民兵在基加利街頭縱火殺戮。胡圖族強權派人士奪取了政權，意欲「一勞永逸」地徹底消滅占盧安達十分之一人口的圖西族。短短一周內，殺戮就席捲了整個國家。
「剛開始父親不肯相信，」恩圖爾回憶說，「直到他們開始縱火燒村子，我的3個兄弟姐妹相繼遇害。我們逃離家鄉，來到穆拉姆比。」4月10日下午4點左右，他們到達了被認為相對安全的穆拉姆比。
當晚10：30，羅密歐·達賴爾將軍向聯合國紐約指揮中心匯報了盧安達的情況。這位加拿大官員被派駐到盧安達。幾個月來，達賴爾多次向聯合國發出關於盧安達暴力衝突的警告。1月，他在加密電報中報告了盧安達秘密武器和敢死隊的存在。
4月，達賴爾擔憂的情況發生了。達賴爾申請立刻增援，他認為如果聯合國派遣4000人的維和部隊並採取強硬措施，就可以避免局勢進一步惡化。然而，時任維和部隊行動部部長，後升任聯合國秘書長的科菲·安南拒絕了該請求。人們不相信反人類罪行會在盧安達發生。
之後的100天內，胡圖族政權及其同夥殺害約100萬圖西族人和溫和派的胡圖族人——平均每5分鐘有一人遇害。人類歷史上從未發生過在如此短時間內殺戮數量如此之眾的慘劇，羅密歐·達賴爾稱之為「非洲大屠殺」。
4月21日凌晨3點，穆拉姆比化為人間地獄——士兵向人群掃射，投擲手榴彈。一小時後，民兵組織從山上衝進難民營，用砍刀、長矛、鐮刀、鋤頭、棍棒屠殺手無寸鐵的難民。在混亂中，恩圖爾一家被衝散。恩圖爾與一群年輕人向兇徒投擲磚頭，然而他們很快寡不敵眾。不過，最終他和其他100名難民奇蹟般地逃脫，跑下山谷，游過穆拉姆比河。縱使全力控制，他依舊顯得心慌意亂，他開始瘋狂地指手劃腳，講話飛速，還不時結巴。「我始終不敢提起過去。」他說他曾因往事困擾而無數次失眠，為治療創傷後應激性障礙嘗試過許多方法，但都失敗了。
至少4萬人喪生於穆拉姆比，沒人知道確切的死亡人數。20年後，這一地區仍不斷有無名骸骨被發現。
盧安達大屠殺發生的真正原因
兇手並不是惡魔附體，他們殺戮的原因如此簡單——我不殺人，我就會被殺掉
事實證明，盧安達種族大屠殺並不是無政府主義的惡果，而是由一群受過現代教育的所謂「精英階層」利用國家工具犯下的滔天罪行。兇手並不是惡魔附體，他們殺戮的原因如此簡單——我不殺人，我就會被殺掉。
大屠殺紀念館建在穆拉姆比，入館處的電子屏寫著「媒體稱之為部落鬥爭，而非種族滅絕」。顯然，盧安達人對當時全球媒體的袖手旁觀耿耿於懷。
慘絕人寰的暴行與「部落鬥爭」毫無關係。長久以來，胡圖族和圖西族有共同的語言、習俗與文化，允許異族通婚，許多盧安達人甚至無法區分胡圖人和圖西人。慘劇的真實原因在於人口過剩、資源稀缺給貧窮落後的國家帶來的沉重壓力，而殖民政策更激化了種族矛盾並激發了精英階層對權力的渴望。
惡臭從紀念館的一個房間傳出。推開門後，一個恐怖的場景呈現在眼前：房間裡密密麻麻擺滿了乾屍，上百具屍體被白色防腐劑嚴嚴實實包裹著，堆放在床板上。屍體殘破不全，有的肢體殘缺，有的孩童頭顱被砍去，有的婦女腿因為強暴而被撕開……
恩圖爾摘下墨鏡，強忍淚水，不發一言。直到出走展廳，他才重新開始說話。他踏上一塊雜草叢生的混凝土板說：「這下面是萬人坑，以前法國人還曾在上面打排球。」法國曾和胡圖政權關係友好，為其提供武器，幫助其訓練軍隊和民兵。大屠殺結束後，法國還曾派出「拯救部隊」到達盧安達，開了一條綠色通道，幫助殺人者和胡圖族難民逃往剛果民主共和國。
在駛離紀念館時，一群男孩在車後向我們揮舞著手工做的風車。「看到這裡漸漸恢復正常讓我覺得恐怖，」恩圖爾說，「看到生命在這裡萌芽，我會覺得不可思議，難以想像這裡的生活在繼續，仿佛一切並沒有發生過。」
他想去伽塔巴山，他的父親和哥哥就在那兒喪命。他們也曾設法逃離穆拉姆比，但不幸只逃到了下一個山頭。恩圖爾本想與殺害他父兄的兇手的妻子談談。然而，隨著我們慢慢接近她的店鋪，他卻開始動搖。
「不，今天不行，」他說，「今天氛圍不對。」周圍確實充滿了敵對的氣氛，廣場的人都緊盯著我們的越野車，臉上的表情似乎在說：記者們又來了，事情也該過去了吧。對他們而言，已經20年了，過去的都該過去了。
然而，對於恩圖爾而言，過去從未過去，時間永遠停止在這裡，停滯在那時。
「加油！繼續！墳墓還沒有裝滿！」
殺人變成了公民職責，人們燒殺搶掠，因為仇恨也因為恐懼，被殺戮欲支配，為貪慾所驅使
在返回基加利的路上，我們看到在稻田裡勞作的犯人。在一群身著粉紅色囚服的犯人中，穿著橙色囚服的囚犯頗為扎眼，他們就是犯下種族滅絕罪行的兇手。
「所有人都該知道他們是『種族滅絕者』，他們需要為自己的滔天罪行付出代價。這才是正義。」恩圖爾說。
曾經14人的大家庭如今只剩下他、母親、兩個姐姐和一個哥哥。他曾多次受邀做穆拉姆比的導遊，但都拒絕了。為了保護自己，他把心禁錮在層層高牆中，然而，一回到這裡，一切都坍塌了。在過去20年裡，為了不被夢魘糾纏，他努力學習、瘋狂工作。他獲得了布塔雷大學的商業金融管理學位，現在在一家援助組織工作。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此，對于丹賽爾·娜熱芭容古而言，拮据的生活每天都在提醒她1994年4月發生在家附近的塔拉瑪教堂中的慘劇。她在大屠殺中失去了20名家人，9個子女中5個命喪教堂，父親也在祭壇前被活活砍死。
如今61歲的她和兒子及兩個孫子，住在只有兩間屋子的、狹小而黑暗的房子裡，沒有家具也沒有水電。丹賽爾衣衫破爛，滿是塵土，靠在建築工地搬運石塊謀生，每天賺不到一歐元。
塔拉瑪位於布格塞拉區，是一片荒涼的沼澤區域，蚊蟲肆虐。20世紀50年代末第一次殖民遷移時，許多圖西族人被迫定居於此。大屠殺中，胡圖人像對待蚊蟲一般，將這裡的圖西人幾乎全部殺害。
1994年，成千上萬的圖西族人逃到塔拉瑪教堂，希望教堂能庇護他們，希望同為天主教徒的兇手會對教堂有所忌憚。丹賽爾和家人也逃到這裡。然而，4月15日上午8時，民兵包圍了大樓。他們擊穿教堂的磚牆，向裡面投擲手榴彈。之後，他們強行闖入，將倖存者一一殺害。
教堂的主牆上至今仍殘留著一片由被害兒童鮮血染成的巨大血污。靠牆放著一個巨大的木棍。「那個，」丹賽爾說，「是用來串烤女人的，從陰道到頭頂把人串起來。」她的聲音平穩，似乎沒有情緒，然而她的眼神卻清楚地告訴我們當年的慘狀已經永久地刻在她的眼中。
「加油！繼續！墳墓還沒有裝滿！」1994年盧安達國家廣播電台的米勒斯·科林斯曾通過廣播如此煽動暴徒。殺人變成了公民職責，變成了百姓需要履行的義務。人們燒殺搶掠，因為仇恨也因為恐懼，被殺戮欲支配，為貪慾所驅使。
慘案發生時，41歲的丹賽爾正懷有8個月的身孕，她被埋在告解室的屍堆下面僥倖逃過一命。1994年6月，她生下一個兒子，取名埃里克，意即「大難不死之人」。
「屠殺發生時上帝何在？他在，不然我們就不會活下來，」丹賽爾說，「不過，你們在哪？你們為什麼沒來救我們？」
這類問題一直讓我羞愧難當。盧安達的慘劇不僅是聯合國、西方國家和非洲世界的失敗，也是包括我在內的所有記者的失責。我們忙於關注南非的選舉盛事，而對盧安達的人間慘劇漠不關心。不是探究真相，而是不負責任地憑空想像。
4月15日，當塔拉瑪的大屠殺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之時，我所寫的分析報導發表在《時代》周刊上。我說這是發生在非洲中部的「可怕的部落鬥爭」。最後，我寫道，「外界的干預可能是沒有意義的。」這份報導是我職業生涯中所犯下的最不可饒恕的錯誤。
1994年4月24日，塔拉瑪的天主教堂墳墓般寂靜。無數的屍體被堆放在教堂內外，丟棄在灌木叢中，散布在山谷沼澤。同日，距南非大選只有3天，南非里賈納芒迪教堂內，被喜悅氣氛感染的人們高唱國歌，歌頌生命、自由和未來。有的記者也被氣氛感染，跟著齊聲歌唱。天花板上還殘存著白人士兵追捕黑人抵抗力量時留下的彈孔，種族隔離時期的暴力只剩下殘存的模糊記憶。
人們在一片歡騰之中，與過去三百多年來的種族殘殺告別，與未來充滿希望的南非擁抱。他們怎麼也沒想到，在同一片大陸上，盧安達境內正屍橫遍野，一片末日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