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於一次政變中掌權。政變餘波中，超過一千名前總統穆爾西的支持者死於非命。塞西語調溫和，外國人常常因此而放鬆警惕。「他和別的將軍不一樣，交談時，他會認真聽你在說什麼，」最近，一位歐洲外交官告訴我。「他不會誇誇其談。」某位美國官員說，塞西讓她想起一種典型的美國政客。「有些政客真的時時刻刻都想做房間裡說話最響的，有些則天生適合這個體制，沒那麼高調，但能力一樣強。」她這麼評價塞西：「他這種沉靜內斂的性格很有用，對方會更專注，並仔細考慮他說的話——他想傳達什麼信號？有沒有什麼言外之意？」
發起革命的通常是那些敢做敢說的，而低調謹慎的那些往往是革命的配合者。但槍打出頭鳥——許多情況下，笑到最後的往往是懂得伺機行事的人。2011年2月，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在塔利爾廣場運動中被迫下台，塞西當時是軍事情報部門主管——崗位特殊性讓公眾對他幾乎一無所知。那之前五年，他在賓州的卡萊爾修完了美國陸軍戰爭學院的戰爭課程，但似乎也並沒有怎麼引起美國高官的注意。「回想起來，我真的沒特別留意過和塞西相關的情報紀要，」前中情局局長、2011年上任的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告訴我。2013年，查克·哈格爾接任帕內塔入主五角大樓，他表示，「我們的軍隊對塞西掌握的信息並不多。」另一位美國官員說關於塞西的個人信息少之又少，「大家都不是很了解他的妻子，或者他的孩子。我認為這不是巧合，而是他刻意給自己塑造的形象。」
掌權近30年的穆巴拉克沒有提名繼任者，推翻他的革命團體又推不出一名領導人，也缺乏組織性。所以，埃及的治理大權掌握在了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的手中，他們負責監督埃及到民選政府的過渡。塞西是該委員會最年輕的成員，據說與穆兄會的密談就是由他牽頭的。穆兄會在革命前是非法組織，與軍隊關係一直很緊張，但在塔利爾廣場事件後，穆兄會通過民主選舉一步步掌權，有跡象表明有人在從中牽線搭橋。一名國務院高級官員在此期間與埃及軍隊和穆兄會都有聯繫，他最近透露：「負責和穆兄會協商的就是塞西。」「我認為他應該是想影響、控制，進而理順政治進程。」一位歐洲外交官說這是一種「共存」：「只要穆兄會不過多干預軍事，軍隊就會任其繼續參與民選政府的過渡事務。」
穆兄會領袖信任塞西，一個原因是他是虔誠的穆斯林。而且至少在一開始，軍方表現得很可靠。2012年6月，穆兄會領袖穆罕默德·穆爾西贏得了埃及首次民主選舉，軍隊並沒有干預。上任後不久，穆爾西就命令國防部長退休，也解除了海軍司令、防空軍司令和空軍司令的職務。埃及的年輕革命派為此歡呼雀躍，認為這展現了穆爾西削弱軍方影響力的決心。許多人也很欣賞他欽定的新任國防部長塞西。塞西當時57歲，取代了之前76歲的將軍，這似乎標誌著軍官隊伍要向更年輕、更有遠見卓識的方向轉變。
很快，穆爾西又做出了另一個大膽嘗試。11月，他發布總統令，試圖將總統的臨時權利至於法院之上，先發制人，制定符合伊斯蘭教利益的新憲法。後來的事實證明，此舉成為了穆兄會政治命運的一個轉折點。穆兄會失去了絕大多數革命派的支持，面臨的反對呼聲越來越高，六個月後，警察機關等許多國家機構最終拒絕效命穆爾西政府。塞西對此沒有發布希麼公開聲明，但從他與美國防長查克·哈格爾的對話中可窺得他的想法。在危機正盛的2013年3月，哈格爾訪問了開羅，第一次見到了塞西。「我們進行了非常融洽的交談，」越戰受勛老兵哈格爾告訴我。「我想他應該覺得我很了解軍隊和戰爭，也能看清潛在的威脅。」
隨著危機的進一步升級，除了哈格爾，塞西已經不再和任何美國政府的官員打交道了。哈格爾估計他們之間可能通過近五十次電話。「我們真的會大概一周打一次電話，一談就是一小時，有時還不止。」很多人相信埃及軍方從始至終都在圖謀推翻穆爾西的統治，但哈格爾相信，塞西最開始並沒有奪權野心。其他外交官也這麼認為。一位見過塞西數十次的歐洲外交官告訴我：「他不是那種一輩子只知道謀求權力，一心成為總統的人。」一些觀察家則強調說，政治動盪中人的想法是變得很快的。「設想一下，好幾百萬個人告訴你，如果你採取行動，就能改變整個國家。這種情況我是沒有經歷過。」某位歐巴馬政府的前任高級官員對我說，「不知道如果換做是我，我會怎麼想。」
2013年6月的最後一天，約有1400萬人走上街頭，抗議穆爾西政府。我問哈格爾，塞西當時是什麼態度。「『我能做什麼呢？』」哈格爾回憶塞西說的話，「『我是說，我也不能一走了之吧，不能有愧於祖國。我只能成為領袖，我有強大的後盾。此時此刻，我就是那個拯救國家的人。」
直到最後，穆兄會領導人都以為塞西是他們的人。「我猜，穆爾西發現塞西背棄了他的那一刻，一定徹底驚呆了，」某位國務院高級官員告訴我。7月3日，穆爾西被軍方關押，塞西在電視上發表演講，宣稱在埃及舉行選舉、通過新憲法前，臨時政府將執掌大權。之後的幾個月，塞西大受歡迎，但他似乎想繼續保持低調風格。他很少公開露面，也不加入任何政黨。2014年春競選總統時，他也沒有正式的競選團隊。連他自己的競選集會都從不參加。他從來不願解釋關於自己生活的一些細節，YouTube上他的競選官方頻道還給出了兩個不一樣的出生地。塞西有四個孩子，均已成年，但他很少公開提到他們，他的妻子幾乎也是徹底隱匿在公眾視野之外。
但就任總統後，塞西卻無意透露了很多他自己以及埃及政治結構的細節，其坦誠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還有人秘密錄製了塞西公開談論敏感話題的音視頻系列，這個系列被稱為「塞西解密」。從操縱媒體，到怎麼在海灣國家撈錢，塞西均有提及。塞西執政時期，人權問題比穆巴拉克時期要嚴重得多，經濟疲軟也會招致危險的後果。過去的一年半發生了很多事：西奈半島墜機；一名外國研究生在開羅被殺；紅海上兩座島嶼的主權問題引發了民眾抗議，但卻淪為政治運動失敗的悲劇。在充滿革命氛圍的埃及，塞西的崛起歸功於三樣因素：秘而不宣、緘默寡言、忠於體制，但這些也正是他無法真正做出改變的原因。
2013年10月，新一波泄露出來的視頻中，有塞西在軍官閉門會議中的演講。「整個國家都在經歷推倒重建的過程，」他對在場軍官這麼說，又深深嘆了一口氣。視頻里的塞西目光警覺，卻出人意料的溫和。他個子很小，已經有些禿頂，脖子很短，穿著迷彩服，佩戴有裝飾著五角星和交叉軍刀的肩章。他面前擺著一盒紙巾，一大盆五顏六色的鮮花，還有至少三個Wet Ones牌的濕巾盒。這奇怪的一幕讓人想到了《綠野仙蹤》——如果忽略幕布後邊的塞西的話。「這是我們正在經歷的階段，這些都是它的成果，它的症狀。」塞西溫和地說。「但你無法讓一切恢復原樣，有一些東西已經改變了。之前沒人會提到你的名字，也沒人說起你。」
去年11月，塞西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拜訪了時任英國首相大衛·卡梅倫。塞西也邀請了一些埃及顯要同行，包括軍情部門的退休將軍薩邁赫·賽義夫·亞扎爾——在埃及議會選舉中，他團結了一個支持塞西的候選人聯盟。在埃及航空的航班上，亞扎爾告訴我，此行主要是為了經濟。「除了阿拉伯國家之外，英國是埃及最大的外資來源國。兩國有很多共同利益，尤其是在石油方面。我們也會聊進出口。」
就在那次訪問的四天前，發生了科加雷姆航空空難事故。搭乘有俄羅斯遊客的飛機從西奈半島的沙姆沙伊赫起飛後墜毀，機上的224人無一生還。2014年曾有西奈半島上的伊斯蘭團體對伊斯蘭國組織效忠，但對空難的初步調查顯示，飛機失事可能是技術故障，而非恐怖主義。埃及人為此鬆了一口氣，因為這就意味著空難不會給旅遊業帶來進一步的打擊——阿拉伯之春後，當地旅遊業受到了重挫。亞扎爾告訴我，該事件不會影響國事訪問的日程。
英國駐埃及大使約翰·卡森也隨同塞西進行國事訪問，與我們坐在同一架飛機上。我在他旁邊小坐了片刻，他似乎不是太在意塞西此次訪問的經濟意向。他正在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發布的研究報告《埃及：逐步升級的伊斯蘭起義》，還提到過去兩年裡埃及在西奈半島戰場上損失的兵力：「埃及損失了七百多人，比英國在阿富汗戰場上的犧牲人數（約450人）還多。」
出發的前一晚，卡森得知，英國分析人士認為飛機失事的原因很可能是伊斯蘭國組織的臥底在那架飛機上藏了炸彈。該消息仍屬機密，不過卡梅倫已與塞西通過電話，告訴了他這個消息。幾個月後，卡森告訴我，當時他們已經在一步步了解真相了。就在我們飛往倫敦時，一架載有英國專家的飛機正飛往埃及，要對沙姆沙伊赫國際機場進行安全程序的風險評估。
我們抵達倫敦沒多久，沙姆和英國間的所有航班都停飛了。近一萬七千英國人滯留在西奈半島南部，不知何時、如何才能回國。正值國事訪問之際，這件事發生的尤其不是時候。塞西訪問之行的第一天早上，《獨立報》就刊登了一篇頭條——《遊客信心極有可能大受打擊》。彼時，塞西下榻於海德公園附近的文華東方酒店。塞西抵達那天的晚上八點鐘，我去拜訪他，前門被警方用警戒線包圍了起來。因為幾十名埃及抗議者在前門大聲抗議示威，喊著解放運動的口號：Yasqut, yasqut, hukm al-askar！（打倒軍事統治！）
酒店裡，塞西代表團的團員都擁在環境典雅的羅絲蓓莉酒廊。體格魁梧的安全官員站在大飄窗前；企業家圍坐在桌子前，用阿拉伯語閒聊著；埃及總統記者團的人則等著晚上的記者招待會。我身旁坐著法特希（Fathya Eldakhakhny），她是私營報紙《今日埃及》（Al-Masry Al-Youm）的記者。她覺得記者團應該沒有機會就西奈半島墜毀客機事件進行提問。她說：「帶我們來就是裝點門面的，沒別的目的。」
法特希年近四十，一頭黑髮，充滿活力。她在解放運動後沒多久就任職於總統記者團。法特希表示，在穆爾西執政時期，與總統發言人交流是常事。但自塞西上台後，他只在埃及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會上的提問還是擬定好的。法特希還說，「他們選了三名埃及記者，然後告訴他們，你們要問這些問題。」她問了那三名記者，他們都說是這樣。「所以我寫了篇文章報導這件事，」她說道，然後大笑起來，「結果他們連續三個月禁止我進入總統府！」
政變後，塞西就一直倚仗埃及媒體的支持。大多數記者都不信任穆兄會，甚至懼怕他們，所以穆爾西下台後他們都鬆了口氣。這段期間泄露出的一段視頻中，一名身穿制服的軍官在建議塞西要如何處理與媒體的關係：「我感覺埃及媒體界就掌控在那20或者25個人手中，閣下，我們可以私下聯繫他們，和他們保持接觸。」
但他們與媒體的接觸並沒有在「私下」進行。政變後的頭幾年，就經常有一些視頻發在YouTube上，記錄了塞西與知名主編或者脫口秀主持人的圓桌會議。有一次，塞西要求記者不要發表敏感信息，而是將其交給政府。他說：「如果你掌握了什麼信息，為什麼不悄悄透露給政府，非要公布出去呢？」
在埃及，總統如果要控制媒體，只能親自和媒體界溝通。埃及沒有信息部，也沒有正式的審查機構，網絡並不受限制。穆巴拉克統治時也沒有正式劃定界限，只是會稍稍通過一些威逼利誘來影響媒體界。革命後，這一制度崩潰了，之後兩年半的時間裡，新聞界得以享受真正的自由，之後幾乎一邊倒地支持塞西。然而在塞西的倫敦訪問期間，媒體界中出現了反對的聲音。最近，媒體針對埃及洪災及亞歷山大港的公共服務管理不當問題進行了系列報導。
在羅絲蓓莉酒廊，塞西的發言人終於露面了，與法特希和其他幾名記者進行了20分鐘的密談。法特希後來告訴我她是在場唯一一個問起飛機失事的。「發言人並不想回答這個問題，」她說，「他說『我們不想關注這個問題，我們只想關注這場國事訪問。我只能說，在埃及，調查結束前我們不會草率下判斷。』」
法特希告訴我，在塞西執政下，你可以稍微越點界。「就像現在，」她說，「其他記者沒有繼續問這個問題，但他們記錄了對這個問題的回應，也許過會兒他們也會問這些問題。」密談後，幾家國有媒體的記者開始討論要不要報導說發言人拒絕回答這個問題。法特希說她準備發表，所以他們也決定這麼發。
我問法特希是否會報導酒店門口的抗議事件，她大笑起來，拿雙手擋住自己的臉，表現出無助的樣子。她告訴我，報紙主編覺得這麼做太冒險了。但隨後，他們做出了調整：報紙刊登了一篇另署名的文章，專門報導倫敦的這些抗議者，同時也說明所有抗議者都與穆兄會有關聯。法特希告訴我這樣的考慮和安排並不罕見。「有時我們發表文章之後，還會接到總統辦公室的電話，讓我們『把報導撤下來！』」
之後的國事訪問，埃及政府沒有什麼動作。在西奈半島，俄羅斯調查人員發現了飛機爆炸的證據，西奈半島的伊斯蘭國組織成員宣稱對此負責，目的是報復俄羅斯對敘利亞實施的空襲。但塞西及其政府否認了這一說法。航班停飛後第二天，埃及外交部發表了一份頗為憤憤不平的聲明，宣稱英國「沒有問埃及意見，就單方面」下了判斷，儘管兩國有直接的高層溝通。
塞西結束國事訪問、離開倫敦的那天，我又見了亞扎爾，他說代表團成員對英國禁飛航班的舉措頗為惱怒。他說：「英國本應在訪問結束後再這麼做。」他其實有些不理智——作為前情報官員，他一定知道，一旦得知國民遭受著恐怖襲擊的危險，任何西方國家政府都會迅速做出反應。我和某位負責報導本次國事訪問的埃及某家國有媒體記者也聊過這件事，他告訴我，英美兩國合謀想讓埃及蒙羞，摧毀埃及的旅遊業經濟。「這是侮辱，」他說，「為什麼要讓總統難堪呢？」
埃及的這種國家自尊心有時會左右其政策制定。埃及官員素來有暴脾氣的名聲。一名美國官員向我透露：「我在政府被很多埃及人吼過，有些人一上來就氣勢洶洶的。但塞西這個人，我從來沒看過他情緒失控。」在倫敦，記者招待會開始之前，塞西與卡梅倫一同露面，他對卡梅倫的態度親切而友善。卡森告訴我，閉門會議過程中，塞西也沒有任何怒意。他還說：「與英國首相會面時，塞西展現出了政治家風度，很大方坦誠。」
西方人在分析專制領導人的行為時，總是傾向於剖析他的思維——總是表現得很暴躁，因為他擁有無上的權力。但是一般來說，組織機構的影響比個人重要，而領導人的思維會影響國家的正常運轉。塞西崛起於這個體制，所以出了飛機失事這樣的事故之後，他的習慣做法就是後退一步，讓政府按照辯解、否認、死板的既定軌道來處理事務。但這在戰略上行不通：塞西上任以來發展了一套說辭，宣稱埃及與激進伊斯蘭分子陷入了存亡之戰，以此為自己對公民自由的打壓找到藉口。飛機遭炸彈襲擊為他的說辭提供了支撐，但也挫傷了埃及的自尊，這比恐怖主義嚴重得多。三個月後，塞西才改變了說辭。在一次電視演講中，他非常簡短地提及一句恐怖分子擊落了飛機，之後就再也沒有公開提過這件事。
倫敦之行後不久，法特希就離開了總統記者團。「那根本不能算工作，」我再次見到她時，她說道，「你只是一個郵務士，你所做的僅僅是把擬好的新聞稿發布到報紙上而已。」現在法特希是《今日埃及》網站的主編。我問她，報導有關塞西的新聞兩年後得出了什麼結論。「他挑選的工作人員都不是很得力，比如他的智囊團、部長等，」她說，「單打獨鬥，必輸無疑。除了軍隊，塞西好像誰都不相信。」她繼續說道，「我覺得他需要一個黨派。」
過去60年間得四位埃及軍方統治者中，塞西是唯一對正規政治不感興趣的。迦瑪爾·阿卜杜爾·納賽爾和安瓦爾·薩達特年輕時均是積極分子，參加穆斯林穆兄會，反對伊斯蘭教政治化。兩位總統都曾努力成立一個政治組織，薩達特掌權時該組織成為了民族民主黨（簡稱N.D.P.）。薩達特欽定的民族民主黨接班人穆巴拉克總統擴大了該黨的影響力，埃及實質上成為了一黨專政的國家。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塞西是一位天生的政治家。他用地道的阿拉伯口語發表的演講真摯誠懇，打動著普通埃及民眾。但是他的政治直覺是個人化的，而非源自體制。在他成長過程中，政治的話題似乎並沒有吸引他的注意力。塞西的直系親屬中有13個兄弟姐妹（包括同父異母的半同胞）；他的父親有多個妻子，儘管其他妻子的信息幾乎沒有，媒體簡稱為「第二個老婆」。母親是塞西唯一提及的家庭成員。在塞西任職總統第二年，母親去世，他講母親描述為「一個地地道道的埃及女人，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2013年一位埃及記者曾問塞西，他在電視上宣布解除穆爾西的總統職位後做了什麼。塞西回答，「我宣讀完聲明之後，就去找母親了。」（母親說，「願神保護你遠離一切邪惡！」）
塞西的爺爺做阿拉伯式花飾生意起家，這是一種精細鑲嵌貝母的木製品。塞西家族幾乎壟斷了開羅最重要的遊客市場哈恩哈利利市集（Khan Al-Khalili）上的阿拉伯式花飾生意，至今在市集上仍然擁有近十家店鋪。去年夏天的一個下午，我去到了一家塞西家族店鋪，照看店鋪的人是塞西表親的32歲兒子摩薩德·阿里·哈馬馬。店鋪的後牆裝飾有塞西爺爺的黑白照片，照片裡他身穿長袍傲慢地坐著，一手持拐杖，頭戴塔布希帽。
哈馬馬說，每到暑假，家族所有的青少年男性成員都得到店裡當學徒。塞西當時用長柄刀雕刻很小片的貝母。「我們家裡不會分，『這個兒子要培養成店主，那個兒子培養成總統。』」哈馬馬說，「唯一的規則是年輕一輩如何與長輩相處。比如我父親的表親，如果比我年長，那麼我會聽從他。」他繼續說道，「如果長輩進入商店裡，就算他不是做這一行的，他也會坐到這裡，好像他是店鋪主人。我們祖上不是來自上埃及，但我們延續了上埃及人的傳統。」
上埃及以保守主義出名，我問哈馬馬他會不會有時候因為這種傳統而困擾，「沒有，恰恰相反，」他回答，「因為，現在我尊重長輩，有一天等我年長了，後輩也會尊重我。」
塞西十幾歲的時候曾經上過軍事高中。在嚴肅軍隊紀律、刻板家庭結構與虔誠宗教信仰的共同塑造下，塞西在骨子裡是傳統的。他娶了自己的第一個表妹，這在傳統埃及人當中很常見。塞西的妻子和女兒都是家庭主婦。我在埃及的媒體上找不到任何關於塞西家族女性職業生涯的報導。塞西總統的表親法希·埃爾·塞西（Fathy El-Sisi）向報紙El Watan表示，塞西曾兩次拒絕赴美軍事代表的職位，因為埃及官方要求其妻子在西方必須摘下頭巾。
穆巴拉克政權為塞西敲響了一記警鐘。穆巴拉克曾公開幫助兒子賈邁勒獲得政治權力，穆巴拉克大家族從腐敗中撈到的利益多得令人震驚。穆巴拉克妻子蘇姍妮也高調參政，有意代表女性權利，她的角色冒犯了伊斯蘭教徒及其他保守主義者。在埃及革命之後，穆巴拉克和兒子們被監禁。塞西不將自己的家族暴露於公共視線中，也是多多少少由於穆巴拉克家族的前車之鑑。法特希告訴我，巴林媒體曾報導塞西夫人陪同塞西開展一次國事訪問，《今日埃及》也轉載了。總統新聞辦公室立即聯絡了他們，要求刪除文章。
塞西也從民族民主黨那裡學到了類似的教訓，這一政黨到後來由腐敗商人主導。許多美國官員告訴我，在塔利爾廣場動亂後的第一次總統大選中，塞西和其他軍隊領導者密切關注著穆爾西的對手艾哈邁德·沙菲克，他是退休的空軍總司令兼穆巴拉克總統的最後一任總理。對於塞西和其他軍方人員來說，沙菲克甚至比穆爾西更具威脅。在他們的眼中，穆斯林穆兄會似乎可以輕易控制，但是沙菲克也許會恢復一個手握實權的政黨。在擊敗穆兄會之後，政局當權依然堅持放逐沙菲特——他現在在海灣地區，由於在埃及面臨法律訴訟無法回國。
「對於塞西來說，最大的問題在於他能不能從統帥成長為政治家。」一位歐洲的外交官說道，「在人們的印象中，他把政治當做是一項有害的活動，是分裂國家的。」一位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認為，塞西只看到了政黨的風險，沒有看到好處。「黨派對於政治家的意義，不僅在於選舉。」他說，「你得要聽一聽全國人民的想法。」另一位歐洲外交官2014年總統大選時曾訪問過塞西的中央競選總部。14年的選舉中，塞西對手的一部分支持者被捕，塞西贏得96%的選票。競選總部位於開羅的遠郊，這位外交官到訪時，通過了層層嚴密的安檢，最後發現總部里空空如也，只有兩位退休的政府官員。「一般選舉最後階段的競選總部里都是喧鬧的年輕人。」她說，「塞西選擇不發起競選活動，但是這本可以是一個與年輕人建立聯繫的良機。」
因為缺少真正的黨派、政治機構和職業政治家，年輕的埃及人除了上街遊行之外，很少有參政的途徑。當前的政黨太過羸弱，缺乏組織性，無法定期召集助手或志願者的支持；限制外國影響力的法律也讓非政府組織無立身之處。塞西的支持率總體來說保持在高位，這是因為埃及人民相信他為國家帶來了安全，但是民調錶明，年輕群體相比於老年群體更加質疑這位總統。埃及約有60％的人口年齡不到30歲，年輕人也是最初塔里爾廣場抗議的主要力量。他們也是新聞業的主要聲音。最重要的是，塞西最大的軟肋經濟政策也最讓年輕人吃虧。
中國是塞西上任後最初進行國事訪問的國家之一，他在2014年初來訪，來年再次訪問。媒體上有關於學習中國的經驗的討論，潛台詞是埃及可以利用威權主義來制定富有成效的經濟政策，不過少有百姓將其當真。中國人當然不會這麼做。一位開羅的中國外交官坦率地告訴我，埃及與中國算是背道而馳。「埃及是個反像。」美國大學開羅分校的政治學家Ashraf El-Sherif認為，「我可以理解用威權主義換取發展的社會契約，但是在埃及，威權主義換來的只有發展停滯。」
2016年1月，習近平主席在開羅的阿盟總部演講時表示，「中東動盪，根源出在發展。」習主席提到「貨幣互換」、「基因工程」和「產能合作」，並23次提到「發展」一詞。「宗教」僅提到2次，「伊斯蘭」、「穆斯林」或「伊斯蘭國」一次也沒有提到。（譯者註：習主席演講中有4處提到「宗教」，作者統計的是英文翻譯稿中的「Religious」，即「宗教」做形容詞的用法。）在中國人看來，埃及人對信仰的虔誠和對傳統家庭及性別角色的承諾不可動搖，公開評論就好像抱怨天氣一樣毫無意義。但是各國的文化差異巨大，文化對經濟社會帶來的影響也不可忽視。（比如說，很難想像一個雄心勃勃的中國人為了讓妻子穿更傳統的服飾而拒絕海外升職機會。）
在過去三十年裡，中國的製造業大約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30%多。埃及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年輕國家，勞動力廉價，航運發達，然而其製造業占到疲軟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卻只有16%。塞西的演講幾乎不關注於製造業，他也沒有出台政策刺激製造業。埃及的工業部門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能源開採與生產，提供的就業崗位相對有限，而且受能源價格波動的影響。旅遊業曾經貢獻10％的國內生產總值，但在中東的動盪形勢下，旅遊業短期不太可能復甦。在世界經濟論壇關於女性經濟參與和機會的排名中，埃及在144個國家中位列132名，排在科威特、阿聯和卡達之後。這一排名比埃及革命前更糟糕，部分原因是男性考慮到安全因素，進一步地限制家裡妻子和女兒的活動。女性懷孕數因此大大增加：2012年埃及的出生率達到了20年最高。
臃腫的公務員體系是極少幾個大量僱傭埃及人的部門之一。除警察和軍隊之外，政府人員在六百萬人左右，比英美兩國公務員總數多出一倍有餘。超過四分之一的財政預算被用來支付政府人員的薪水。另有四分之一用於支付貸款的利息。此外，30%花在各種補貼上，大部分是能源補貼。
如果說這一切聽上去有點像騙局，那是因為事實上就是如此。過去幾十年來，埃及一直依靠外國援助；自從政變以來，一直依賴埃及遜尼派來制衡伊朗和什葉派的海灣國家已經向埃及提供了超過三百億美元。至於這筆錢是否買到了埃及人的尊重和感激，塞西泄露門事件提供了答案。2014年以來，有人將一系列被秘密錄音的對話提供給一家土耳其電視台，在錄音中，塞西和他的助手們用無比直率的語言討論這筆來自海灣的錢。在其中一次對話里，塞西和幕僚長阿巴斯·卡門爾談到了再向海灣國家領導人提出要求：
塞西：聽著，你告訴他我們需要在軍隊的帳戶里放上十個十億。這十個，如果在神的保佑下一切順利，會用在國家開支上。然後我們到阿聯要上十個，再到科威特要上十個，再來一些小錢放進央行，我們2014年的預算就有了。
卡門爾：（笑）
塞西：你笑什麼？
卡門爾：他聽了會暈過去，會暈過去的……
塞西：他們的錢就跟米粒一樣多，別擔心。
塞西和卡門爾隨意地計算著，每個數字的單位都是十億美元。兩人的對話聽上去就像在拍一部由阿拉伯領導人出演的電影《海灣大亨（Glengarry Gulf State）》（譯者註：戲仿電影Glengarry Glen Ross《大亨遊戲》，一部關於兩個地產銷售人員勾心鬥角的電影，充斥著各種髒話）：
塞西：阿聯給了四。
卡門爾：那加起來就是九。
塞西：然後沙特阿拉伯給了四。
卡門爾：加起來是十三，再加上三——總共是十六。
塞西：還有科威特的四。
卡門爾：加起來是二十。
塞西：還有呢？
講者不明：二十，再加上來自……來自……一月份的三點六。再加上阿聯的一點五。
卡門爾：加起來二十五，就像我剛才告訴你的那樣，加上石油。
塞西：我把石油算進去了嗎？
卡門爾：是的先生，算進去了。
在開羅，似乎沒人知道誰在制訂經濟政策。在掌權以後，塞西減少了對能源和電力的補貼，經濟學家稱讚這是財政體系更可持續化的第一步。然而除此之外，政府鮮有其它刺激措施。相反，塞西把注意力放在一些華而不實的大項目上，比如斥資80多億擴大蘇伊士運河，在很多經濟學家看來，此舉並無多少近期利益。到10月，一項相對孱弱的公務員體系改革終於在議會通過了。
目前在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者的埃及軍事專家羅伯特·斯布林博格說，「塞西跟所有的軍人一樣，認為經濟就是一堆由軍隊經營的項目。他一點都不理解經濟。」而軍隊總是用防禦外敵的思維方式看問題。埃及不像中國那樣，多年來一直壓低人民幣匯率來吸引外商投資和刺激製造業。埃及政府動用大量金融資源以維持埃及磅的高位。去年，黑市的美元匯率暴漲，而政府的應對之舉是要求一切交易使用官方匯率，哪怕這是不可能實現的。通用和LG等生產商暫停了埃及境內的生產，因為他們無法將當地收入兌換為美元，以購買進口零件。
8月份，塞西政府最終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貸款。埃及政府曾在2011年和12年就考慮過這麼做，但是來自海灣國家、美國和其它地方的支援讓政府得以推遲面對艱難抉擇。拖延最終的代價頗高。當塞西政府最終接受IMF的貸款時，不得不接受比原來苛刻許多的條件。一項新頒布的法律凍結了政府的薪酬發放，而且IMF堅持讓埃及磅貶值、減少能源補貼、徵收一項新的增值稅——在一個通貨膨脹已經高達15%的國家，這樣的政策組合幾近殘酷無情。
11月初，政府開始讓埃及磅自由浮動，其匯率當即下跌一半多。接下來幾個月，普通埃及人的日子會越來越不好過。全埃及有超過四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然而整個國家還是沉浸在一種經濟幻象中。一名住在開羅的外國商人告訴我：「埃及的經濟已經失常了，但跟非洲其它國家比起來，埃及的生活水平仍然很高。所以他們是不是已經入不敷出了呢？當你大量進口，勞動人口龐大，薪資水平低，卻很少出口——財富是不會積累起來的。」
政府官員似乎很少能理解現狀，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已經依賴上了長期補貼。自從1979年埃及與以色列達成一個和平協議起，美國已經給了大約500億美元的援助。現在，埃及每年能從美國拿到15億美元的援助，其中大多數是軍隊經費，包括武器和其它設備等。自然，埃及更多地關注這些事物，而非更大的經濟議題。穆爾西被推翻以後，歐巴馬政府決定不把此次事件定性為軍事政變，因為這會讓對埃及的經濟援助師出無名，無法持續。作為折衷做法，美國暫時扣押了一些關鍵的武器設備。然而，正是因為美國選擇了這麼做，而非鼓勵埃及對民主和人權進行深度反思，反而讓埃及對這些閃閃發光的武器更加執迷。一名頻繁出差到埃及的美國官員告訴我：「你在街上隨便碰到的一個埃及人都知道美國行使行政令扣押了要向埃及交付的阿帕奇直升機，這件事情很瘋狂。」一名來自橘郡的共和黨議員是塞西的堅決擁護者，他告訴我在過去兩年的會面中，塞西總統會談到需要從美國獲得坦克的備用零件。
一名歐洲外交家告訴我，「過去我們總說美國可憐，每年拿出15億美元卻沒有得到任何回報。好吧，看看阿聯和沙特，他們在兩年中拿出了300億美元，還不是打了水漂。」實際上，這些國家早已得到了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想要的不過是狹義的穩定：美國希望埃及和以色列能保持和平，而海灣國家希望什葉派國家和遜尼派國家相安無事。他們也都希望埃及政府能打擊伊斯蘭極端主義。如果他們真心盼望社會和政治變革，就不會把大多數的援助都投給埃及軍隊——一個保守的，在經濟、教育、社會或政治決策方面幾無任何經驗可言的組織。軍隊出身的塞西用防禦外敵的眼光看待世界並不奇怪。但是埃及要長治久安可能更急需政治和經濟變革。那位外國商人告訴我：「假設你的國家需要仰仗塞西帶來穩定，他卻一直沒有給埃及年輕人創造長久持續的工作，對你來說，這算哪門子穩定呢？」
在2016年2月3日，義大利人喬里奧·雷加尼的屍體在開羅至亞歷山大的公路邊的溝渠中被發現，死者28歲，是劍橋大學的研究生。生前，雷加尼正在撰寫關於埃及勞工運動的論文，朋友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1月25日，正是「阿拉伯之春」爆發5周年紀念日。事件見諸報端之後，細節一直在變化。一開始，警察聲稱雷加尼死於車禍，然後檢察院披露他的屍體上有骨折和淤青，頭和身體滿是菸頭燙傷和刺傷。一名埃及屍檢人員估計他死前可能遭受了長達七天的折磨。
3月底，內政部發表聲明稱，綁架了雷加尼的是一個犯罪團體，其中四人已經在於警察的對峙中被擊斃。內政部官員出示了雷加尼的護照和其它身份證件，聲稱這些都是從幫派成員那裡搜到的。但是在埃及和外國記者的調查之下，這個故事很快就被拆穿，最後就連埃及官員都公開承認事件跟幫派沒有關聯。死者遭受的折磨，以及其證件被栽贓給幫派的事實，暗示著埃及的公共安全機構應對這起事件負責。雷加尼的研究並不是極端敏感的，對他的殘酷折磨似乎沒有合乎邏輯的理由。作為抗議，義大利將駐埃及大使撤回。
當危機開始加劇，塞西發表了一次全國電視演講。他聲稱埃及是陰謀的受害者，並且說：「別相信除我之外任何人的話。」他批評了那些抗議政府的人，責備埃及人民沒有貢獻足夠的錢給緩解國家財政危機的基金。用典型的軍隊計算方式，他說：「如果埃及九千萬手機擁有者中的十分之一每天清晨能夠捐獻一磅給埃及，那麼我們每天就有一千萬埃及磅了。」
這期間，一些頗具影響力的談話節目主持人，一改往日對總統堅決的支持，開始公開批評他。私人電視台ONTV的主持人約瑟夫·阿爾-侯賽尼在節目中說：「我覺得總統不再聆聽民意。」在過去，塞西曾經因為阿爾-侯賽尼的忠誠而給他提供了一份工作，而如今，這名主持人對著鏡頭說：「總統先生，你是否聽厭了讚美詩，卻對殺戮或折磨充耳不聞？」（後來，隨著阿爾-侯賽尼的批評變得更加激烈，他的節目被臨時取消。）
那年春天，我與安瓦爾·薩達特談論了雷加尼事件，他是前總統薩達特的侄子，剛被任命為議會人權委員會主席。當時，這一任命被視為一個積極信號，因為薩達特本人頗受國際社會的尊敬。他提到了塞西掌權後的數百宗失蹤事件。「每天都有，不僅僅是雷加尼，」薩達特說，「每天都發生在埃及人身上。」過去一年裡，失蹤和嚴刑拷打的事件激增，整個埃及目前有四萬多名政治囚犯。薩達特說在以前的政權下，難以想像一個外國人會被嚴刑拷打致死，而且他認為這可能反映出政府掌控能力的崩潰。「可能是因為年輕官員不專業，就發生了這種事，」他說。「是出了差錯，而非上層有意為之。」
八月份，薩達特從人權委員會辭職，當時他控訴了政府的不合作。我們見面時，他告訴我塞西和警方的關係很複雜：「他不信任他們，但是不得不用他們。」
在埃及，軍隊和警方的緊張關係由來已久，全由權力的動態平衡維繫著。穆巴拉克從未完全信任過軍隊，一方面是因為伊斯蘭官員暗殺了他的前任，於是他建立了內政部，作為自己的資本。他的警察因為野蠻暴行和紀律渙散而臭名昭著。埃及男性需要服強制兵役，而教育水平最低的入伍者會被分配到警察隊伍。安全部隊的行為曾是革命的起因之一，但是往後沒有一屆政府強大到可以推進改革。「有一次，我問塞西，『為什麼你不管管警察？』」一名美國國務院的高級官員告訴我。「他說因為他做不到，『那是擁有一個擁上百萬成員的黑手黨。』」
2013年夏天，政變之後，數千名穆爾西支持者在開羅的兩個地方進行靜坐示威。查克·哈格爾告訴我，他反覆警告塞西不要採取暴力行動，但是塞西強調警察和軍隊的不同。「他說他們的確是在與警察合作，但是他們是在努力讓警察別太野蠻。」哈格爾告訴我。「我說，『你得想辦法處理這件事。』這時候他就會說，『我管不了警察。』」
即便是在穆巴拉克統治時期，每個機構也會竭力爭奪各自的勢力範圍，這種勢頭在革命之後變得更為明顯。而警察的暴行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已經成為了一種既定事實。和之前所有埃及領導人一樣，塞西明白警察可以做一些他毋需直接負責的事情。2013年8月14日早上，安全部隊以令人震驚的殘酷手段驅散了支持穆爾西的靜坐示威。抗議者並不都採取和平方式——有些人持有武器，導致八名警察局官員死亡。但是絕大多數示威者都手無寸鐵，安全部隊卻沒有給出充分警告或者提供安全出口令他們離開。據人權觀察組織估計，當天有一千多人喪生。
大屠殺後，哈格爾和塞西通了電話。「塞西說他很遺憾，非常遺憾，」哈格爾回憶說。「他說他希望這一切不會發展到這個地步。他從來沒有想要這樣，他的國家也不想。」他接著說，「他說起了他的家庭，還有他的妻子。」
我問哈格爾，塞西對於他的家庭都說了些什麼。
「他們對此感到厭惡，」哈格爾說。「他說他的妻子和其他家人看到這個血淋淋的事件感到非常不安。」他接著說，「他說他們沒有為此而責怪他，但是他們真的受到了很大觸動。他說他們正在為每個人祈禱。」
大屠殺有效地結束了一段革命期，埃及人經歷了如一位歐洲外交官所說的「混亂的神經痛」。在兩年多的抗議和政治暴力之後，似乎每個人都受到了創傷，每個人都已經精疲力竭。臨近2013年尾，政府通過了一條法律，有效地禁止了任何沒有官方批准的遊行，最高懲罰是監禁一年。
如今，這種神經痛定義了埃及人的公共生活。公民以不可預測的且毫無邏輯的方式參與政治，如同突發陣痛時的反應。四月份，塞西的內閣宣布歸還20世紀50年代沙烏地阿拉伯交予埃及控制的兩個紅海無人島。在秘密協商後，塞西同意了這項或被人所讚揚的舉動：在中東地區和平轉讓領土。
但是議會並未對此事有公開討論或者辯論，而且消息的公布時間也和沙特的一項新的援助計劃頗為巧合。塞西通過電視露面為自己辯護，這次他提及了他的母親但是沒有奏效。（「我的母親教我不要拿走別人的東西。」）激進分子和新聞記者在開羅市中心的新聞記者聯盟大樓前組織了抗議遊行。數百人參與了這一場自塞西上任以來最重大的遊行示威。
新聞記者聯盟是國立的，當局可以自主任命人員。在塞西的統治下，幾十名新聞記者及博主被關進了監獄，但他們大多數是不屬新聞記者聯盟的年輕人，或者缺乏註冊出版物的支持。然而就在為島嶼爭論時，鎮壓擴大了。一些被當局煩擾的新聞記者一度到新聞記者聯盟的大樓尋求庇護，有三名新聞記者聯盟的董事會成員被指控藏匿逃亡者。卡萊德·埃爾巴西是受到指控的董事會成員中的一個，我碰到他時，他對我說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是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如果有機會可以不進監獄，我會抓住機會的，」他說，「我總是想說的時候就會說，但是說的時候很謹慎。然而你現在面對的是一個瘋狂的政權。」他赴約遲到了，因為他要簽各種委託書，以防不測。會面結束幾個月後，埃爾巴西和其他兩位董事會成員被判入獄兩年，目前他們已經上訴。
4月25日，人們試圖發起第二場對於島嶼問題的抗議，那天中午我正在去新聞記者聯盟大樓的路上。警察到處可見；一個便衣警察兜兜轉轉，口袋上掛著塑料手銬，就像工匠的工具。離大樓一條街外，有十幾個男人在閒逛觀望，我和一個叫侯塞姆·卡利爾的男子聊了起來，他27歲，是新聞網站Alhayat News的記者。他告訴我，他是來抗議示威，不是來做報導的。
對於島嶼的爭執，他說：「人民應當有機會表達他們的想法。」遊行按計劃將在半小時內開始，但是警察已經在聯盟大樓前的街上設置了路障。和侯賽姆同行的是名叫貝克爾·艾哈穆德的會計師，他告訴我說他其實不太在乎那些島嶼：「我來這兒是為了支持侯賽姆，因為他是我的朋友。」我們正交談時，突然冒出來二十多名便衣警察。他們開始核查身份證件，並把這些年輕人推到成排的警車邊去。在看了我的外國護照後，一位官員要我離開。十分鐘後，我撥打了侯賽姆的電話，但是已經關機了——我猜他們已經扣押了手機。
一個埃及的新聞記者發消息告訴我，示威遊行已經轉移到瑪薩哈廣場了，那是位於尼羅河邊吉薩市的一處明顯位置。我到達時，一車又一車的年輕人正湧向廣場的邊緣。很快，他們集結成一個300人左右的團體，高唱著：「下台！軍人統治下台！」
警察花了七分鐘做出了回應。他們將催淚彈投向人群，還打了幾輪霰彈，很快示威者就往四處逃竄。我跟著一群人往東邊的居民街道跑，一個可怕的景象讓我們停下了腳步：一個便衣警察，面容憤怒無比，拿著手槍朝我們大喊大叫地沖了過來。他在喊些什麼？他拿槍指著誰？為什麼他朝著疏散墮胎的反方向跑？然而埃及警察的工作內容是一個永遠的謎題，而這些問題只不過是其中之一。不管他在追誰，對象不是我們，在這個瘋警察離開後，我和其他七八個人一起，靠在牆上開始休息。
離瑪薩哈兩條街外，一切都很平靜，我走向四個我認為似乎是示威者的年輕人。但是我向他們提的問題令他們很困惑——在如此龐大混亂的城市裡，這場遊行示威小得不足以引起這些人的注意。當他們意識到我是外國人時，臉上露出了開心的表情。「你能幫忙翻譯一下這個東西嗎？」其中一個人問，說著便遞給我一張紙，上面印著申請荷蘭簽證的回應。這句話是用英文寫的：
我們不認為您有充分的可能性可以立刻回到您的出生國，部分原因是您的出生國/居住地的當地或者總體的形勢不允許以及/或者您的社會關係太薄弱。
我盡力翻譯出來，然後繼續向尼羅河走去。如果你是一個年輕的埃及人，你會做些什麼？侯塞姆晚上給我打了電話，看看我是否一切尚好。警察將他拘留了六個多小時後把他釋放了。貝克爾和另外還有大概三百人依然被拘留在那。三天後，貝克爾出庭受審。這個年輕的會計師，在他還沒抵達示威地點時就被拘捕了，結果被判入獄兩年。
在拘留期間，貝克爾覺得難以接受被認定為政治囚犯的審訊，他沒有參加遊行，不屬於任何政治組織，事實上也沒有很強的政治意見。他的本能反應是找個藉口：他告訴審訊官，他是去拿一台放在新聞記者聯盟大樓附近修理的電腦。兩天後，在另外一場審訊中，他聲稱自己是去跟一個裁縫拿衣服，因為他的侄子要結婚了。後來，除了審訊人員看上去不太滿意這個原因外，他也沒法解釋自己為何要改口了。
貝克爾接受了關於他投票歷史的訊問，但審訊者並不喜歡他的回答。阿拉伯之春革命以後，貝克爾去投過三次票，每次都故意投出無效票。在2011和2012年，不少年輕人都這麼做，因為他們對投票選擇心懷不滿。但是這種做法讓審訊者感到困惑。貝克爾回憶道：「他們說:『你太古怪了，你怎麼這麼自相矛盾呢？』」他們問他是否屬於穆兄會，或者是否有親戚在那個組織，他的否認似乎讓他們更加失望了。最後，審訊者問他是否是穆斯林。他說是，他們眼前一亮；「那你為什麼不投給穆爾西？難道你不想要沙里亞法（譯者註：即伊斯蘭教法）？」
塞西成功地為他自己塑造了反對激進伊斯蘭浪潮的形象，激進分子卻經常聲稱他的鎮壓只會創造出新的鬥士。但是雙方的說法可能都是錯的。當下的情況與八九十年代那種大範圍的宗教性抵抗運動並不一樣，那時候伊斯蘭主義者在埃及各地參與暴力襲擊。管理中東解放研究所（該所會對恐怖主義事件的記錄進行分析）的南希·奧凱爾告訴我，上一代埃及激進派總是將他們的鬥爭上升到很高的宗教高度。「他們的鬥爭著眼於傳統文化方面的問題，」奧凱爾說，「比方說，他們會向沒有蒙臉的女人潑硫酸。」那時候，伊斯蘭教主義者還會攻擊售酒的賓館和夜店，而且外國人是主要目標之一。
而當下的這波運動鮮少針對外國人或者遊客，除了俄羅斯客機墜毀事件，這是反對俄羅斯的敘利亞政策的一次聲明。對科普特基督教徒的教堂曾有過零散的數次襲擊，包括最近開羅大教堂發生的炸彈襲擊，造成了20多名禮拜者死亡。但是絕大部分的恐怖主義活動針對的是埃及警察、軍隊、或者其他公職人員。奧凱爾告訴我，儘管目前的抵抗運動採取的是伊斯蘭極端運動的形式，但他們的目標是政治性的，而非意在宗教或文化。恐怖分子的聲明同樣如此，他們的關注點往往與伊斯蘭教毫無關係，譬如紅海的那兩個島嶼。奧凱爾說「如今的信息差不多都是政治性的。」
上埃及地區幾乎沒有暴力，而三十年前這裡還是激進伊斯蘭運動的溫床。如今多數襲擊事件發生在西奈地區，不過奧凱爾說此處的戰士總數也只不過在500到1000之間。侯賽姆是研究所ISIS方向的研究員，他告訴我，大約有600名埃及人去了敘利亞和伊拉克為ISIS戰鬥。這不但比被認定加入ISIS的德國公民數目要少，而且也遠低於突尼西亞。比利時的人數則可能超過埃及的六倍。
侯賽姆告訴我：「在埃及，人們不會倒向這些組織，因為他們心知肚明。」他解釋說，ISIS從外國招募來的新兵一般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也比較有想法，但他們對伊斯蘭教都不太了解，所以很容易被煽動。相反，埃及長期存在激進伊斯蘭傳統，近年來穆兄會又留下了一些經驗教訓，所以多數公民對於這類理念已經打好了預防針。埃及人多數支持當初將穆兄會趕下台的政變，他們認為穆兄會的失敗同樣也是政治上伊斯蘭主義的失敗。「伊斯蘭主義者的潰敗比我們當時意識到的更為嚴重，他們是在政治層面被打敗了。」一位歐洲外交官告訴我。「我們往往認為他們是被軍隊打敗的，但政治上的失敗至少也占同樣的分量。」
在埃及，那些在別國可能成為ISIS新兵的人（受教育程度較高，比較有想法那一類）一般認為ISIS是美國製造的組織，用來攪亂整個地區。在埃及人眼裡ISIS代表著美國，而非伊斯蘭教，可見恐怖分子精心設計的視頻在埃及是如此沒有市場。而且，儘管革命早期埃及的清真寺政治地位較高，但如今似乎也在邊緣化。塞西的新制度則嚴格限制了周五布道的主持人選，在事實上將薩拉非派和其他激進派趕下了講壇。政府會發布每周的標準布道，今年的一些布道主題就包括「伊斯蘭是創造和建設的宗教」、「國產商品與優先買賣國產商品」。還有些布道是關於節水節電的。開羅艾因·沙姆斯大學宿舍區清真寺的阿訇謝赫·賽義德科米告訴我，在節電主題的布道中，他宣布清真寺只會使用30頂吊扇中的一半。很難相信艾因·沙姆斯大學裡會有這樣的消息，畢竟僅僅幾年前這所大學裡產生過成千上萬的試圖改變國家面貌的學生示威者。
2013年，在屠殺事件後，我在開羅附近20多個清真寺里採訪了一些阿訇和信徒。當時，小部分教長堅決地反對政變。今年春天我又拜訪了他們，發現他們的觀點並沒有變化。不過現在的他們並不覺得有必要參與政治。這與民主派活動家的處境形成對比：在當下的氣候中，民主派更容易感受到生存危機。但除了政治，伊斯蘭教仍有許多潛在的施展空間，而且如今阿訇們似乎更專注於他們自己的社團。阿齊茲·貝拉清真寺的會眾中有許多薩拉非派，該寺阿訇謝赫·艾哈邁德·爾賽義跟我說：「在蕭條和貧窮的環境裡，很多人只是在努力生存。」2013年時謝赫·艾哈邁德則似乎很有壓力，我聽說當時他在布道中明確表達了要反抗的信息。但是今年，他顯得分外輕鬆和達觀。在周五布道上，他告訴會眾：「如果幸福來自於權力，那麼部長們應該是幸福的。」
我在2013年遇見的兩位最為堅決反對塞西的阿訇後來都被免了職。不過隨後幾年，在塞給官員們一筆小小的賄賂後，他們兩個都又得到了好的差事。我對此感到驚訝，因為在當下，像人權活動家這類人可沒法像這兩位阿訇一樣輕鬆地解決政治問題。兩位阿訇告訴我，他們的密友或同事沒有一個在坐牢，而活動家們一般則有一串長長的被拘留同志名單。不過阿訇們似乎更容易與當下時局保持距離。「因為經濟，下一波變化會來的。」其中一位阿訇跟我說。「人們快沒飯吃了，他們會上街去抗議的。」我問這是否意味著那些反對塞西的阿訇們不太會去領導未來任何的抗議活動，他點了頭。「他們不會發起活動的，」他補充道。「不過，一旦事情發生，他們就會加入。」
今年，塞西很少見地在一些公開場合袒露心聲。「好好看看你的國家，」他在五月份的一場電視講話中說：「這只是一個國家的外表，而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解放五年後，革命的主要成就是暴露，而不是變革。隨著一切假象被層層剝開，埃及被暴露出來，這個國家沒有真正的制度，領導人則不是真正的政治家。
儘管這個國家存在各種問題，但全面崩潰的可能性仍然微乎其微。不同於敘利亞與伊拉克這類由殖民者劃分出來的國家，埃及有著強烈的集體觀念——畢竟埃及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國家。激進伊斯蘭主義對現在的埃及民眾毫無吸引力，也算得上一個積極的因素，雖然埃及人過去曾為這種思潮付出過代價。一些分析家指出，隨著時間的推移穆巴拉克逐漸減少了軍事思維，而塞西則似乎沒有腐敗的弱點，他可能會讓事情朝好的方向發展。甚至塞西最激烈的批評者也不敢選擇其他人。「不管塞西是不是最合適的選擇，我認為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了，只能讓他成功，」安瓦爾·薩達特告訴我：「埃及承受不起任何形式的第三次革命了。」一位歐洲外交官說，塞西能夠輕鬆地對那些反對他的運動展開反擊，就像土耳其的埃爾多安總統在最近那次未遂政變後所做的那樣。「他可以打個電話給每個人，說一句『我要維護秩序。』」外交官說：「然後運動就會被很好地鎮壓了。」這很可能也合美國官員的胃口——在川普贏得大選後，第一位致電祝賀的外國領導人正是塞西。
侯賽姆·哈利勒說：「如果塞西現在下台，那軍隊的人會領導國家。」他希望塞西能夠任滿兩屆四年任期，然後再選出一個平民領導人——對這個冒著牢獄之災的風險上街示威的年輕人來說，這是極其保守的目標。但是明天的要求未必就等於今天的目標。無法想像革命的經驗會如何在五千多萬不及而立之年的人民心中生根發芽。
五月份，侯賽姆辭去了工作，因為他感覺很壓抑，又對帶著貝克爾參加抗議深感內疚。他旁聽了貝克爾的庭審，努力想安慰貝克爾的寡婦母親。隨後在6月初，齋月開始之前，貝克爾和其他32名一同上庭的被告被意外地開釋了。
在貝克爾被釋後的那個晚上，我與他在一個商業區的咖啡廳里見了面。他看起來很疲憊，身形消瘦。但是他說坐牢時他很幸運。其他人都受過嚴刑拷打，他卻沒有。他說一些守衛都是年輕的新兵，當看到同齡人被拖曳著成了階下囚，他們哭了。
一位不是政治家的政治家領導著這個不是國家的國家，在這樣一個國家裡，貝克爾就像是某種不積極的積極分子。他從未參與過政治組織，也沒有發表過任何聲明。實際上，被逮捕的那天裡他始終一言未發。他的審訊是混雜著猜疑、恐懼和困惑的一場鬧劇。每次他走進剛剛起步的民主政治所設的投票站時，他都投了無效選票。雖然他花了六周做了一名政治犯，但看上去是毫無意義的一次經歷。但是，我問他有何收穫，他的回答出人意料得清楚明白。
他說：「我明白了即便我擁有了某項權利，某種基本權利，最終也是要為之付出代價的，而我也必須付出代價，就跟其他人所做的那樣。」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卡累利阿香菸，笑了起來——在齋月結束後的第一個夜晚，沒有比這個剛出獄的年輕人更幸福的菸民了。他說：「我也明白，壓迫者的內心永遠是害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