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19-21年教過的學生,不僅他們的才能頗為令人驚嘆,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的視角觀點和判斷力。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能夠改變這個體制,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體制以各種方式壓倒了最才華橫溢的個體,即使是最敬業、最有遠見的人也會被體制壓垮,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每當我看到這些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的才幹、能量和能力時,這確實給我帶來一些謹慎的樂觀。
陳夢家、趙蘿蕤夫婦,1936年。1、書在安陽考古工作站的圖書館,一本書的書名引起了我的注意:《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我來到安陽這個河南小城是為了研究當地的文物古蹟。根據歷史記載,該地區曾是商朝的都城,商朝繁榮興盛六百多年後,於公元前1045年被周朝所滅。據記載,商朝...
毛澤東在1950年提出的要求對書寫改革判了死刑;如果不是為了尋找「中國特有的」字母系統,中國很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採用了拉丁字母。當我問起毛澤東的決策過程時,周有光說轉折點發生在毛澤東於1949年首次出訪蘇聯期間。「毛澤東向史達林徵詢文字改革的建議,」周有光說。「史達林這樣回答他:『你們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應該有自己的中文書寫系統。你們不應該輕易採用拉丁字母。『所以毛澤東要搞『中國特有的』字母系統。」
從打倒軍人出身的穆巴拉克起,到擁立同為軍人的塞西告終,五年之後,埃及的阿拉伯之春革命從終點又回到了起點。如今的埃及雖然暫時平靜了下來,但經濟依舊停滯,政治仍然腐朽,社會深層埋藏著動盪的因素。何偉向來善於從生活點滴中發掘出希望,但這一次,他的埃及來信卻直白地將革命稱作是「失敗的」。作為曾經的文明發源地,納賽爾、薩達特時期的中東領袖,埃及如今正籠罩在失敗的氛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