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媒體常常報導中共建黨第一人張國燾晚年貧病交加無錢安葬。事實上他退黨後比其它中共高層結局都好。早在1948年張國燾創辦《創進》周刊時，張就已經預言中共奪取政權後必然獨裁。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一書里披露出抗戰期間，中共假抗日，真占地，甚至希望日本多占地。
張國燾拜黃帝陵承認是炎黃子孫
張國燾，1897年出生，江西萍鄉縣人。北京大學學生。是中國最早接受、傳播和投身共產主義運動的人之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以反帝、反封建為旗幟的大規模群眾運動。
1921年6－7月間，中國共產黨先在上海後到浙江嘉定南湖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正式宣告成立。會議參加者有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來自全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共13人。中共一大的三位發起人是：陳獨秀、李大釗和張國燾。
洪君在《長征中的「密電」之謎與「另立中央」》一文中稱，由於種種原因，在三位發起人中，陳、李二人實際上未能參加這次會議。而一力召集、組織、主持並當選中共一大主席（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的第一位主席並不是毛主席，而是張主席。）的就是，時年24歲的張國燾。
若干年後，周恩來曾對張國燾說：「這個黨是你創建的，你不能離開啊！」
在中共一大上，通過了黨的綱領和章程，選出了黨的三人核心領導。他們是：陳獨秀（書記）、李達（宣傳）和，張國燾（組織）。
夏聞在《拜黃帝陵張國燾退黨換來和美人生》中提到，只要在北美生活過的人們，一眼就能看穿張國燾貧病交加這個說法是不實的。他在文中說，在這裡住老年公寓是一項福利，不代表兒女養活不起。老年公寓條件都非常不錯。張國燾最後中風後行動不便，住進老人院也合乎常情。
老人院就相當於長期病房，所謂「凍死」是不存在的，如果是被凍死，張的家人完全可以在法庭向老人院索取巨額賠償，這家老人院也將面臨關閉。中宣部編造這個故事時，很可能把加拿大的老人院當成了秦城監獄。說張國燾的三個北美中產階層的兒子們出不起喪葬費用，那就更不值一駁了。
在中共的內部殘酷傾軋中，張國燾有機會反思共產黨的行為和本質。1938年4月，張國燾在祭拜黃帝陵後沒有返回延安，經過西安後來到武漢，隨後在報紙上公開聲明退黨，從此徹底改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中華民族向來自稱是炎黃子孫，黃帝作為中華民族的祖先，一直受到中國人世世代代的敬仰，祭祀黃帝始於公元前442年。自唐大曆五年(770年)黃帝陵建廟祀典以來，一直是歷代王朝舉行國家大祭的場所。當時的國民政府每逢清明節，也派出代表祭陵。
共產黨卻一直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黨員恥於做炎黃子孫，奉馬克思、列寧等為聖人，死後還要去看馬克思。對於祭祀黃帝陵自然不會感興趣。但出於對當時大統戰環境的考慮，為了政治目的，也裝模作樣派出代表參加，但也只在1937和1938年祭拜過兩次，隨著國共合作的淡化，中共再無祭拜過這中國人的祖先陵。
在文革期間，黃帝陵甚至被永久性的毀滅了。直到2004年，面對巨大危機的中共才再一次出於政治目的，在重修的黃帝陵上進行國家公祭。
1938年，是張國燾被延安派出祭拜黃帝陵，為什麼張國燾去? 也許上天看到張國燾還沒有完全斷掉自己炎黃子孫的血脈。雖然沒有記載張國燾在祭拜這座中華民族的祖先陵時，想了些什麼，祈禱了些什麼。但想必他祈求過黃帝祖先保佑他能夠平安脫離延安，想必他也真誠懺悔過往昔的所作所為。正如他在12天後，見到國民政府領袖蔣中正的時候，當著周恩來的面說「兄弟在外糊塗多年」。
祭拜黃帝陵後，張國燾一路有驚無險，雖然一度被周恩來控制在中共武漢辦事處，但最後順利和中共徹底脫離。兩個月後，他的懷著身孕的夫人楊子烈攜帶孩子也順利出走延安，家人團聚，冥冥之中如有神佑。
中共創建者退黨 創刊預言中共執政後必獨裁
夏聞文章還說，張國燾作為中共的締造者，他的退黨聲明在當時影響很大。更難能可貴的是，退黨後的張國燾，沒有選擇中立，而是積極的為消除共產主義的危害而努力。除了為國民政府工作外，1948年，他甚至自己籌款創辦了新聞周刊，取名《創進》，從而圓了他退黨後就有的「從思想上反共」的夙願。能認識到從思想上反共的重要，這說明張國燾對共產黨的危害有著很深的認識，也印證他當初退黨的真誠，並非只是為了逃脫避禍。
《創進》周刊認為中共「為了奪取政權」，「毫無道德倫理和國家存亡的顧忌」，「二十年來的悠長歲月之中，共黨浸沉於殘殺破壞擾亂之中」並且預言「假定共黨『武裝革命』成功，繼軍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種獨裁政治無疑」。這些對中共的認識，今天看來，無疑是深刻準確的。
晚年張國燾
張國燾後來去台灣、香港。曾經創辦《中國之聲》雜誌繼續反共，發表《我的回憶》一書，留下早期中共禍害中國的翔實史料。文革爆發後移居加拿大安享晚年天倫之樂。而此時他的那些早期的同僚們，晚年得到的卻是在文革中生不如死。張國燾的人生軌跡是上天從正面留給我們的見證。
在張樹軍撰寫的《張國燾傳》中，也提到《創進》周刊發表的一些文章里指出中共的罪惡。文章稱中國共產黨「為了奪取政權」，「毫無道德倫理和國家存亡的顧忌」，「更不惜以百姓為芻狗」，「二十年來的悠長歲月之中，共黨浸沉於殘殺破壞擾亂之中」；預言，「假定共黨『武裝革命』成功，繼軍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種獨裁政治無疑」。「中國共產黨無論標尚何種理想目的，他們所採取的手段則是有害而可怕的」，「一方面大有利於俄國人向東亞的發展，大有害於中國民族底獨立和生存；在另一方面激烈地擾亂社會底秩序，嚴重地戕害國民經濟生活。」
並稱：「根據這些理由，共黨的暴亂是必須遏止的」，必須「戡亂」。
張國燾披露中共假抗日真賣國
學者魏紫丹在《得心應手 毛澤東利用國軍消滅張國燾》一文中提到張國燾的個人回憶錄《我的回憶》披露，中共在抗戰期間，是假抗日真滅蔣，還讓日本多占地。
「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要趁著國民黨與日本人拚命撕殺的天賜良機，一定要趁著日本占領中國的大好時機全力壯大，發展自己，一定要抗日勝利後，打敗精疲力盡的國民黨，拿下整個中國。」（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陝北洛川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他（毛澤東）認為日本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絕無幸勝之理。前此中共強調武力抵抗日本，並不是認為就此可以打勝，而是為解決國內矛盾所必需……他（毛澤東）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危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他主張八路軍應該堅持游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游擊根據地。（《我的回憶》一二九六頁，明報月刊出版社，一九七四年）
張國燾寫的《我的回憶》。（網路圖片）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說：主動出擊日軍是幫了蔣介石。當時是共產黨、國民黨和日本人三國鼎立，我們就是要讓國民黨和日本人鬥個你死我活，而我們從中發展壯大。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百團過早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軍對我們力量的注意；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一八六）
一九四一年初，發生了「皖南事變」。這可使毛澤東假日滅蔣、又假蔣滅項，表現了駕馭「兩類矛盾」得心應手的高度藝術。（項英，新四軍副軍長兼政治委員，是毛澤東視為異已）需要補充一筆的是，國軍為江北行動中陳毅（黃橋戰役）和劉少奇（曹甸戰役）的二次行動（經毛澤東批准的）所激怒；這是皖南事變發生的最為直接的原因。
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間，弗拉基米洛夫作為共產國際的聯絡員被派駐延安。在他死後，其子整理出版了他的《延安日記》。他的日記里記載著對毛澤東較為真切的就近觀察。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他寫道：「我看，中共領導人希望得到武器，並不是為了向侵略者展開武裝鬥爭，而是為了同國民黨鬧摩擦。這使東京的人感到多麼高興呀！」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中共部隊對目前日本掃蕩其占領區的行動不作抵抗，他們撤上山去或者渡過了黃河。中共領導把國民黨看作是主要敵人，不遺餘力地要奪取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盤，用各種手段來達到目的。」
弗拉基米洛夫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的日記中，對蔣介石和毛澤東作了如下的比較，認為他們「都為權欲迷住了心竅」，但兩人仍有本質的不同，「如果說，一個是在重慶公開這樣干，但至少他還在抗拒外國侵略；而另一個卻忘記了自己國家的榮譽和苦難，欺騙了黨，毀了受到愛戴的黨的領導人。」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中共毛澤東搞分裂是日軍獲勝的主要原因。這並不是國軍的戰鬥力問題。這種分裂是中國不祥的現實。而且這種分裂顯然有利於日本軍國主義者。毛澤東分裂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無異於為日本侵略中國如虎添翼。無論如何也要削弱蔣介石，這就是中共領導所採取的政策的實質。讓日軍占領中國的土地、燒毀中國城市去吧！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的投降使中共領導感到沮喪，在他們看來，日本應該還能防守好幾年（無論如何，起碼是兩年）。」
可以互為印證的是，毛澤東的談話與此如同出一轍：「（抗戰勝利後國共和談期間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日本投降早了一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毛澤東的一次講話，《學習資料（一九五七-一九六一）》第二六零頁，清華大學，一九六七）。
再者，與此前後、遙相呼應的是，毛澤東曾屢次親口向日本政界領導人士說出不勝「感謝」涕零之至一類的話。
阿波羅網孫瑞後綜合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