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干遠：每個統戰部幹部都要確立一個宗旨，統戰部到底幹什麼的。這句話每個統戰部的幹部都要印在腦子裡面，叫作「要時刻掌握階級鬥爭動向」。所謂階級鬥爭動向，在武裝鬥爭期間，那就是情報工作，敵方的一些動向，軍事上的部署。「解放」以後，主要就是掌握所謂統戰對象，這些民主人士，包括知識分子、工商界人士，他們的思想動態，真實的思想，對黨的態度。共產黨人知道民主人士和共產黨的關係內心實際上是很緊張的。他們不可能是所謂同心同德。
初進統戰部的程干遠被分配到一個叫黨派處的部門。
程干遠：黨派處的任務當時很明確，主要就是兩項，一個就是做民主黨派，中國八個民主黨派上層人物的一些統戰工作，另外一個就是做知識分子。現在中央統戰部，知識分子和黨派處分開了，那個時候因為在基層，統戰部人數還是比較少的。統戰部黨派處當時四個人，三個女將，只有我一個是男的。
國共內戰期間，所謂的「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曾是羽翼未豐的共產黨的親密盟友。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做《論聯合政府》的發言時說：「中國急需團結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在一起，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
不過，曾經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回憶說，在「七大」的口頭報告中，毛澤東說過這樣的話：「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那時的「民主人士」還不清楚毛澤東的真實意圖，對於這個聲稱追求「自由」、「民主」，「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頗有好感。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曾撰文道：「早在1948年，民主黨派的眾多名流已經上了中共的統戰賊船，章伯鈞等人也從香港前往中共解放區東北。但他到了東北不久，就萌發了上當受騙之感。好在，中共剛掌權時，還多少做了些權力分享、聯合政府的樣子。」
從這份當年絕密的《代表中共中央給聯共（布）中央史達林的報告》來看，中共黨人根本不想和「民主黨派」平起平坐。
1949年6月下旬至8月中旬，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他對史達林說：「所有各民主黨派，在公開的政治場合中，都能接受共產黨提出的一般綱領，它們都公開地宣言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談到即將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劉少奇說，「現在政協籌備會已組成，共有籌備委員134人，其中黨員43人，肯定跟我們前進的進步人士48人，中間人士43人，其中中間偏右者只有16人，在進步人士中有15個秘密黨員。共產黨對政協籌備會可保障絕對的領導。」
當年絕密的《代表中共中央給聯共（布）中央史達林的報告》顯示，中共黨人無意和「民主黨派」平起平坐。
長期共存謝黨隆恩
1949年之後，經歷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特別是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一些「民主人士」對共產黨有了更明確的認識。用劉曉波的話說，「章伯鈞當年的上當感逐漸復活」。
程干遠：「反右」對他們的教訓是很殘酷的。過去胡適到台灣以前，毛澤東就做了他的工作，寫信給他，通過地下黨，希望他留下來。當時胡適看了信以後說，國民黨的民主自由是一個多少的問題，但是共產黨是個有無的問題。恰恰是他的兒子沒有聽他的話，留在北京，最後自殺，儘管寫了很多罵他父親的話，但是還是不能過關，被迫自殺了。
胡適的這番「民主多寡有無」的話其實是引述儲安平1947年發表在《觀察》雜誌的文章。
儲安平，時任《觀察》雜誌社長兼主編，因為經常刊發批評國民政府的文章，成為國民黨的眼中釘。1948年12月，蔣介石親自下令查封《觀察》。儲安平從上海逃到北平，周恩來還親自去探望過他。
隔年9月，儲安平出席了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會議。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召開時，他還當上了人大代表。
1957年，在胡喬木的推薦下，儲安平出任《光明日報》總編，但短短几個月後，他的一番「黨天下」言論觸怒毛澤東，成為毛澤東欽點的大右派。1966年「文革」爆發後，儲安平再度遭受嚴重迫害。9月的一天，他給友人留下一張字條後，就去向不明，從此人間蒸發。
官方承認的數字說，「反右運動」中正式劃為「右派」的有55萬人，占當時知識分子總數的11%，但實際上被打成「右派」的遠不止如此。中國學者許良英認為，如果算上被誅連的親屬，「反右運動」的受害者至少有500萬。
程干遠：我到統戰部的時候「反右運動」已經過去了。共產黨的一些做法在「民主人士」當中可以說是刻骨銘心的。這些人都是驚弓之鳥啊，因為有一些人敢於直言的人就被打成「右派」了。私下裡對共產黨都是噤若寒蟬的。
「解放戰爭」期間，知識分子幫了共產黨很多忙，特別是民盟這些人。在知識界，當時學生一直在鬧學潮，在所謂的蔣管區，金融風波啊，都是通過「民主人士」來實行的，用他們的手段搞垮了國民黨。結果他們得到的下場都是一個個被關在籠裡面。共產黨這種過河拆橋，完全不講信譽的做法，在「民主人士」中間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很多人對這個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們對共產黨是沒有信任感的，表面上講的都是好話，但是私下裡不會信任共產黨的。
對於很多「民主人士」來說，1956年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講話猶在耳邊。當時他說：「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反右運動」後，一些「民主人士」在了解共產黨的真面目後，將這段話戲說為，「長期共存，謝黨隆恩，互相監督，豈敢豈敢。」
程干遠：「反右」以後他們知道共產黨的厲害了，有的人就總結了一句，我們跟共產黨的關係是什麼關係呢？那就是「聽，跟，走」。聽共產黨的話，緊跟黨中央，中央說什麼就是什麼，走，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說我們應該聽毛主席的話，緊跟黨中央，走社會主義道路嘛，這就是我們改造的目標。
解說：80年代初，曾經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獲得平反，中央級「右派」中只有儲安平、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陳仁炳五人不予改正。
「我們就是專門干小報告的」
對於「民主人士」的一言一行，統戰部都留心記錄。當年，程干遠在統戰部的主要任務就是寫簡報。
程干遠：我們自己有個定期的刊物《統戰工作情況簡報》。這個簡報有時候就提供給省委統戰部，有時候提供給中央統戰部。中央統戰部有時候就會根據這些簡報登在中央統戰部內刊上，作為一些機密文件來傳閱。
美國之音蕭雨：聽起來很像是搞小報告的。
程干遠：我們是專門干小報告的。哈哈。
打小報告的人中，很大一部分來自於民主黨派里的幹部。
程干遠：這些幹部中間有一部分叫「交叉」黨員，本身就是共產黨員，過去做地下黨的，他們就參加「民主黨派」。「解放」以後，他們在「民主黨派」作為專職的幹部。他們的目的就是和這些上層的「民主人士」交往。
各個「民主黨派」當時都有一批「交叉黨員」。這個就是統戰部當時依靠的主力，依靠的對象。通過他們去接觸黨外的這些「民主人士」，經常地匯報他們的動向。
比如吳貽芳這樣的大統戰對象，原來金陵大學校長，後來安排做江蘇省副省長，因為她是女的，那我們就專門派一個女幹部，去跟她做工作，去接近她。
有時在觥籌交錯、推杯換盞之間，小報告就到手了。
程干遠：我記得當時有個「民主黨派」的副市長，工商界的，共產黨把他當作左派來看的，這個人有一些活動力量，後來被安排了副市長，他就通過和一些工商界頭目經常在一起私人聚餐的形式，把他們的一些真話套出來，然後向統戰部匯報。他們的行動可以說無時無刻不在共產黨的掌控中。他們在私下裡講的一些話，統戰部都是一清二楚。
解說：一些打小報告的人是「民主黨派」中公開的中共黨員，比如1953年出任民盟中央秘書長的胡愈之。
中國頭號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回憶錄《往事並不如煙》中寫道：「在民盟中央，別看沈老（鈞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幟性人物，可中共黨員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當然，還有統戰部在後面指揮之。」
直到「反右運動」過去40多年後，章詒和才知道，五、六十年代她家的常客，1946年加入民盟的翻譯家、出版家馮亦代，那個少女時代的她認為對所有人都好的「馮伯伯」，其實是統戰部派到她家負責監視父親的「臥底」。
除章伯鈞外，費孝通、潘光旦、羅隆基、錢鍾書等諸多政界和文化領域的精英都曾是馮亦代的監控對象。但是儘管馮亦代當年極盡所能，積極向上級匯報監控成果，他的入黨申請卻始終沒有獲得批准。
中國諸多政界和文化界領域的精英都是統戰部監控的對象。
2000年，馮亦代出版《悔余日錄》，對自己當年為摘掉「右派」帽子，充當統戰部告密者的行為懊悔不已。
如果不是馮亦代自己道出真相，這個秘密恐怕還會一直保守下去。可以想像，這類告密者遠不止他一個。
程干遠：其中包括一些宗教界的人士，像丁光訓之流的，趙朴初，實際上都是共產黨員，都是地下黨員。丁光訓還是第一批派到美國來的，在抗日戰爭期間到美國來的，以神學留學的身份，得到神學博士的黨員。他的身份一直沒有公開，一直到政協副主席，一直到死都沒有說他是以共產黨員的身份。
1950年，李維漢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會議的講話中說，對於有一定合法地位的社會團體，比如基督教和天主教團體，「要通過其中的進步份子和愛國民主人士」，「逐步地改變其政治面貌」。
前面提到的趙朴初是前中國佛教協會會長，抗日戰爭初期成為中共地下黨員。平日裡，他只和統戰部的一位副部長單線聯繫。直到2000年去世，他的中共黨員身份也沒有公開。
程干遠：因為他們感覺到這個影響太大了，他們有些國際上的影響。一公開人家覺得你這完全就是搞假的嘛，他怎麼是共產黨員。你怎麼搞一個共產黨員來主持一個很大的佛教活動？那影響太壞了。
「文革」期間，曾有一位潛伏在廟裡的共產黨員露了餡。
程干遠：他是假和尚，他是我們派進去的臥底，在和尚中間，在宗教界的臥底。他是共產黨員。當時有一些紅衛兵，因為他們不知道嘛，不知道這個人的身份，因此就批鬥。他被批鬥得吃不消了，受不了了，他說，我根本不是和尚，我是假的，我是共產黨員。
有時統戰部還通過秘密管道，掌握一些「民主人士」的個人隱私，以此為把柄讓他們俯首帖耳。
程干遠：這也是共產黨對外不能公開的秘密手段。比方說有一個工商界的頭面人物，他好色。他有一個小老婆在上海，還有一個在南京。他每個禮拜都坐飛機到上海。但是他不滿足自己的欲望，他自己住在南京，他在鬧市區中心的樓上保留了一個小的辦公室，他利用這個地方玩弄一些女青年。因為經常有很多不三不四的女的到他那兒去，就給公安部門發現了。公安部門就監視他。這個事情就跟統戰部匯報了，因為牽扯到他這個的頭面人物，不敢隨便動啊。
統戰部知道這個事情，當時就要我和另外一個工商處的一個幹部去提審，調查一下這個情況。這些女的大部分是一些飯店的服務員，還有百貨公司的售貨員，工資都比較低。每次給她們20塊、30塊，相當於她們一個月的工資了。這個情況我們掌握了以後向部長匯報了。
如果公開處理他，就要把他撤換掉，對我們政治上也是一個損失。這樣部長就找他談話，要他寫個檢討。他一聽當然害怕了，他知道自己的把柄被抓了。他就寫了一個書面檢討。部長就把檢討交到黨那邊，以後不管共產黨講什麼話，他都表現得很積極，非常聽話。這個不僅沒有影響到他的職位安排，還得到了提拔，本來是政協常委，後來還弄到政協副主席，因為他聽話嘛。
兩會——統戰部導演的木偶戲
1949年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政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在當時起著臨時憲法的作用，全文6000餘字，沒有一處提到中國共產黨是凌駕於各「民主黨派」之上的執政黨。
直到中共建政40年後的1989年，中共中央才終於出台文件《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將「民主黨派」定義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參政黨。
但是從50年代開始的所謂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協商對話、共商國是的雙周座談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就已經昭然若揭了。
程干遠：雙周座談會，現在還在實行的，中央統戰部現在還在做的。所謂協商，當然就是共產黨給「民主黨派」做指示了。雙周座談會是一個形式，參加的都是各個「民主黨派」的頭頭，還有的就是統戰部的部長，有時候是省委書記、市委書記，直接出面跟他們所謂「協商交流」，也就是給他們做指示，做報告，就是把黨的方針政策給他們講，然後大家表態，表示擁護。
每年的「人大」、「政協」兩會是統戰部最忙碌的時刻。
程干遠：整個會議期間有兩套班子。一套班子是大會秘書處，這個是公開的一套班子，比如說政協的秘書處，人大有一個人大辦公廳，他們做聯絡工作，他們也出簡報。
還有一套就是我們統戰部乾的，那個就是內部簡報了。這個簡報幾乎也是每天一期，我們是開足馬力天天來幹這個。這個都是會外的講話，通過會外收集的情報。
小組會議專門有聯絡員。一共有兩個聯絡員，一個是對外的，是人大、政協這些機構派的，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統戰部派的。統戰部這些處長們都是聯絡員。他們每天都要匯報情況。比如今天這個政府報告講完了，會上都是講好的，一片好，形勢一片大好，全是按照共產黨那一套講。背後當然有人就講了，背後當然有一些牢騷的話。這個只能給參加會議的統戰部長或者市委的常委這一級的人看的。
「民主人士」中流傳一句話，統戰部是「黨外人士的組織部」。兩會代表這類政治安排少不了統戰部的精心策劃。
程干遠：所謂的民意代表就是共產黨安排的代言人，為共產黨說話的人。兩會代表的人事安排首先是由統戰部人事處來安排的。人事處提出初步名單，由統戰部長來畫圈圈。然後提交到書記處討論，然後由書記拍板，然後才能定下來，然後去發證書。
會場上黨外人士的發言稿也一律事先經過統戰部審查。
程干遠：實際上我們是兩會發言稿的一個內審組，但是我們不公開的。我們不說我們審查你稿子，不會說。如果我們看這個稿子基本上沒有什麼大問題，那我們就說你去講。如果是有問題的，我們就要跟民主黨派的幹部說，你們去溝通，語氣上應該怎麼樣。這些人當然很領會，來的肯定是黨的意思嘛。實際上他們在發言，我們都知道，這個稿子我們早就看過了。
統戰部的另一項任務是確保選舉萬無一失。
程干遠：兩會有一個黨組，它叫臨時黨組。臨時黨組一般都是統戰部長當負責人，或者市委副書記擔任臨時組長。保證一定按照名單投票，不能亂寫。你一般要保證全票通過，有少數人投票不同意，這個他們事後都要查的，要查誰投反對票的，下次就要考慮你能不能再當政協委員和人民代表了。這個就是我們現在中國的所謂民主體制的一個真相啊！
程干遠說，每當他看到那一群衣冠楚楚、手提公事包的人魚貫進入會場，一齊舉手，一齊鼓掌，一個個畢恭畢敬上台發言，他都覺得這像是一場木偶戲。統戰部是這場大戲的導演，自己曾經是那些木偶的牽線人。
陪大統戰對象李宗仁游江南
在程干遠的統戰生涯中，接待前中華民國副總統李宗仁下江南是其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李宗仁是著名國軍桂系將領，在1948年的國民大會上成為中華民國副總統。當年10月，蔣介石宣布下野後，李宗仁出任代總統。1949年國民黨撤退台灣時，李宗仁沒有同行，而是去了香港，之後更是帶著家人遠走美國。
中共從50年代中開始派人和李宗仁接觸，爭取他返回中國。長期擔任李宗仁幕僚的程思遠回憶說，從1956年到1965年的十年間，他曾五次前往北京，每次都受到周恩來的親自接見。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攜夫人郭德潔從美國轉道瑞士，最終抵達北京。李宗仁歸國作為中共對台統戰工作的重大勝利，一直為大陸一方津津樂道。
程干遠：蔣對這點是特別忌諱的，因為他當過副總統。副總統投共了，對國民黨是一個很大的政治上的挫敗。
當時李宗仁的待遇是按照國務院副總理的待遇。這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定的。對李宗仁的安排問題原來有個討論。周恩來他們想給他一個政治上的安排，但是很不好安排，因為安排他一個政協副主席就在張治中他們之後了。毛澤東當時有個批示叫「不安比安好。」不安比較好說，就叫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李宗仁先生。周恩來親自寫了一張支票給他，20萬人民幣。當時20萬人民幣是不得了的。當時20萬人民幣什麼概念，那就相當於現在2000萬都不止。
1966年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潔病故後，周恩來安排李宗仁下江南散心。
程干遠：當時陣勢還是很大的。他們來都是專列，他們享受國家元首級待遇嘛。我當時的任務就。這個簡報就是一個特殊簡報了，不是給我們部看的，這個簡報是給中央看的。中央統戰部有個簡報叫《零訊》。這個簡報是直接給毛澤東看的。我的任務就是把他（李宗仁）講的話，每天的活動的情況寫成簡報，然後用加急電報，通過公安部的保密電台直接發往北京。第一天晚上發去，第二天下午毛澤東就能看到。
毛澤東為什麼這麼喜歡看《零訊》？這個有一種帝王心態，他喜歡看他原來的對手，現在變成他的階下囚，他的思想、面貌，他感覺到一種勝利者的喜悅。李宗仁應該說他是一個政治人物，他很敏感，對於這些政治上的東西。他很清楚，儘管他出來前呼後擁，但是他知道他的一言一行肯定是在共產黨的掌握之中。所以他講話不是亂講的，儘管他好像談笑風生，但是他是有分寸的。什麼話該講什麼話不該講，他是分得很清楚的。
打開吃人機器的大頭釘
1968年，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中國各地武鬥成風，天下大亂。這年夏天，程干遠遇到了人生中的一次劫難。
一天，他的一個筆電被人翻了出來。扉頁上的毛主席像上有一些紅藍鉛筆畫的圓圈，看起來像是戴了一副眼鏡，頗為滑稽。那是多年前一個鄰居家的小孩調皮畫上去的。就是這樣一個孩童的信手塗鴉讓程干遠的人生發生了重大轉折。
程干遠：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開除黨籍，開除工職，下到農村去監督勞動。先是坐牢，又下到農村去監督勞動，等了六、七年時間嘛。68年被抓，關了一年，69年出來，到五七幹校，到70年就下到蘇北農村，最苦的地方。
離開中國，遠離官場，程干遠說，這是一條心地光明的路。
直到1980年胡耀邦親自做了批示，他才得以落實政策，返回南京。從那以後，他遠離官場，開始潛心從事法學研究。
2000年，程干遠退休後來到美國。在海外生活的這些年，他看到共產黨的這部「統戰大戲」還在重複上演，捲入的演員不僅沒有減少，還大大增加，範圍也在中國大陸之外不斷擴展。
程干遠：統戰部有好多直屬的機構，對外都不說是統戰，像歐美同學會、黃埔同學會、以同學會的形式，一般的理解同學會就是大家交流友誼、聯繫聯繫，但是這些作為中央統戰部的直屬機構，是有專職人管他們的，策劃這些人怎麼活動。它所有的活動都在統戰部的掌控之中。很多是打著宣揚中國文化、儒家學說之類的。我們留下一個歷史，為了使大家更清楚中共的運作過程。
程干遠在《中共統戰部揭秘》一書的自序中寫道：「回顧我的一生，在大陸生活六十四年，可以說都在做黨的「螺絲釘」，是為這個紅色政權在流血流汗。也許我這顆「螺絲釘」的紋路不太對，總還保留著「人性」的劣根，所以總是擰不到一塊去，有時還被擲得頭破血流，最終成了打開這部吃人機器的一枚「大頭釘」。
離開中國前，程干遠本有機會重返官場，但他發誓今生不再做共產黨的官。對比中共官場的五光十色、聲色犬馬，他在美國的生活平淡簡樸，但是他說，這是一條心地光明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