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類人其實並不做情報，也可以說這類人進軍情部門純粹是為了平時能夠靠二部的關係作買賣賺很多錢。因為，誰都知道，中國軍情部門有所謂的免檢章，有貨物進口免檢的絕對特權。這種人如果和軍情的關係過硬，可以賺很多錢。這時，這個人就可以拿出一部分所得，捐給國家，支援中國的軍事情報工作，也算是互惠。
第三種人被稱為「掛靠」，社會上這種人最多。而這些人當中的絕大部分人是掛靠於軍情在地方上對外的一些辦公室下邊的。比如說：廣州軍區情報部在地方上的身份是「廣東省人民政府第五辦公室」，負責人分主任和政委。原來五辦的政委叫傅軍，級別相當於廣州軍區情報部的副部長，他原來是廣州軍區人事處的處長。
而這些辦公室的下邊又設有很多處，比如：廣州軍區情報部在廣東省的辦公室「五辦」，它下面又有五、六個處，每個處都有處長、副處長。
而當年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對情報口的十六字方針的最後四個字就是：商情兩旺，這也叫以商養情。
由於掛靠上軍情部門，等於是在政治上加了保險，並己有經濟上的巨大利潤。這樣社會上些做生意的人就會利用情報人員的特殊背景在社會上活動。所以一時間這類的辦公室在地方上越來越多。據說當初李長春接管廣東的時候，給江澤民打過一個報告說：廣東省有二十二個「辦公室」，全是軍、警、憲、特。比如說，「一辦」和「三辦」是省公安廳的，三辦是「港澳工委」的，「四辦」是總參二部的，「五辦」是廣州軍區情報部的，而「保利集團」是「十六辦」，劉華清的女兒劉超英是「十七辦」，劉華清的兒媳婦鄭莉是「二十二辦」。
在香港回歸前後，港澳工委下面掛靠了很多人，因為港澳工委分管香港的情報。尤其是當時為了保證香港的順利回歸，保證香港的穩定，中共政府曾派了大批的特工人員潛伏在香港。舉個例子：在香港的親共黨派某組織當中，除了主席之外，其他的所有頭頭都是共產黨員。香港的一家主要電視傳媒的老闆就是由總參二部派出的特務；另一家知名的電視傳媒的第一大股東已經是中共國家安全部，不過是以[X公司]的名義出現的。這裡補充說明一點，後來，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江澤民下令軍隊和商業脫鉤，但是不包括軍情部門在海外的公司。
筆者遇到了一個曾經在部隊文工團工作，後來又在香港生活過幾年的朋友。他告訴筆者，他移居香港後，見到了自己以前在部隊認識的一個戰友，這位戰友也已經拿到香港的居留權了。他是早些時候帶著任務被派到香港的，這個戰友在香港的任務就是，到各大商場、酒樓、酒店、電影院等地聽人「聊天兒」，搜集香港社會上的反共情報，和香港社會潛在的不穩定因素的材料。
所以，中國情報圈內有句話：如果中央把安排往香港的地下共產黨員的名單公布出來，起碼有一半以上的香港人要移民海外。
屬於「掛靠」的第三種人往往就是在社會上的一些生意人，而這種人在廣東、福建等地區就更多。比如說某個個體戶，他跟「五辦」的某個處長熟，就跟這個處長說願意給這個處長做事，這個處長如果看上了這個人，就說，好吧，你是我們的人啦。然後會發給這個人「廣東省人民政府第五辦公室」的工作證。不明就裡的人，就以為這個人是廣東省政府的工作人員。而他實際上是在社會上搞情報的人。這種人在整個情報系統里是地位最低的，但也是在社會上最能唬人的。因為如果是真的「密工」，或者是「商干」的話，本人並不願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往往就是這種為情報口做事的第三種人喜歡到處去說自己是總參二部的。但實際上，這種人的名字並不在電腦上。這個人維繫和情報的關係就是靠搞定某個辦公室的處長或其他頭目。然後，就可以打著情報人員的招牌去做買賣，做成買賣後，這個人通常會給這個處長一些回扣。如果這個處長把這部分錢上交了，那麼總參二部就替這個人出個公文，證明一下。
再舉個例子，比如說，有一個叫王鵬的，要帶六十萬美元出關，如果這個王鵬是「密工」或「商干」，那麼王鵬就會順利出關，不會有什麼麻煩。但如果王鵬只是屬於「掛靠」，在情報部門的電腦上沒有王鵬的名字，那麼這時候，所謂「幾辦」、「幾辦」的身份就不夠用了。這時候，就需要由廣州軍區出一個公函，說王鵬帶的這六十萬美金是替他們帶的，是到境外搞情報工作的需要。那麼這六十萬美金就可以順利過關了。但是這樣做，要事先和情報口打好招呼，說好分給對方多少。還有一種情況，如果王鵬想在深圳開一家三溫暖室，營業中有賣淫的成分，公安發現了要來抓王鵬。遇到這種種情況，王鵬就要先和「五辦」說好，答應把賺到的錢分出百分之三十的紅利給廣東「五辦」。這樣，「五辦」就會在公安來抓王鵬的時候，以情報部的名義出一份文件，說這個三溫暖室是他們工作的一個點，是情報部門設的。然而，這樣的人的命運往往都掌握在那個處長的手裡。對於這種掛靠關係的人，處長不用向主任報，自己進行管理。這就是為什麼有那麼多福建、廣東、廣西出來混的個體戶，都拿著個「幾辦」的工作證。
而且，一個「五辦」的處長，就有批一張到香港的單程證的權利。但這裡有一點要說明，香港的單程證不是由情報部發，而是由公安系統發，這是國家的法律。但情報部門有需要的時候，可以給公安出個公文，說這裡有幾個人，我們要派他們去香港工作等等。公安就一定會發給這些人單程證。
第三種人往往在社會上吹噓自己是總參二部搞情報的，或者是國安的，但實際上，這種人是沒有什麼保障的，如果負責他的那個處長換了的話，新的處長可以不承認這種關係，除非前任處長向後任處長介紹這個關係比較有用，說這個人每年替我們賺多少錢，弄了多少情報，對我們很有用，你要繼續支持他等等，這個人才會被留下來繼續使用。
中國國家安全部情報系統
中國國家安全部實際上是於一九八三年才設立的。
早在延安時期，中共的情治單位叫做中共中央社會部。當時的社會部就負責向中共高層提供情報和資訊，並有人根據當時的國際局勢定期撰寫研究分析文章。中共建政後，它改為中共中央調查部，中調部負責向駐外使領館派出特工人員，專門負責所在國的情報搜集工作。當時的中調部八局，負責情報的分析和研究工作，對外稱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它也就是現在的中國國家安全部八局的前身。後來由於中調部在「文革」中捲入派系鬥爭，打亂了陣營，嚴重影響了工作，使得中調部一度被取消，改由總參二部接管。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中調部才又逐漸恢復了原有的建制。七十年代末，鄧小平復出，開始進行中共情治機構的改革，派往海外的特工人員，也由以前從中調部派往各駐外使領館，改為以記者、商人、學者等身份作掩護到海外工作。
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長、公安部長劉復之向政治局請示，要求改組中調部，計劃是由中調部的全部和公安部的反間諜機構合併成為「國家安全部」。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這一設想，於是，國家安全部正式設立，當時的公安部副部長凌雲出任第一任國家安全部部長。
後來由於在一九八五年發生了國安部的一位局長俞強生叛逃美國的事件，凌雲由此被撤職，由賈春旺出任中國國家安全部部長一職。賈春旺在這個職位上呆到九八年，三月轉任公安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