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九屆，從來沒有關於它的熱點話題。隨著時光流逝，它漸漸成為快被淘汰的詞彙了。但是，這是一個應被記入史冊的專有名詞！
六九屆釋義
六九屆指1969年上山下鄉的「初中」學生。1966年「文革」禍起時，他們是六年級小學生。那一年全國中斷了學校教育，六月里小學相繼停課，他們受的正規教育就到那時候為止，只有小學六年級文化程度，是一大批承受歷史動亂惡果的少年。亂世中他們未能從小學正常畢業，小學不再管轄他們，中學也沒有及時接納他們。他們在十二三歲上失學一年多時間以後，在1967年10月按照「就近入學」的規定被收入中學。
六九屆沒有教科書。這屆學生沒有自己的課本，名為初中的課程實際是三部分，一、學習毛著和《毛主席語錄》，讀「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二、批判「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生造出來的「階級敵人」；三、到京郊參加農業勞動。
他們既不像上邊「老三屆」的學生上過名副其實的中學文化課，也不像後來幾屆學生「復」過文革改編教材的「課」，他們幾乎沒有上過一天文化課。偶爾，酷愛自己學科的教師可能借題發揮地傳授過一點文化知識，比如，借讀《毛主席語錄》之機講講修辭，借讀毛澤東詩詞之機講講典故或古漢語，指著農村場院上的糧食囤講講體積計算……但就是這樣的初中，他們也只上了不到兩年，從1969年8月就開始大規模上山下鄉。六九屆「初中學生」在中學逗留時間之短空前絕後。
北京對待六九屆的上山下鄉政策特別絕：不像往屆一樣有留京名額，也取消了因特殊困難享受照顧一說。用當年的話說，六九屆被「一鍋端」去上山下鄉。他們的去向是黑龍江、內蒙古、雲南三地的生產建設兵團和地處黑龍江的嫩江國營農場。
從1969年8月下旬到9月中旬，北京站和永定門火車站開出了多列知青專列，北上、南下、西去，把六九屆小不點兒們運送到遙遠的邊地。那時他們多數是十六歲，有些同學上學早，就只有十五歲。
由於年幼無知，六九屆在上山下鄉的群體中註定是弱勢。在生產勞動中他們還能一拼，和大同學一樣干繁重的體力勞動，可是在體現文化程度的活動中，哪怕是在當年那些言不及義的「表態」「講用」中，他們也因知識貧乏而明顯相形見絀，發言常常通篇抄襲、文理不通。比如在批判孔子和「儒法鬥爭」的「討論」中，這些沒有學過孔子著述也沒有上過中國古代史課的人便常把人物、年代、史實弄得張冠李戴。「唉，真是六九屆！」這是對他們無可奈何的一句嘆息，意思是：可真講不明白了；或：竟無知到如此地步。
那時候口頭的功夫特別要緊，知青中的風雲人物先得能口若懸河。由於六九屆口頭和書面表達能力的差距，他們中出人頭地的人少。當然，倒是有些六九屆天姿國色的小姑娘被安排在師、團首長身邊做打字員、機要員、電話員，從而脫離了繁重的體力勞動。
1977年恢復高考的喜訊傳來，六九屆群體更明顯呈現弱勢。老三屆有原來的文化基礎，在艱苦勞動中也往往保持著一定的學習習慣，他們的文化知識說撿就能撿起來。六九屆完全沒有學過數、理、化等文化課程，他們在長達八年的勞動中知道留心彌補的人很少。恢復高考制度的消息傳來時，他們早已變成了勞動大軍中的壯姑娘和男勞力，忽然要靠學習成績入學，使他們望塵莫及地「傻了眼」。考試入學送來了公平競爭的機遇，但六九屆學生早就在一九六六年以來歷史的荒誕中折斷了羽翼，他們騰飛的夢想即使有了恢復高考的機遇，也早已被碾得粉碎。
口述一：兵團生活的第一天
現在有人說，組建建設兵團是因為當時中蘇、中蒙邊境出現了緊張局勢，需要「屯墾戍邊，寓兵於農」；也有人說，讓數百萬青年上山下鄉是領袖為了國家的大局。我對這些毫無研究。
我是六九屆的。如果所謂「國家利益」需要的是像六九屆這樣一批少年人的犧牲，有什麼理由認為它是正當的呢！讓莫名其妙的「國家利益」稀釋、消融六九屆對歷史的承受，是別有用心的假大空。
1969年9月16日下午，運送我們的列車從北京永定門火車站出發，行駛十五六個小時後，在翌日凌晨到達了京蘭線上的小站劉召。車站意想不到的小，站台上和路基上卻很擁擠，到處都是人，照明燈光線很強，有高音喇叭在播音，讓自己去找自己的行李。沒有鑼鼓喧天的迎接場面，行李也沒有人協助安置，秩序相當混亂。我被宣傳蠱惑起來的光榮感大受其挫，一下子有被拋棄的感覺，有些慌張，不知道該往哪裡走。
不過，人有適應各種遭遇的本能。十六歲的我在混亂中很快就跟著別人找到了自己的行李。指導我的是我媽媽臨別時囑咐的一句話，「鼻子底下有嘴」。遇到不明白的就問，果然能解決臨時問題。所有在劉召下車的知青都在規定時間裡找到了扔在路基上的行李。
我們每人的行李都是一個相類似的大木頭箱子，必須找人一起抬。我找的夥伴是五十中的郝志軍，我們在混亂中結識，她也是六九屆的。
劉召站上停了好幾輛敞篷大卡車，路基下的空地上有臨時搭起的台子，穿軍裝的「首長」在台上對著麥克風宣布名單，如「一連：一一六中×××，二連：五十中×××……」他讓點到名字的人自己去找連隊的卡車。
我被分配到十五團十連，五十中的郝志軍也被分配到十連。我們立刻成了朋友，互相幫助，把行李抬上了卡車。卡車的前車廂坐人，後邊的拖斗里裝行李，摞得很高。
指揮我們裝車的是個轉業軍人，後來是我們新兵的排長，叫劉鳳義，二十四歲。當時我們不認識他，只聽他大喊大叫，讓十連的新兵裝車，態度很生硬。我暗自想，怎麼對我們這麼不客氣啊？天真期望中的被歡迎、被重視、被照顧，與現實完全是兩回事。多年後我才理解，當時劉鳳義如果不那麼厲害，甚至野蠻，他怎麼能在夜裡把初到陌生地方的三十多個十六歲的男女孩子，連同他們笨重的行李都弄到大卡車上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