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下午，十九大第四場記者招待會，發改委官員介紹了關於中國經濟的情況，表示要進一步解決民間投資不願投、不敢投的問題。民間投資下滑，正是李克強解而未決的事情。日前，中國知名經濟學家厲以寧也對民間投資下滑問題做出了分析。經濟學家何清漣等認為，2000年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是政商結合制度管道的始作俑者，李克強改革阻力很大，趨利避害是民企天性，2013年李嘉誠大規模海外投資驚震大陸民企。
當天談及民間投資增幅放緩的問題時，發改委副主任張勇表示，民間投資放緩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放緩有一定共性，過去民間投資集中的領域是製造業和房地產行業，當前這兩個行業發展相對弱。
發改委工作重點：進一步促進民間投資
張勇說，民間投資是社會高度關注的問題。進一步促進民間投資是發改委工作的重點，特別是要解決不能投、不願投、不敢投、不知往哪投等問題。
19日，中國第三季度GDP增長數據公布以後，瑞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在第四季度將繼續放緩，而明年還會繼續下滑。
調查顯示：民企對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存在顧慮
日前，在北京大學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這裡指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研究中心成立大會上，中國知名經濟學家厲以寧介紹，在對民營企業的調查中，他發現，民營企業對參與PPP項目仍然存在顧慮。民營企業最大的顧慮來自對政府換屆、換人的擔憂，擔心政府因為換屆而導致新官不理舊帳，進而帶進項目中斷或者變更等風險；政策的變動、政府的償債能力以及投資以後能否順利退出等，也是民營企業在參與PPP項目時非常關心的問題。
促民投李克強屢次研討要求給民企一顆定心丸展開專項督查
據《新華社》去年8月1日消息，「近期國務院9個督查組對全國各地調查發現，確實有一些地方存在著民間投資准入門檻過高、改革不到位的情況，還存在不少『玻璃門』和『彈簧門』。」」
據新京報去年7月19日報導，作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民營經濟近年來每年創造了60%左右的國內生產總值，80%左右的社會就業，超過50%的財政稅收。民間投資更以超過社會投資的速度快速增長，占到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60%以上。但從2015年四季度以來，民間投資增速出現了明顯回落現象。
去年7月18日，李克強在中南海國務院第一會議室主持會議，國務院官員以及31個省（區、市）政府負責人和各部委負責人參會，只為部署一件事：促進社會投資健康發展。在這次會議上，李克強說，「有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社會投資、尤其是民間投資增速出現明顯回落。」
李克強認為民間投資影響當下和未來，「必須認識到，民間投資總量大，對消費和就業都有很強的帶動作用。這不僅關係到『穩增長』，更影響著『調結構』。」
數據顯示，去年上半年，廣東省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增長13.5%，其中民間投資增速達到19.6%；但安徽、四川等中西部省份，民間投資增速卻滑落至6%左右，而東北地區滑落尤其嚴重，其中遼寧1—6月民間投資為58.1%的負成長。
李克強要求各地方、各部門抓緊完善相關政策，明確政府的權力清單，給民營企業一顆「定心丸」。「『權力清單』不明確，怎麼構建新型政商關係呢？」
去年6月的一次常務會議上，李克強和各參會者專門聽取民間投資政策落實專項督查工作匯報，僅這項議題就足足討論了3個多小時。
去年5月，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對促進民間投資政策落實情況開展專項督查。
新一輪公私合營開始習近平翻毛版
今年9月，經濟學者何清漣撰文指出，中國民營企業擔心了好幾年的「公私合營」成為現實：中國聯通於8月16日公布了規模高達780億元的混改（國有、私有共同持股的混合所有制）方案，令人矚目的是BATJ等中國幾大網際網路公司悉數參與，每家投入幾十億至百億的資金入股中國聯通，實現了中國政府2015版國企改革方案的夢想：將民營資本吸納進了國有企業，但又不讓民企有話事權。
何清漣指出，人們驚呼新一輪公私合營開始，習近平想回到毛澤東時代。
利益階層壟斷財富與上升機會導致仇官仇富
何清漣分析，中共政權把前30年毛澤東時代通過革命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即全面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拋棄了，改用共產黨資本主義鞏固了毛澤東留下來的專制極權制度。在權貴私有化過程中產生的種種黑暗行為，例如紅色家族的瘋狂斂財所起的示範作用，導致官僚系統及整個國家高度腐敗。這種腐敗政治必然產生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當財富與上升機會都被社會上層壟斷之時，占總人口約80%的龐大社會底層必然產生對精英階層的仇恨，仇官、仇富情緒在全社會蔓延。
中國私有化結果英文調查報告是為了促進入世
何清漣文中說，中國政府不許國內媒體討論私有化，也不允許學者發表有關私有化過程的調查報告，直到2011年，中共官方還堅持宣稱「五不搞」，其中就有一條「不搞私有化」。但是，這一謊言只是用來欺騙國內公眾，實際上，中國政府曾經委託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在中國進行了幾次有關中國私有化結果的調查，調查報告都以英文發表在國外，以便向國際社會證明，中國早在1997年底就開始推進私有化，從而為2001年12月加入WTO成功鋪平了道路。
政商關係的變化三個代表開啟政商結合的制度管道實則全落實為中共代表了
何清漣文中說，2000年2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廣東省高州市考察時首次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被正式寫入中共黨章和中國《憲法》之後，中國政商關係進入關鍵性轉折，商界精英正式成為中共統治的重要同盟，這表明中共統治更換了統治基礎，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目還在，但工人農民已經不再是中共的統治基礎（連名義上的也被正式放棄）。
何清漣文中分析，由於中國政府掌握資源分配大權，政府對企業的關係是種「賜予」的關係。所謂「權力市場化」，其特點是「權力」要變現，必須依靠「市場」，兩端緊密結合操作。也因此，掌握資源分配大權的官員成了「造就國王的人」，這是中國絕大多數企業家不得不背靠官場的原因。即使是高科技行業的富豪，也不敢說自己可以不依靠官府，因為市場准入、稅收、企業年檢，在每道關卡上被「穿小鞋」都可以讓商界難過。商界人士都知道，經營好政商關係，意味著掌握了「重要資源」。
何清漣文中指出，江澤民在2000年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開啟了政商結合的制度管道，中國民營企業家由此挺進政壇，三個代表為政治利益集團與經濟利益集團融合提供了合法性。
2000年6月，何清漣在上海歐亞管理學院一次公開演講中提到：江澤民「三個代表」是「兩實一虛」，經濟精英代表「先進生產力」是實指，執政集團代表「先進文化」也是實指，經濟精英被吸納入中共，因此這「兩實」的代表其實只有一個，就是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則是「一虛」，因為「人民」是個集體名詞，是無數個體的名義集合體，無法代表自身，終究還得由中共代表，因此，說是「三個代表」，其實全由中共代表了。
「三個代表」理論出台之後，何清漣在《書屋》雜誌2000年第3期發表《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指出中國正在拋棄工農等社會底層，形成政治、經濟和知識精英們與外國資本聯合共治的寡頭聯盟。
民企老闆的憂心
何清漣文中提到，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在接受新浪記者採訪時表示，「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營企業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對控股」，「如果國企控股，不等於我拿錢幫國企嗎？那我不是有毛病嗎？不能幹這個事。」
另舉一例，杭州娃哈哈集團老闆宗慶後對黨一直很貼心，但在2014中國500強企業高峰論壇的發言中，他表示，現在搞試點僅拿出少量股份讓民營資本溢價進入，「實際上民營資本亦沒有那麼傻，以高昂的價格與代價獲取國企少量的股本，進入後既沒有話語權、決策權，亦改變不了國有企業的機制。」他認為，央企這麼大的盤子，民企、民間資本實際上也沒有能力進去，最後可能又讓國外的基金占了國企的股權，導致國企又被外人所控制。
2014年4月25日，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建院30周年系列論壇上發言，談到自己的經驗是「不能作為小股東進去」，「沒有管理權，所以跟原來的國有體制還是一模一樣，這樣基本沒有什麼用了」。「我現在非常明確一點，如果混合所有制在經營方式上不能以民營企業為導向，以市場為導向，以民營企業為主的話」，不予考慮。
私營企業家的集體焦慮李克強改革阻力很大李嘉誠大規模向海外投資對中國私企示範作用強烈
2014年9月6日李克強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主題是聽取民間投資政策落實情況第三方評估匯報，為民間投資參與市場競爭「鬆綁開路」，但仍然無法緩解私營企業家的集體焦慮。
據自由亞洲電台2013年9月6日報導，2013年9月初李克強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門聽取了全國工商聯對民間資本投資政策的調查評估匯報。中國政府網報導，全國工商聯的報告反映很多政策措施不到位，民營企業市場准入遭遇不少體制性和政策性障礙，各地實施細則不具體、操作性不強，民間資本進入的門檻設置過高，還存在所謂「玻璃門」和「彈簧門」等隱性障礙。
上世紀八十年代曾在中國體改委工作的旅美學者程曉農就此分析說，更多的引入民間資本和更大程度市場化，是李克強經濟政策的一個核心。程曉農說，「顯然之所以存在對民營資本的阻撓，就是因為央企和地方政府。靠他們自己評估，不可能得出靠譜的結論。」
中國網絡作者劉先生認為，「李克強的政策裡面還有一個東西，就是放權，逐漸收縮到有限政府狀態。這裡面有汪洋的影子，以前汪洋在廣東也做過同樣的事情，現在也在主管改革。但他們面對的阻力相當大。」
劉先生認為，隨著中國的經濟和社會複雜程度增加，任何經濟改革都不可避免的涉及政治體制問題，如果沒有全面的政治經濟整體改革方案，經濟改革已經難以單獨推進。
何清漣在《2014中國私人資本趨勢－－出走》一文中指出，規避政治風險，2013年李嘉誠大規模向海外投資，對中國私企起了強烈的示範作用。
民營資本天性是趨利避害
據華爾街見聞去年6月報導，中國黃金集團經濟學家、澎湃新聞特約評論員萬喆6月12日發表文章稱，去產能不是民間投資下滑的主要原因。民營企業投資減少，也不是因為經營變差引起的。
萬喆認為，民間投資縮水如此厲害是因為民營資本趨利避害的天性。
民營資本這種趨利避害的天性，是其能夠成為市場活力源泉的原因，但在發生了經濟調整或者下滑的時候，往往會向著更壞的方向加速度行進，如果任由其「自由」生長，難免要經歷一個最壞的結果，一個漫長的衰退。
萬喆還表示，民間資本不夠有信心問題或者正出在政府的加大力度支持市場上。當政府進行市場干預的時候，民間的反彈聲浪就會特別大，企業的擔心是，會不會有政策的不確定性？而這種憂慮應該來自於當前許多政策的不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