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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戀事發男生反咬一口 嚴歌苓差點自殺

20世紀70年代初,一個15歲的文藝女兵,在部隊里愛上了一位年輕軍官。每天她都要製造一場“偶遇”,見到他,不說話,只是摸摸軍裝上的第二個紐扣,這是他們之間的暗語,意思是:我把情書放好了,你快去拿吧。可是,面對女孩天真浪漫的愛戀,年輕的軍官不但當了逃兵,還在事發後把責任都推到了女孩的身上。

於是,這場連手都沒牽過的單純愛戀,變成了難以被寬恕的惡名。女孩被迫一遍遍寫檢查,一遍遍當眾檢討,羞辱感甚至讓她想到了自殺。

多年後,女孩華麗蛻變成了享譽世界文壇的女作家。面對媒體的追問,她一次又一次毫無忌諱地講述這個故事,沒有悲傷,沒有抱怨,有時,嘴角還泛起微笑,她說,其實那不算是愛情,是荷爾蒙的作用。

“你真的不恨他嗎?”這一次,當記者很直接地把這個問題拋給她時,她回答的語氣仍然平淡:“不恨,我早都忘了這個人了。恨是一種偉大的情感,不會有幾個人有能力讓我使用這種情感。”

片刻,她又說:“但我覺得,那時候命運對我是不公的,我4歲時,就希望自己能成為藝術名人。12歲進了部隊當文藝兵,我非常努力地跳舞,每天廢寢忘食地練功,可是就因為一些事情,我再也得不到重要的角色”。

一場“愛情高燒”讓女孩離夢想漸行漸遠。20歲的她被迫放棄了舞蹈,走到了前線,在對越反擊戰中,做了一名戰地記者。無心插柳,喚醒了深藏在她骨子裡的文學細胞。

如今,她早就不需要別人來安排角色,她的名字——“嚴歌苓”被以編劇的身份印在《少女小漁》、《天浴》、《梅蘭芳》、《金陵十三釵》的電影海報上。以她的小說改編的《一個女人的史詩》、《小姨多鶴》、《第九個寡婦》、《娘要嫁人》等電視劇也一次又一次地引發收視狂潮。許多演員都渴望出演她筆下的角色。

不再要轟轟烈烈的感情

曾被情所傷的嚴歌苓很喜歡寫情,特別是愛情。她的筆下描寫過很多種愛情。在嚴歌苓看來,男女交往的最高境界是愛情,最低層次是性。

在她的小說《天浴》中,有能力的人只有性沒有愛,而失去能力的人卻願意為愛付出生命。在《天浴》的結尾,老金幫助文秀死亡,寓意就是兩人可以化蝶而去——老金是藏民,藏族人相信生命不會止於死亡,人的生命背後還有生命。

嚴歌苓坦言,自己把理想化的愛情,寫到了小說里,因為,現實中的愛情摻雜了太多的其他成分。

“可能在中國只有我母親那代人是第一代、也是最後一代享受戀愛自由、單純相戀的一代人”。嚴歌苓所指的年代,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對那代人來說,浪漫的愛情非物質主義,甚至伴隨著犧牲主義。

《一個女人的史詩》就是嚴歌苓參照母親的愛情觀寫的小說。“他們那代人,不講什麼回報和自我,就是傻傻地一直愛下去。不過‘文革’把這種愛情觀推翻了,政治代替了愛情,成了衡量婚姻的標準。‘文革’之後,又有了一個戀愛自由的十年,但是還沒有形成大的氣候,便被物質主義沖淡了。而且我認識的80年代中期結婚的人,90%都離婚了。當初雖然是因為愛情在一起,但是中國轉型太快,動搖了曾經選擇的信仰。沒有物質摻雜的婚姻因為沒有一起建設起什麼,而變得動搖不牢靠。”

嚴歌苓自己就是那90%中的一員。她的第一段婚姻,以幸福開頭,以失敗告終。不過,相對於刻意忘卻的15歲時的愛情,這段婚姻對嚴歌苓影響很大,“我決定留在海外,一大部分原因是沒有辦法面對兩個人生活過的地方。”

她的前夫是知名作家李準的兒子,關於這段婚姻,她說的並不多。不過,前夫一家人所講的河南話,至今仍是嚴歌苓熱愛的一種方言。她以自己的性格為原型寫的《第九個寡婦》中的女主人公“王葡萄”,說的就是河南話。

1989年,嚴歌苓在美國遇到了現在的外交官老公勞倫斯。相戀之初,因為FBI對嚴歌苓身份有所懷疑,為了維護嚴歌苓的尊嚴,勞倫斯一度放棄美好前程辭職抗議。這一“壯舉”讓嚴歌苓被愛情的甜蜜淹沒,不久,他們便結婚了。

如今,兩人的婚姻風平浪靜地走過了十幾年。嚴歌苓卻說,她再也不想要轟轟烈烈的感情,人到中年,才發現,愛情也好,親情也好,平淡才是最難得的。平淡的表面下,都是最真實、最深刻的東西。

寫了那麼多愛情,對於當代都市的愛情,嚴歌苓表示“看不懂”,她不明白為什麼在情感方面,人們越來越淡漠和怕麻煩。

“手指碰一碰心就會顫的感覺似乎不會有了,大部人的戀愛直接越過了最初的那一層。”

對於越來越多的婚外情、婚外性,嚴歌苓更是感覺到悲哀,她認為,中國一些傳統的思想糟粕表面看沒有了,實際並沒有斷裂,比如納妾。也許這跟中國的孔孟之道有關,孔子就認為賢惠的女人會勸自己的丈夫納妾。但其實中國選擇孔孟的思想是非常不幸的。

“我發現很多男大款,唯一表達喜歡的方式,就是給女孩子買一堆世俗認為的好東西。沒有一點點自己獨特的表達在裡面。連一封怎麼把對女孩獨一份的情感、欣賞表達出來的情書都不會寫,至多是簡單的郵件,或者簡訊,所有的信息都飄在空氣中,沒有白紙黑字的盟約,沒有認真的態度。這種愛的方式很可怕,嚴格地說這也根本與愛無關。”

不過,嚴歌苓也清楚,她所欣賞的牧童牧女間純粹的愛情可能現在只存在於鄉村,在都市裡,人早就被各種慾望套住。

所以,她很懷念自己的青春,她說,她的青春比現在年輕人多出了太多的意義與精彩。

盡情瘋鬧的青春

嚴歌苓把她青春年少時所有受過的傷害歸結為財富,因為人生有起伏跌宕,有太多的經歷,她現在才有話要說,有故事要寫。“每一種殘酷的經歷,都加速了我的成長、成熟,對我的整個人生起著很大的正面作用。”

她最懷念的青春歲月,是剛剛調回北京搞創作的時期。

那時恰逢“文革”結束,中國一大批有理想的青年,對知識充滿了渴望,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人與人之間沒有競爭的概念,這一時期也是中國青年思潮最活躍的一個時期。

那時的嚴歌苓結識了很多在北京寫作的青年,大家一起看書、討論、創作、看電影,一起吃、喝、唱、跳,盡情瘋鬧。一群文藝青年,連行酒令都是作五行詩。大家都沒有錢,也沒有算計的想法,一旦誰有點兒錢,就會貢獻出來邀請朋友相聚。

嚴歌苓對這群朋友信任而依賴,她說,友誼有的時候需要一種類似宗教一樣的東西粘合,而文學就像宗教一樣把他們拴在了一起。她願意用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去換回與當年一樣的青春歲月。

不管怎麼渴望,青春還是回不去的,嚴歌苓在回憶中也嘆息現在的青年人過早失去了快樂的天性。

旅居海外多年,嚴歌苓覺得中國的年輕人是最富有,卻最不快樂的一群人。“現代的人似乎覺得什麼都沒有意思。我不知道什麼是有意思?美國有句話:感覺乏味的人,自己也是乏味的。美國的青年如果上了私立學校,就要貸款,助學貸款可能要還到開始還房子貸款。他們始終活在這樣一個還貸循環里,幾乎每個月都捉襟見肘,但他們還是很快樂。”

她特別不理解中國的年輕人為什麼一定要急著買房。自己給自己增加巨大的壓力。“如果你追求的不是一個小房子,而是事業,可能事業早成功了。有了事業,房子不就迎刃而解了嗎?我不會做任何一件感覺吃力的事情。買不起房就不買。為什麼把未來全交給一個房子?而且生長在屬於自己的國家,沒有房有什麼可怕?”

嚴歌苓感慨,中國現在特別大的問題就是從眾,別人有的自己一定要有,不然就會危機四伏。連奢侈品別人有自己沒有,都會覺得不安全。而他們那一代人,年輕時,憧憬的都是未來的美好,沒人去攀比物質,刻意算計金錢。

“我現在的生活條件可以讓我買任何奢侈的包包,但我偏偏不背那樣的包,我覺得我嚴歌苓怎麼可以背那樣俗的包。”

寫了那麼多個性複雜的人物,嚴歌苓仍然保持著年少時的坦率,直言直語。只有在寫作中,她才能忘了自己。

很想和姜文合作一部電影

知名導演李安說,嚴歌苓不是一個好編劇,但是一個好作家。

出版人路金波說,嚴歌苓是中國最會寫作,最懂寫作藝術,寫作功底最紮實的作家。

嚴歌苓自己說,寫作讓我的人生變得精彩。我不知道,我不寫作會幹什麼。我經常說不寫了,但是又要寫了。我喜歡寫小說,可是我真的不想做編劇,我跟很多人說了,但是他們就像沒聽見,還是來找我寫劇本,每次我都盛情難卻。

嚴歌苓最受不了別人求她,別人一說軟話,她就不好意思拒絕,而一旦答應的事,或早或晚她都一定要完成,她對承諾的概念,似乎比一般的人更強烈。

有一次,嚴歌苓在巴黎一家小商店看到一件藝術品,很喜歡卻不方便拿,便告訴老闆等她逛完了整條街,再回來買。可是後來她認真找了幾遍,都找不到那家小店。對此,她一直很內疚,雖然老闆可能每天都遇到不會回去的遊客,但她不希望自己是其中之一。“我特別想讓那個老闆知道,我對別人的承諾很認真。我是真的想買。而且一個小藝術品商店的老闆,一直在等一個說一定會回去的知音,卻沒有等到,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挺傷害他的。”

她最看中人的品質就是忠誠,她在柏林的家裡養了兩隻狗,因為狗忠誠,她也喜歡馬,也是因為馬忠誠。如果城市裡允許養馬,她很想在家裡養匹馬。

嚴歌苓說,自己是有社會責任感的那代人,希望把自己的想法寫出來,並去影響更多人。

不過,有意思的是,她很想和姜文合作一部電影。她喜歡姜文的幽默,覺得姜文的幽默比較靠近部隊那種感覺。在部隊呆了13年,嚴歌苓說,自己的血管里一直流淌著與部隊有關的熱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英才雜誌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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