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 評論 > 外媒看中國 > 正文

絕對深度!「中國夢」與「完全極權」

中國修憲刪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在國內外引起爭議。

英國牛津大學社會學與社會政策系榮譽教授斯坦‧林根(Stein Ringen)兩年前曾經出版《完美的獨裁-21世紀下的中國》,當時他形容中國是“近乎極權”,但現在他認為要修正為“完全極權”。美國南加州大學美中學院主任杜克雷(Clayton Dube)則認為,中國有別於其他一黨國家,能夠解決國內問題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能夠硬把西方民主的一套搬到中國來,他屬於對中國崛起立場較溫和和正面的學者。

然而兩位學者都認為,如果中國只有一人掌握權力,會帶來風險和不穩定性。

修憲爭議

面對修憲爭議,中國有自身一套論述。中國人大發言人張業遂表示,修憲有利於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有利於加強和完善國家領導體制,而目前中共黨章對總書記、軍委主席,以及憲法對軍委主席,都沒有做出“體現了黨和人民的共同意志”的規定。他認為憲法只有“不斷適應新形勢,吸納新經驗,確認新成果,做出新規範,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不過,兩位歐美學者均認為這對中國並不是好事。

來自挪威的社會學者斯坦‧林根表示,修憲是一件“大事件”,因為是正式確認中國的領袖擁有“絕對權力”,讓習近平成為“唯一”的領導,斯坦‧林根形容這是“危險的一步”,沒有人能制衡領導人,或會令領導人“犯錯誤”,或是變得過於自信去採取“具冒險性”的政策,一方面加大在國內的管控,或會造成國內系統的不穩定局勢,另一方面國外亦會變得霸權。

雖然《人民日報》稱今次修改國家主席任期,“不意味著改變黨和國家領導幹部退休制,也不意味著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但斯坦‧林根認為這次修憲明顯是發出信號,表示沒有人能夠挑戰習近平的權力和地位。斯坦‧林根認為,習近平目前的權力地位媲美毛澤東,沒有人能夠超越,或是與他並列。不過兩人之間存在兩大分別:第一點是中國已經富強起來,經濟資源與軍事實力比以前還要進步;第二點是行使權力上,習近平比較“具策略性”和“審慎”。

南加州大學美中學院主任杜克雷(Clayton Dube)認為,今次修憲並“不是這麼大的一件事”,他解釋說:“黨總書記、軍委主席的職務更為重要,但沒有任期限制,今次取消任期限制的是國家主席,相當於一個儀式頭銜。”他亦提到,當年江澤民即使卸下國家主席一職,也繼續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反映要掌權超過十年,不限於一個職位。

杜克雷不贊成中國把權力集中在個別人士身上。他認為,一個擁有全權的領袖或只聽從少數人的意見,可能會誤判形勢,增加了不穩定的風險。他這點與斯坦‧林根想法差不多,不過他強調這個問題不是出自今次本身修憲或是習近平身上,而是“體制的問題”。

“許多偉大的人即使聰明、有心有力,但一個人面對這麼多事情,仍然是一大挑戰,所以領導人應該找人分擔這份重要的責任。”杜克雷說:“如果你反對習近平,你是與整個體製作戰……就算習近平是一個很好的領導,但難保下一個不是一個壞的領導。”

習近平支持度

有一種說法是,如果中國人民支持修憲和習近平,就應該尊重中國的決定。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稱,“完全贊同”修憲,並指這份修憲草案“充分發揚了民主”,“體現了黨和人民的共同意志”。記者早前在兩會隨機採訪多名人大代表,絕大部分均統一口徑對修憲表示“非常支持”,認為習近平“領導得很好”,“希望他一直當下去”。

但實際上到底有多少人支持修憲和習近平,難以有量化的參考,網上反對修憲的聲音亦被刪除,儘管仍有少數人——例如前著名報人李大同,公開表示反對修憲。

杜克雷認為中國國內有一些民眾或因習近平提倡的“中國夢”而支持他。

“我認為他建構了中國夢,給予人民一個模範的作用,不單是與小康社會有所連結,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指引和啟發,這是一件好事。”但被記者問到,“中國夢”會否成為民族主義的煽動工具時,他表示有這個可能性,亦認同“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或許會轉化成一些“不太健康”的東西。

斯坦‧林根認為,有很多跡象顯示,習近平有一定的支持度,但這種支持度,可能是源自習近平利用民族主義啟發民眾,引發民眾的仰慕。如果形勢有變,這種支持度或會大變。他認為“中國夢”只是民族主義宣傳的其中一環。

習近平2013年提出“中國夢”時已強調,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形容“愛國主義”是把中華民族堅強團結在一起的精神力量。

管控宣傳

在兩年前的訪問中,斯坦‧林根介紹了一個新的概念,名為“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意旨不需要嚴加打壓,人民會“自發地”自我控制、自我審查,不會去做“不應該做”的事情,人民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造就一種錯覺,認為“中國沒有那麼獨裁”,但事實上一旦中共當局覺得有所威脅,是有能力採取行動壓止。

斯坦‧林根認為,中國受惠於其經濟發展以及科技的日新月異,其管控模式也更加“現代化”和“成功”,例如無處不在的監控鏡頭,以及人臉識別技術,顯示政府可以如何“透徹地”監控民眾。

斯坦‧林根表示,中國在互聯網管控上亦更具智慧,不單是禁止部分“不當”言論,而是主動滲透一些充滿黨的意識、由上而下的想法,做法愈來愈高明,外界難以辨別這些意見到底是來自平民還是政府。

中國稱,這些管控是為了“國家和人民安全”,避免影響社會和諧,防止謠言散播。中共公安部門透過監控系統緝捕罪犯也時有所聞,但有時則被批評是用來監控異見人士,打壓他們的聲音。

另一方面,中國愛國式宣傳愈來愈多,例如近年的愛國電影票房甚為高漲。斯坦‧林根說:“我個人認為傳統的宣傳模式仍然奏效,當然,人民不是愚蠢的,可以看得出這些宣傳有多笨,但如果這些宣傳每天都存在,它是有影響力的,它未必直接說服你,但會麻木你的意識,如果我們低估這種看似沒有效的宣傳模式,這是錯誤的。”

新華社評論指,愛國電影能夠成功、票房高企並不簡單,不能帶有偏見地漠視觀眾的熱愛,並引述演員稱,這部電影不是所謂“宣傳灌輸”,而是中國的“愛國主義”。

體制問題

杜克雷說中國面對許多很大的問題,例如人口老化、氣候變化等,他相信,中共領導人明白亦致力應對這一系列問題,中國有別於其他一黨國家,能夠解決“一些國內嚴重的問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能夠硬把西方民主的一套搬到中國。

如果不走西方民主的道路,中國應該怎麼走呢?

杜克雷認為,無論是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還是軍委主席,這些重要職位,應該設有任期限制,並制定一個較為穩定的機制,讓賢能繼任、權力順利過度,這種機制不一定是西方的民主系統,但需具備一定的可預測性和透明度。

他說,近年的中共領導人,大多經過前任領導及黨內元老商議,這種做法或有問題,但不得不承認中國有能力發掘勝任的領袖。

“我個人覺得,中國在培育領袖的能力方面十分成功,可以有十分勝任的人選,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完美,一些人或涉貪,但中國有能力培訓和審核領袖。”杜克雷提到,中國地方官員任期不會太長,反問為甚麼整個國家的領袖不應該受到限制和評核。

斯坦‧林根預言在可見的將來,中國的強硬管治模式不會有所軟化,而在英國、歐盟、美國的現況來看,西方國家的民主進程正在“掙扎”中,中國的“成功”或會間接影響其他國家。

中國有一種說法認為,權力集中能夠減少政治爭拗,讓政府更有效率。斯坦‧林根反駁指,中國政府目前並非“有效率”,而是因為坐擁龐大資源而可以處理很多事情,他引用世界銀行的報告指,中國在管治效能方面,與西方民主國家仍然有一段距離。他認為如果以長時間來看,“民主”是更為有效,對人民有利的方法。

國際問題

斯坦‧林根認為,如果中國進一步把權力集中在一人身上,領導人或會變得更強勢,在國際上變得更為霸權,干預別國內政,或會與其他國家有衝突。

他說目前已看到這種趨勢,想跟中國做生意的公司或國家,不能夠輕易得失中國和“傷害中國人民的情感”。

他舉例說,知名汽車公司梅賽德斯‧賓士因為引用西藏流亡領袖達賴喇嘛名言而向中國道歉;萬豪酒店把香港台灣列為“國家”要道歉;挪威為了與中國關係正常化,這個本以民主、人權自豪的國家,需要承諾不提及影響兩國關係的事情。他說,在經濟上,中國推動“一帶一路”構想,令很多發展中國家依賴中國,亦在世界各地設有孔子學院,務求以軟實力“把中國故事說好”。

也許,歐美學者的說法會被視為“中國威脅論”。中國外長王毅說,“中國威脅論”“不得人心,可以休矣”,他形容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全球經濟增長”、“全球減貧事業”的主要貢獻者,“只要不懷有偏見,不奉行雙重標準,從中看到的絕不是甚麼威脅,而是滿滿的機遇。”

杜克雷說,習近平與歐亞、東南亞等國家合作,推動“一帶一路”,整體而言是表達“正面的思維”,但他同時點出“一帶一路”面對、“負債”等眾多批評,但他相信習近平明白這些關注。

他認為,中國崛起不能夠犧牲別國利益,否則會自然而然地引起別國抗議,中國或需要更強調,“一帶一路”這項計劃如何成為其他國家的禮物,並不僅是有利於中國。他相信中國國內有良好的發展,最終全球也能夠得益。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英國廣播公司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外媒看中國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