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千鳥淵櫻花盛開(Pixabay)
有關中國政府首腦出訪日本的消息，國內媒體刻意淡化，這是媒體的默契，還是主導輿論宣傳者的本意？中國政府首腦在時隔八年之後訪問一衣帶水的鄰國日本，讓那些被抗日神劇搞得暈頭轉向的主謀者跟風者一下子很不適應，最不可思議的是，官媒政知見發出的報導標題竟然是：xxx出差日本，省長們前後腳也去了。
如此重要的政府首腦出訪，竟被官媒冠之為出差，說明還有多股勢力並不希望看到中日關係走向正常化，在中美貿易爭端處於白熱化之際，中國政府首腦出訪日本意味著高層達成了某種共識，正視日本的強大，包括日本的體制、日本的科技、日本的教育、日本的國民素質、日本的共同富裕等等，都值得我們學習和反思。至於被煽動的反日情緒也應該有所收斂，沸沸揚揚的釣魚島之爭或會淡出人們的視野。
全面擴大與日本的經濟技術合作貿易往來乃至科技人員交流，有助於彌補中美貿易戰可能帶來的壓力和損失。高層或許明白了一個道理：老是糾纏於歷史恩怨並不利於社會的和諧和穩定，更何況在當前的特殊階段，「我們想要從美國得到的東西而美國不給的，我們都可以從日本得到。」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中國政府首腦八年來首次訪問日本，也或許是中日關係回暖的象徵。5月10日，中國政府首腦與日本天皇明仁親切會面，上一次日本天皇會見中國政府首腦已是八年前的事了，中國政府首腦當天還出席《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紀念活動，並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隨後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陪同下去訪問北海道的豐田汽車廠。
很多人還都不知道，一場由日本開始的汽車新能源技術革命方興未艾影響全球。無需充電，一輛3.0排量的混合動力汽車，加一箱油能連續行駛1600公里！作為混合動力汽車鼻祖，豐田普銳斯一款車型已經在全球銷售超過1000萬台。這場技術革命卻被我們打著自主發展新能源汽車的幌子拒之門外，相信中國政府首腦目睹此情此景，也會感慨唏噓！一眾拿走國家巨額補貼的車企，卻連模仿日本車企的能力都不具備。
5月8日，《朝日新聞》罕見發表中國政府首腦的署名文章《讓中日和平友好合作事業再起航》。文章開篇寫道：「此次應邀出席第七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並正式訪問日本，是我作為中國國/務/院/xx首次訪日，也是中國xx時隔八年再次到訪。我這次來，就是要推動兩國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中國政府首腦樂觀預測：「中日關係出現改善勢頭，站在重返正常發展軌道的路口。」
中日關係正常化歷經風風雨雨，與各自國內的政治生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特別是大國的民族主義熱情很容易被煽動或操縱，但總的來看，中日關係並沒有因為政治寒流而完全凝固。40多年前，日本政客就突破國內外各種阻力，放下歷史恩怨，在北京與毛xx、周xx握手言和，拉開了中日友好關係的帷幕。
40多年來，無論中日政局如何動盪，中日友好關係的大格局並沒有完全發生改變，民間社會的反日情緒也是輿論和政客在特定歷史時期渲染煽動的結果。中日高層依然有清醒之人在小心翼翼地呵護著兩國間的關係，大凡去過日本的中國人也對日本抱有特別的親切和好感，並沒有象抗日神劇中所渲染的那麼極端那麼仇視日本。
1949年後，由於中國長期受到西方的封鎖和外交孤立，日本則是頻頻向中國示好，早於美國之前就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1989年中國再次陷入西方世界的全面制裁與孤立，日本又是第一個向中國伸出橄欖枝的經濟已開發國家，且突破性地促成了日本天皇訪問中國，這是日本天皇第一次被允許訪問他曾下令侵占過的國家。
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中日友好關係如火如荼，日本是工業大國中對中國援助最慷慨的國家，也是對中國輸出技木最多的國家。日本官方發展援助（ODA）數據顯示，從1979年至2010年，日本對中國的開發援助總額為3.64兆円，折合2852億人民幣。日本的援助占到了中國接受總體外援的67.2%，高於第二名德國33倍之多。這些援助資金，主要用於中國環保、人才培養以及早期的鐵路、城市基礎設施等公共建設領域，為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
日本還不象一些西方國家，常常利用中國的人權、民主以及政治制度大做文章，日本政客走的是一條典型的務實外交路線。從毛xx時代起，中國就長期著眼於爭取日本支持，在官方沒有建交時大搞「國民外交」，以民促官，終於促成1972年邦交恢復。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引進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大多來自日本。如果沒有日本早期的經援，中國的改革開放很難走到現在，更不可能在東南亞金融風暴以後將外資吸引到大陸，使之成為欣欣向榮的世界工廠。
周xx生前多次強調，日本與中國是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鄧xx、胡xx生前明確提出中日兩國要以和為貴。1984年，鄧小平說：中日兩國要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胡xx更加直截了當的指出：中日兩國和則兩利，鬥則兩傷，達人大觀，放眼長遠。只是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後，上下有些人才開始蔑視日本。
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實施具有深遠影響的「國民所得倍增」計劃，使得日本國民同步分享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尤為重要的是，在實施計劃的十餘年裡，日本社會形成了1億人口的「中產階級」，實現了國民所得與經濟發展的同步增長，真正實現了國強民富的戰略目標。這樣的政績，正是今天中國所虧欠的，也正是中國需要學習的。
1963年，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是676億美元，這樣的經濟規模GDP，相當於同期美國的11.4%、西德的70%、英國的78%。1966年日本經濟實際增長率達到13%，日本在資本主義世界的GDP總量中排在美、德、英、法之後的第五位。1968年，也就是在明治維新100周年的時候，日本GDP超過西德，在資本主義世界躍居第二位，僅次於美國。從那以後，日本一直保持世界第二的位置，直到被中國超越。
這期間，日本人均國民所得年均實際增長10.4%，各個階層普遍享受到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收益，基尼係數顯著降低，從1964年到80年代中期，日本基尼係數一直保持在0.26的低水平，失業率保持在1.1%~1.3%的低位，勞資關係和社會矛盾緩和。日本用國民所得增長來帶動經濟總量增長，而不是用經濟總量增長來帶動國民所得增長的經驗，值得中國學習和借鑑。
日本國民所得倍增計劃，在日本經濟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取得這樣的成果，是因為日本把經濟發展的目標，確定在全民收入增長之上，用國民所得的增長來帶動經濟總量的增長，而不是用經濟總量的增長來帶動國民所得的增長。以國民所得倍增為第一目標，經濟發展就會井然有序，以GDP增長為目標，經濟發展必然畸形扭曲。
經常去日本遊玩的人或許沒有注意過日本紙幣上的那些人物。一千元日幣上是野口英世，日本著名生物學家；五千元日幣上是樋口一葉，日本著名文學家；而最大面額一萬日元上那個目光堅毅、面色嚴肅的人，是教育家、思想家福澤諭吉。將這樣的人印在紙幣上，意味著日本人敬仰尊重那些知識淵博之人。
2016年10月3日，諾貝爾委員會將醫學獎殊榮授予僅僅一人——發現細胞自噬機制的日本生物學家大隅良典。自此，進入新世紀以來已有17名日本人獲得諾貝爾獎，距離日本2001年提出的「50年30個諾貝爾獎」的計劃，已經實現了一大半。
從2005年到2015年，日本這十年的科研經費平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3％，居已開發國家首位，而2016年美國為2.8%，約4650億美元。日本比美國投入比重還要高！大隅良典總結自己的探索經歷，有一段話充滿了畫面感——「小時候熱衷於飛機模型、半導體收音機的製作，夏天喜歡在小河裡撈魚、捕螢火蟲、採集昆蟲，手持網子在野外一走就是一天。采筑紫、野芹菜、木通、楊梅、野草莓，能夠感受自然的四季變遷。」
對大自然和周圍世界保持一顆好奇心，是引領諾貝爾獎獲得者走進科研世界的原始原因。日本教育的秘密其實很簡單：1981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福井謙一在《直言教育》中寫道：「在我的整個初中、高中時代，給我影響最大的是法布爾的著作，《昆蟲記》、《阿維尼翁的動物》、《橄欖樹上的傘菌》...他於我可以稱為心靈之師，對我的人生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日本是一個有著幾千年歷史，文化底蘊深厚的國家，雖然日本和世界上大多數已開發國家一樣，正在走向老齡化，但日本絕不是一個沒有創造力，正在衰敗沒落或者說一無所有的國家。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經歷過日本占領新加坡、日本在二戰中的毀滅以及不屈不撓重新取得輝煌的時期。清醒明智的李光耀生前多次告誡國民，不把日本當一回事是「愚蠢的」。
正如牛津大學名譽校長彭定康所言：「自2002年以來，日本人均收入增長高於美國和英國；即便在經濟衰退最嚴重的年份，失業率也從未高過5.5％，日本社會凝聚力依然強大，通過巨額海外投資，日本公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面向全球，日本目前仍然以相當大的優勢，保持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的地位，從平均水平來講，日本國民的富裕程度是中國公民的8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