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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盛起:不允許批評的政權,最後都死了

央視曾經採訪過一位伊拉克記者,具體的採訪內容已經記不清了,但那位記者的一句話卻令我銘記至今:“不允許批評的政權,最後都死了。”

是的,東歐陣營、薩達姆、卡扎菲……

不過,我們必須正視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專制政權的死掉,是以大量批評者的死掉為代價的。

那位伊拉克記者的哥哥是一名大學教師,由於在講課時說了幾句對薩達姆政權不滿的話而被秘密關押和處決。

在很多人的想像中,對政府不滿並大膽提出批評的,肯定是在生活中遭遇不公或者窮困潦倒的人,他們為了改變自身處境才被迫嘀咕和吶喊。也就是說,他們是在為自己爭取利益。這樣的邏輯,頗具本土特色,因此大行其道。

然而,真實的情況,卻恰恰相反。那位伊拉克記者的家境非常殷實,他的父親擁有一家大型超市,家中5個兄弟姐妹也個個學有所成,如果閉目塞聽、悶頭吃飯,那麼無憂富足地生活一生是可以預期的。由此可見,他們的不滿,和他們自身的境況無關,而是源於對社會腐朽的憎恨、對他人所遇不公的同情。他們不畏強權暴政,勇敢地發出批評的聲音,是因為他們的心中有一盞正義的明燈,這盞明燈賦予他們勇氣,照亮了充滿荊棘但卻是通往光明未來的路徑。

反觀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群,由於資訊的閉塞、知識的匱乏,他們雖然是暴政的最大受害者,卻反而對現狀很容易滿足,稍微得到一點兒小恩小惠就感恩戴德,即使偶有怨言,也大多是對自己發泄,怨自己生不逢時,怨自己能力不濟,甚至怨自己不會鑽營。

專制國家如此,民主國家也如此。在歐美國家,對政府發出尖銳批評的“麻煩製造者”,毫無例外都是衣食無憂的精英人士,他們根據自己的學識,認識到握有公權力的人和政府一旦出錯或失控,將會對社會和他人造成非同一般的傷害,因此他們緊盯著政府,以敲打和給政府挑刺為己任,為的就是防止政府作出錯誤的決策。

這些“麻煩製造者”在任何國家都是少數,用我們熟悉的話說,是“一小撮”。

對待這“一小撮”的態度,彰顯了專制與民主的大不同。

在民主國家裡,這些人是必不可少的。雖然他們未必擔任公職,也不會因為自己的批評的話語而得到任何直接的利益,但是他們卻自願擔負起了為政府、為社會糾錯的責任。他們用自己犀利的目光,搜尋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和社會的不公,然後吶喊疾呼,督促和迫使政府做出改變。他們的存在,對政府的正常運作和社會的健康發展起到了非同尋常的作用。他們是政府和官員的義務監督員,是政府和官員最為忌憚而又非常尊重的鞭策者。

而在專制國家裡,這些人卻是政府的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並且令人不解的是,眾多的普通民眾,雖然深受強權的壓制和壓榨,竟然也會覺得這“一小撮”攪亂了他們的安寧,喊打之聲不亞於專制政府。因此,專制國家裡都是一片歡呼和讚美聲,“雜音”是很難存在的,因為權力擁有者不允許它存在。

但是,消滅了批評的“雜音”,社會就安定了嗎?政權就穩固了嗎?

看看東歐、突尼西亞、埃及、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

消滅了“一小撮”,但是消滅不了矛盾。批評的聲音在壓制下發生轉化,轉化成一種足以摧毀原有構架的力量。

於是,不允許批評的薩達姆政權死了,卡扎菲政權死了,阿薩德政權將要死了……

--轉自:微信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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