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圍繞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一事，引發了熱烈的爭論。仔細閱讀爭論文字可以發現，這場爭論實際上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理論性問題：例如，象中國這樣的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展開自由貿易對自身是否有利？中國是否應該進入經濟全球化體系？一是技術性問題：如果中國應該和已開發國家自由貿易，應該進入經濟全球化體系，那麼我們應該如何進行？這次的中美談判，中方的策略是否得當？在達成的雙邊協定中，中方是否爭到了可以爭到的最大利益？
我這篇文章主要討論第一個層次的問題。我本來以為，鑑於毛澤東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給中國經濟造成的巨大損害，國人對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優越性應該有深刻的體會，殊不知情況遠不是這樣。我發現，在理論上，許多人對經濟自由主義的一般性原理仍然認識不清，不少人的思考還深受馬克思主義及其變種的若干影響。中共壓制言論自由，致使很多原先流行的正統觀念得不到及時的清理；只經改不政改所造成的畸形資本主義現狀，一方面給普通民眾帶來損害，另一方面又使得不少人對真正的經濟自由主義產生誤解。因此，我們還有必要對這些基本的、或許只屬於現代經濟學ABC的理論問題略加說明。
二
我們知道，有些人從原則上就反對自由貿易，他們認為，自由貿易其實是弱肉強食，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用以剝削髮展中國家的一個手段，已開發國家利用開發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和廉價的資源賺取高額利潤，並進而摧毀開發中國家的民族工業，控制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命脈，把開發中國家變成自己的經濟殖民地。
這種觀點無疑是錯誤的。首先，自由貿易、市場經濟並不是弱肉強食，這不象打仗，打仗是一方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另一方，強者由於強，所以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弱的一方，所以打仗才是弱肉強食。自由貿易相反，自由貿易是基於雙方自願。在不用欺騙、不用暴力的前提下，除非雙方都認為自己有利可圖，否則雙方根本不可能達成任何交易，所以自由貿易必然是雙贏。
再說，在市場經濟、自由貿易中，強弱不是絕對的，弱的一方也可以有它的相對強的一面，有它的比較優勢，就象俗話說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不是有人抱怨說，中國實行經濟改革後，「不三不四發了財」嗎？這中間除了對那些以不正當手段發財致富行為的批評之外，也包含了如下一層意思，那就是，一些我們平素看不起、以為沒什麼出息的人，靠著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倒比不少原先都被視為精英的人們更能在市場經濟中取得成功。窮國正因為窮，生活水平低，工人需要的工資也就低，這就使得窮國的工人在勞動市場上比富國的工人更有優勢，更有競爭力。這次中國要加入世貿，美國有的工會就反對，因為他們擔心美國工人的一部分就業機會可能被中國工人奪走，由此可見，窮國確實也可以有自己的優勢。更重要的是，由於現代科技突飛猛進，正給了開發中國家不必亦步亦趨而後來居上提供了大好良機。退一步講，如果你擔心在自由貿易中很難擺脫落後地位，那麼，回過頭去自我封閉，事情不是更糟嗎？
你說工人給資本家幹活是受資本家剝削，到頭來工人越干越窮，資本家越來越富。這話不對。要知道，窮國之窮，主要是缺少資本，也就是缺少機器設備之類。資本家提供了機器設備，同樣的工人，付出同樣的勞動，能夠創造出高得多的產值，到頭來工人也能比較快地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你也許會說，就算工人給資本家幹活也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但是資本家不勞而獲，資本家靠剝削工人的勞動而發財，因此不道德不公平，因此我們還是要反對。這就涉及到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經濟理論的問題了。按照馬克思主義，構成剝削基礎的關鍵事實，是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而工人不占有生產資料，那麼，在一個工人不再被迫和資本家打交道、不再被迫進資本家的工廠工作的社會裡，對勞動的剝削也就不存在了。如果一個地方有兩家工廠，其他條件都差不多，但一家是私營的，是資本家辦的，一家是國營的，是公有制的，照理說，工人一定都願意去那家國營的，不願意去那家私營的，因為在國營廠里沒有人剝削你的勞動，沒有人占有你創造的剩餘價值，你得到的報酬一定會更多。可是事實正好相反，工人往往更願意去那家私營的工廠，因為私營企業的經營管理往往更好，整個企業效益更高更賺錢，工人的報酬事實上也就會更多一些。由於資本家參與了經營管理，你不能說資本家是不勞而獲。
也許有人會指出，有些資本家並不參與經營管理，而是象僱傭工人一樣僱傭別人當經理代為管理，資本家自己什麼事情都不做，這種資本家就是不勞而獲。其實未必然，因為在這裡，資本家實際上參與了企業經營管理的第一級決策，即任命經理的決策。韓信帶兵打敗了項羽，但是韓信自己沒有兵，韓信帶的兵是劉邦的，是劉邦任命韓信當上帶兵的大元帥。你能說這勝利中只有士兵的功勞和韓信的功勞，而沒有劉邦的功勞麼？要是劉邦任命趙括式的人物當元帥呢？
三
講到剝削，不能不講到馬克思。
馬克思的剝削理論是這樣的：比如說，一個資本家投資辦了一家襯衫廠，雇來一批工人生產出一萬件襯衫，以每件十元的價格全部售出，共收入十萬元，除去購置機器和原料花的八萬元外，還多出兩萬元，按照馬克思的理論，這兩萬元就是工人通過勞動創造出來的，理當歸工人所有，但是資本家只拿出一萬五千元當工資發給工人，把剩下的五千元據為己有，這剩下的五千元就叫剩餘價值，資本家就是占有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發的財。
馬克思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問題是，當資本家預先付出八萬元的成本，並且按照契約付給工人一萬五千元工資時，他只是得到了一萬件襯衫，這些襯衫賣不賣得出去，能賣多少價錢，根本還是不確定的，是沒把握的，是有風險的。如果銷路好，資本家當然能賺錢，在這裡，資本家賺的錢是風險錢，因為要是銷路不好，資本家別說賺錢，連老本都會賠進去。馬克思沒有考慮風險性，沒有考慮到做生意是要冒風險的，他把一萬件襯衫能賣出十萬元當成是理所當然的，以為那根本不是問題。這完全不符合實際情況，所以馬克思錯了。
我們知道，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是建立在他的勞動價值理論之上的（雖然勞動價值論並非馬克思首創）。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站不住腳，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同樣也站不住腳。馬克思說，商品有二重性，一是有使用價值，葡萄可以吃，襯衫可以穿，一是有交換價值，你可以用幾斤葡萄換一件襯衫，比如說，你用十斤葡萄換一件襯衫。那麼，你為什麼可以用十斤葡萄去換一件襯衫呢？為什麼十斤葡萄等值於一件襯衫呢？葡萄是用來吃的，襯衫是用來穿的，兩者的用處根本不一樣，沒法互相比較，不可比；於是馬克思斷言，可見商品交換和它們的使用價值無關，因此必定有別的什麼兩者共有的東西決定著它們的交換價值。按照馬克思，那就是物化勞動。十斤葡萄可以換一件襯衫，是因為生產十斤葡萄所需要的社會平均勞動和生產一件襯衫所需的社會平均勞動相等。
對於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一百多年前就有經濟學家做過尖銳的批判。奧地利經濟學家龐-巴維克指出馬克思的邏輯推理實在是「少見的糟糕和草率」。龐-巴維克反問馬克思，你憑什麼斷言商品交換和使用價值無關呢？不錯，葡萄的用處和襯衫的用處不一樣，但兩者都對人有用處這一點卻是一樣的，因此，商品的交換決不是和商品的效用無關而是相反。如果別人認為你的東西對他沒用處，他就不會把自己的東西和你交換，如果別人不覺得你的東西對他的用處有那麼大那麼急迫，他就不肯花那麼多價錢。一件東西值錢不值錢以及值多少錢，並沒有一個客觀不變的標準，而是因人因時因地而變化不定的。商品的價值是主觀的，是不確定的，這就叫邊際效用理論。龐-巴維克這一段分析批評只有寥寥數百字，就已經把馬克思的邏輯謬誤講得一清二楚。記得當年我從一本名為《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資料選輯》的書里讀到龐-巴維克的這段論述，忍不住納悶：在龐-巴維克之後，怎麼還有人信馬克思？
據說，馬克思在晚年已經注意到邊際效用派的批評，意識到自己的學說從根基上就出了問題，所以他再也沒能寫完他的《資本論》。可是，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卻以訛傳訛，一路錯將下來，遂釀成百年赤禍。誰能說理論不重要呢？一位美國學者為《共產主義黑皮書》寫了一篇評論，題目就叫《理論的代價》。
四
明白了自由經濟的一般性道理，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國際自由貿易的道理了。經濟學家早就證明了，由於各國勞動生產率和要素秉賦的差異，國際貿易可以互通有無，相輔相成，使各國都能有效地充分利用本國的生產要素，如勞動力、資金、土地等等，從而改善國際社會的資源配置，使整體經濟效益得到提高。
我不能贊同那種把自由貿易稱為已開發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或新帝國主義的觀點。這是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一詞的濫用，因為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都意味著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為後盾，意味著不顧對方的意願而強加於人，而自由貿易卻是基於雙方的自願。
《明報》登過一篇文章，一位香港人到了塞爾維亞，發現那裡商店賣的飲料全是美國貨——可口可樂、芬達、雪碧。這位香港人批評道：這就是市場經濟給人們提供的多種選擇，它的機制決定了，只有那些擁有強大資源的方面才能進入公眾選擇的最後競賽。美國使它的產品、它的價值成為其他國家進入現代化的象徵。另外，大家都知道，這些年來，好萊塢電影風靡世界，連印度、香港、義大利、日本和法國這樣的電影重鎮也抵擋不住，讓好萊塢電影割去了它們好大一塊票房。有位在法國的朋友告訴我，美國人真霸道，一部大片上市了，他們預先就包下城裡的一大半影院，到頭來你只覺得家家都在演美國電影，躲都躲不掉。凡此種種，難道不叫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嗎？
我還是不認為這是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因為上述現象的發生，不是當地民眾被強力逼迫的結果，而是他們自由選擇的結果。只因為塞爾維亞人願意買美國飲料，不願意再買本地傳統飲料，所以才使得本地傳統飲料的業者不得不停業，並不是美國人禁止他開業。美國人為了演《泰坦尼號》而花大價錢包下別人城裡的一大半影院，是因為那些影院老闆知道這是一筆好生意而願意賣；而在美國人方面，那是因為他們預期電影會大受當地民眾歡迎，上座率高，花下的錢能夠成倍地賺回來。這和文革中八億人只准看八個樣板戲絕不是一回事，因為自由和強制不是一回事。
正象有人指出的那樣，過去一些西方國家搞殖民主義，在經濟上往往是得不償失。因為那時的西方人（主要是西方政府）做事情，套句共產黨的話，叫「不但要算經濟帳，還要算政治帳」。為了張揚國威，有時寧肯作賠本生意。現在西方人和開發中國家進行經濟貿易純粹是在商言商，圖的只是賺錢，而賺錢的最好辦法就是努力迎合別國大多數人的需要。
市場經濟給人們確實提供了廣闊的選擇。從原則上講，並不是誰錢多誰才能進入公眾選擇的最後競賽，相反，是誰最能滿足公眾的需要誰才能在競賽中獲勝，誰才能變得錢多。當然，這話只是從原則上講的，在實際上情況要複雜得多。比如說，當今世界存在著我稱之為「資訊時代的普遍無知」這一悖論，正因為信息爆炸，信息太多，一方面給我們提供了廣闊的選擇，一方面又使我們陷入極大的困惑，很難作出明智的選擇。除了在我們的專業領域之內，我們能作出比較正確的選擇外，在其他大多數領域，我們免不了人云亦云，不得不依靠第二手、第三手知識，很容易被時尚、被虛名、被包裝、被廣告牽著鼻子走。這樣，那些擁有雄厚資源的人在競爭上就占了不小的便宜。但儘管如此，市場經濟、自由貿易的基本道理以及其基本的優越性並不因此而被否定。
五
我深信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阻擋。儘管反對這一趨勢的人看上去也不少，但仔細考查便可發現，反對者們彼此之間的分歧相當大，以至於其力量常常互相抵消；一方面，幾乎在每一個問題上都有人唱反調，可是另一方面，幾乎也是在每一個問題上，贊同者都大大地多於反對者。所以，全球化勢不可擋。
正象《讀書》雜誌一篇文章說的那樣：「搞汽車的大聲疾呼政府得保護國內市場，高高地給進口汽車課以關稅，而他們給辦公室買電腦、電視機時又不斷叮囑『要買原裝進口的』。他們上電影院時也情願去聽『真實的謊言』，去品味《獅子王》的吼聲。而竭力抵制外國電影的人呢，有幾個家中的彩電、冰箱、錄影機是一水國產貨？」
不必責怪這些人是雙重標準乃至雙重人格，問題在於我們兼具生產者和消費者這雙重身分。作為生產者，我們有可能是貿易保護主義者，因為我們不願意遭遇更多的競爭。作為消費者，我們必然贊同自由貿易，贊同全球化，因為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價廉物美的商品和其他更多的選擇。問題是，三百六十行，我們每個人只在其中的某一行上是生產者，而在其他三百五十九行上都是消費者。這就是說，我們每個人只在某一行上主張保護，而在其它三百五十九行上都贊成開放。這樣，在每一行上，只有本行的業者在孤軍保護，其它三百五十九行的業者都在希望你這一行開放。這樣算下來，自由貿易、經濟全球化怎麼能不占上風呢？更何況，作為生產者，我們也可能有主張本行對外開放的一面，因為我們有喜歡挑戰和激勵的一面，因為我們希望向外部開拓和尋求更廣闊的市場和機會。
「保護本國民族工業」，這話聽上去義正詞嚴，一下子就占據了愛國主義的道德制高點。可是我們不要忘記，這種保護其實是以剝奪本國消費者利益為代價的。保護就是限制競爭，限制競爭就會損害本國消費者利益。保護主義者總是把矛頭指向外國人，其實他們暗中防範的倒是本國同胞。我並不是說，在任何時候，對任何產業都不應該實行保護。我只不過是反對保護主義者動輒打出愛國的旗號。畢竟，某一產業部門的利益不一定就等於整個國家的利益和廣大民眾的利益。你需要向我們證明，在一段時期內對你實行保護——這意味著在這段時期我們被剝奪更多的選擇，我們被迫購買價不廉物不美的東西——不但對你有利（這倒不用證明），而且到頭來對我們也有利，能補償我們現在受到的損失，能對我們更有利。中國的產業已經被嚴嚴實實地保護了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人們有理由懷疑，那些還堅稱需要保護的產業到底值不值得保護，很可能，不保護更好。
六
因為生活現實遠比理論模型複雜，因此，我們在充分肯定市場經濟、自由貿易和經濟全球化的優越性的前提下，還必須對各種具體問題加以技術上的考量和權衡。有些問題本來就是自由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做生意就要討價還價。我們支持中國加入世貿，這本身就要求中國政府應該在談判中儘量為中國爭取利益。我們否認馬克思的剝削理論，但這絕不意味著對於資方開出的薪資條件，勞方就必須照單全收。現在的問題是，在中國，除了屬於政府的國營企業——確切地說，只是國企的領導人——在政府中有某種發言權之外，私人企業和廣大勞工沒有發言權。西雅圖的抗議者是對是錯且當別論（實際上，抗議者們的訴求各不相同，也不可能一概而論），但它表明了，即使是民選的政府，其民意代表性也不是完美無缺的，更何況中國還是專制的政府。我們沒有理由認定這樣的政府在對外交涉中必定就代表中國的國家利益。再說，國家利益也有抽象的一面，就算一筆大生意對整體都有好處，這種好處再細分下去，各部分的好處有多少，各自分擔的代價又有多少，合理不合理，還是有很多問題的。我承認現在的中國政府極力謀求經濟發展，這和毛澤東時代「不算經機帳，只算政治帳」的方針大相逕庭。但也不盡然，因為對今天的中國政府而言，經濟就是政治，經濟還是服務於政治，它是為了保住政權才大力推動經濟發展的。作為一個不受制衡的專制政權，這意味著它很可能急功近利，殺雞取蛋，偏袒特權，犧牲平民，轉移視線，嫁禍他人。如果我們還不加緊推動政治改革，又如果經濟形勢惡化，許多民眾不明就裡，以為那都是市場經濟之過，是西方帝國主義之過，反把真正的禍首當作救星，病急亂投醫，在危機關頭再一次拒絕正道又入歧途，事情就嚴重了。這種危險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