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經相信「人的命天註定」。
小時候母親請人給我算了一命，算命先生說我這輩子是：「七十二戰、戰無不勝，忽聞楚歌、一敗塗地。」果然，我從小學到中學，年年都是前三名，1946年十七歲時考上了清華大學物理系。在清華又趕上創建新中國的革命高潮，加入了共產黨、當上了解放軍、1949年迎接了全國解放。我剛滿20歲，就當上了軍官。真是「七十二戰、戰無不勝」！
哪知我所在的180師隨即參加了韓戰，在擔任掩護全軍後撤的任務時，陷入了美軍重重包圍，我身邊無數戰友在突圍時被炸死、燒死、淹死、病死，我雖然僥倖撿了條命，卻沒有逃脫被俘的厄運！在戰俘營里，美國為了迫使戰俘們去台灣，派遣反共戰俘對戰俘營實施恐怖統治，強迫難友們在要求去台灣的請願書上簽名、按血手印；強行將反共標語、國民黨黨徽刺刻在難友們的肉身上。我和戰友們秘密成立了地下組織，帶領要求回國的難友進行了極其艱難又異常堅決的抗爭。我們曾經跟朝鮮難友一起，冒著被集體屠殺的風險，把美軍的戰俘營總管杜德將軍扣押為人質，召開了戰俘代表大會，迫使他向世界輿論公開承認了美軍在戰俘營的罪行。事後，全體戰俘代表都被判為「戰犯」備受折磨。我作為中國戰俘總代表未能倖免。而我遣返歸國後卻被打成「叛徒」、「右派」，承受了三十年磨難。真的是「忽聞楚歌、一敗塗地」！這曾經使我相信「人的命運確實是由天註定」。
二．後來我發現：應該是性格決定命運。
1969年學校「清理階級隊伍」，我被打成「大右派、大叛徒、大間諜」抓進「牛棚」。當天學校「革命委員會」召開了對我的聲勢浩大的全校批鬥會。當高音喇叭里喊出：「把大右派、大叛徒、大間諜張澤石押上來！」，我就被兩個紅衛兵揪著頭髮、反剪著雙臂推搡上台，先是一位老師揭發我在朝鮮戰場上怎麼貪生怕死叛變投敵，在戰俘營怎麼給美國鬼子當漢奸翻譯，又怎麼被派回國來當美國間諜!然後是一個學生批判我在英語課堂上處心積慮地替美帝國主義培養洋奴！會場上「打倒大叛徒張澤石！」，「張澤石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口號聲震耳欲聾。
當天深夜，專案組又派「群眾專政隊」的紅衛兵把我押去單獨審訊。那位專案組長對我說：「張澤石！就你這種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家庭出生的人、又一直在教會學校接受洋奴教育、還跑到戰俘營當翻譯成天跟美國鬼子混在一起，鬼才相信你會拒絕去美國、拒絕去台灣！我們奉勸你還是老實交代你是怎麼被美國鬼子派遣回來又幹了哪些間諜勾當為好！」。我申辯說：「我是作為堅決要求歸國的志願軍戰俘總代表被國家指名要回來的，請你們到軍事博物館去查一下檔案就清楚了。」話剛說完，就聽押著我的紅衛兵喝斥道：「你他媽的還敢臭表功！」隨即就狠狠地踢了我幾腳。這時專案組長向那兩個紅衛兵擺了擺手，對我說：「我們並不想逼你招供，是你的頑固激起了革命小將的階級義憤，你回去好好寫份書面交代，爭取從寬處理！」。當我被押回到囚室門口時，一個「革命小將」猛一腳將我踹進門，我趴在地上聽到他的怒吼：「你他媽的還敢嘴硬！」。我在黑暗中爬起來摸到自已的床沿，一邊揉搓被撞疼的膝蓋一邊對自己說：「我他媽的下輩子一定要投胎工農家庭，一定要當個文盲！」；又想：「當年你在清華要是老老實實讀書，或者被俘後答應去了美國，就不會落得今天的下場，你完全是自討苦吃，咎由自取！」
那年我40歲，正好到了孔老夫子說的「不惑之年」。但我卻是從那時起開始對自己選擇的人生道路產生了疑惑。我想起清華園裡當時有兩千多同學，像我這樣完全拋棄學業參加共產黨鬧革命的並不多。即使參加了共產黨堅決要去參軍當上志願軍的更少，而被抓進戰俘營當上美軍俘虜的清華大學生就只有我一個了。
在被關押在牛棚里的那些痛苦的不眠之夜裡，我審視了自己當年在清華大學怎麼竟然從一個虔誠的基督信徒變成了一個狂熱的共產主義信徒的經歷。那正是我一生命運的轉折點！
1945年，日本侵華戰爭進入第八個年頭。我正在四川成都私立銘賢中學高中二年級上學。暑假的一天，我們基督教團契的唱詩班正在城裡慰問傷殘抗日榮譽軍人，忽然聽到報童高喊：「號外！號外！美國的原子彈炸得日本鬼子無條件投降啦！」頃刻之間，人們都涌到大街上歡呼流淚，互相擁抱！
回到學校，物理老師給我們講解原子彈是怎麼回事。他介紹了愛因斯坦那個著名的質量與能量的轉換公式：E=MC2（即質量是以光速的平方倍轉化為能量），又講了居里夫人發現金屬鈾原子核的自動分裂及其質能轉換過程。接著說：「哪一天要是中國也有了原子彈，看誰再敢欺侮我們！」老師最後說：「我老啦，只盼望你們這一代，女生中能出一個中國的居里夫人，男生里能出一個中國的愛因斯坦。」物理老師的話深深地打動了我！
1946年夏，我滿懷著要當中國愛因斯坦的夢想，考進了清華大學物理系。那一年是抗戰勝利後清華大學第一次在全國招生，我們重慶考區報考清華的學生超出一萬人，最後只錄取了200名。
儘管我如願以償考上了清華，但是要由重慶趕到北平去上學，在那個年月真是困難重重。首先是交通不便。長年戰亂之後各省之間的陸路交通尚未恢復，由重慶去北平只能坐船出三峽、到上海換海輪，繞道黃海渤海，經天津去北平。更麻煩的是我們班裡只有我一個人考上清華，當時社會秩序混亂，爸媽不放心年僅17歲的兒子獨自遠行，我自己也心虛膽怯。
比我大兩歲的同窗好友王鳳翔，他沒考上清華但考取了重慶大學，我也考上了重大。我便跟他說：「我倆一起讀重慶大學得了。」他立刻瞪大眼睛沖我吼道：「你，你！我要是考上了清華物理系，打死我也不能放棄！你這個弟娃太沒出息了！走，我送你去北平！」他果真放棄了上重慶大學，護著我在路途上輾轉將近一個月，千里迢迢去了清華園！還陪著我在教務處報到、提著我的行李卷把我送進宿舍，最後又叮嚀我：「別忘了物理老師的話！我們全班同學把老師的期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見我含淚點頭才放心離去。我就是這樣在同班學長的護送下踏進了我日思夜想的清華園。那已經是1946年10月初的事了。
六十八年前的清華園真是一個世外桃源。清華園裡有一流的教學設備，更有一流的教授。不只是有張東蓀、周培源、吳有訓、華羅庚這些當時中國物理學界、數學界的頂級大師，也有朱自清、吳晗、張奚若、費孝通這些文史哲社會學科方面的大師。梅貽琦校長更是廣受國人尊崇的大教育家。
我們1946級物理系一共招收了20多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尖子生。大家都經歷過戰爭的磨難，都肩負著家長和老師的厚望，都心懷著「科學救國」之志。因此，無論是在課堂上、在實驗室、還是在圖書館，我都能感受到大家勤學苦練的勁頭，那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
但是，1946年聖誕節晚上發生了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皮爾遜強姦北京大學女生沈崇的事件，北京大學的師生憤怒了，怒火迅速蔓延到北平各個大學、中學！而美軍頑固地拒絕將罪犯移交給中國法庭審判，更是火上澆油。於是1946年底那場「反美抗暴示威遊行」爆發了。為了參加遊行，學校第一次停了課，清華是當時離天安門最遠的大學，我們上千名同學，冒著嚴寒，長途步行，前往天安門廣場。大家一路上高喊口號：「嚴懲美軍罪犯！」「美國兵滾出中國去！」「打倒美帝國主義！」那天回到學校，我又累又餓，腳上還打了泡。緊跟著感冒發燒在床上躺了三天，還為耽誤了功課而著急上火。
我躺在病床上想起在初中、高中教過我英語的那些美國老師，想起了為救援中國抗戰而犧牲的美國飛虎隊隊員。總覺得不能因為幾個美國兵犯了罪就把美國對我們的好處全都抹煞掉，更不該說什麼：「前門剛趕走日本虎，後門又進來了美國狼」，把美國跟日本等同起來。但我知道當時不少同學反美情緒很激烈，不會同意我的想法。
「反美抗暴」學潮過去後，校園內逐步恢復了平靜，加上期末考試臨近，大家又把精力集中投入學習。我特別想給中學物理老師和王鳳翔送去一份驚喜，幾乎天天晚上都是最後一個離開圖書館。我在清華物理系第一學期的期考成績獲得全優。我立即把這個「開門紅」喜訊匯報給父母和師長。
寒假來了，我極想回家過過年。但是當時內戰已經烽煙四起，坐火車、汽車回家的路完全阻斷。我同宿舍的室友買了飛機票回湖南長沙過年。我便寫信給父親請求匯款給我買飛成都的機票。母親回信告訴我：正在市場上傾銷的價廉物美的美國紡織品把國產紡織品給衝垮了，父親跟人合辦的紡織廠破產了，目前家裡正急著籌集我們五兄妹下學年的學費呢，等暑假再回家吧！這個不幸消息對我打擊很大，不久又接到母親的信要我試一試向學校申請助學金。我立即把家裡遭遇的變故給學校寫了報告，校方找我去談話，給了我二等助學金，勉勵我安心學習，繼續爭取優秀成績。當時二等助學金不僅足夠繳納學雜費、伙食費，還可以買些生活用品。完全免除了家庭負擔。開學後，我心懷感激更加專心求學了。
然而好景不長，1947年春天時局迅速惡化，內戰加劇，物價持續高漲。學生食堂的伙食每況愈下，學生飯廳外牆上的壁報欄里，大家對政府的批評日益尖銳。批評國民黨不該撕毀跟共產黨達成的建立聯合政府的「雙十協定」，不該向解放區發動進攻挑起內戰，把國家重新投入水深火熱之中；還批評政府官員貪污腐化，魚肉百姓，民不聊生……。
清華園不再是「世外桃源」，原來平靜的校園變得怒濤涌動。「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被譏諷為「書呆子」行為，我們這些仍然經常晚上跑圖書館的，被同學們勸說：「別再『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啦！」不久，教育部長朱家驊來清華視察，當眾宣布政府由於財政困難，決定取消到外國留學的助學金。他向我們這些家境困難想靠助學金出國留學的學生潑了一大盆冷水！我的那個「要當中國愛因斯坦」的夢想被徹底粉碎了！
終於，1947年的5月20日，北平爆發了上萬名大中學生參加的「反飢餓、反內戰」大示威遊行。這次學潮是由中共北平地下黨指揮華北學生聯合會出面組織的。我們清華大學學生會通過各院系的學生代表動員同學們參加。那天凌晨我被叫醒到飯廳去製作紙旗。我的任務是把三角形的紙旗用糨糊粘在小竹棍上。
這次示威遊行是由我們清華大學打頭陣，在高高舉起的「國立清華大學」大橫幅下面，整齊排列著穿上國軍軍服的同學。他們都是參加過遠征軍的高班學員。他們的氣勢讓阻擋遊行的警察們讓開了道路。這回參加示威，我因為從心眼裡痛恨國民黨打內戰，整得民生凋敝、社會動亂，真的搞得「華北之大竟然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了！」我在遊行中喊口號把嗓子都喊啞了。梅貽琦校長心疼我們，鑑於上次遊行不少同學病倒，這次讓學校租了不少大卡車把同學們接回清華園。
北平的「反飢餓、反內戰」學潮帶動全國各大城市的學潮風生水起，毛澤東高興地把國統區的學生運動稱之為「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五二〇學潮」以後，清華校園裡的中共地下黨開始積極地推進這個「第二條戰線」。首先是在同學中成立各種「進步社團」：諸如讀書會、壁報社、歌詠隊、劇藝社等等，用以開展「革命思想教育」。
1947年5月底，我參加了我們班上的「戈壁草讀書會」。會員們一起讀《共產黨宣言》，結合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熱烈討論。我被《共產黨宣言》裡馬克思那優美的、氣勢恢宏的文筆所吸引，更被他描繪的「沒有壓迫、沒有剝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人間天堂所陶醉！
1947年6月底，我們讀書會的會長楊坤泉吸收我參加了「中國民主青年聯盟」。他明確告訴我：「中國民主青年聯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為建立一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團結熱血青年共同奮鬥的組織。還說，雖然你在班上年齡最小，你的愛國熱情卻比好多同學都高！然而不久我就知道了我高漲的「愛國熱情」如何嚴重影響了我的求學熱情。我第二學期的期考成績不僅失去了全優，「微分方程」竟然不及格！面對這個成績，我慚愧得只給父母寫了一封平安家書。暑假開始後，「民青」組織上分配我參加「農民識字班」的活動：到清華園附近農村去教青年農民識字、同時向他們進行革命宣傳。當我坐在農民的土炕上眼見他們家徒四壁的貧困，感受到他們的淳樸善良，我在感情上要為建立新中國而奮鬥的決心也更加強烈了。
1947年8月18日，我剛滿十八歲，我的「農民識字班」班長劉崇仁，在清華園天文館後面的樹林裡跟我談話。他說，你在「農民識字班」的表現很好，我們決定邀請你加入中國共產黨，一起投入革命洪流，迎接新中國的誕生。我熱淚盈眶，跟他緊緊握手。我當時竟然有在教堂接受洗禮的那種感動。
我就是這樣，在清華園裡，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完成了從基督信徒到共產黨人的嬗變。我從一個學生變成了一個「職業革命家」，而且心甘情願地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中國共產黨去安排！共產黨先安排我去參加那場讓自己同胞骨肉相殘的「建立新中國」的「解放戰爭」，再以「保家衛國」的名義安排我投入那場幫助朝鮮併吞韓國的「抗美援朝」戰爭。（可惜當時大家根本不知道那兩場戰爭的真相！）
45年前，我在「牛棚」里反省自己這個人生轉折過程時，終於感悟出：「人的命，並非天註定，而是性格決定命運！」
我的性格有兩大特點：一是太要強，二是太天真。因此才有我那個要當中國愛因斯坦的夢想，才促使我考進清華大學物理系。而一旦要當愛因斯坦的夢想破滅，我的性格特點又促使我有了新的夢想：想去當一個像《鋼鐵怎樣煉成的》那本書的主人翁、奧斯特洛夫斯基那樣的暴力革命英雄！於是，那本薄薄的《共產黨宣言》打敗了那本厚厚的《聖經》，馬克思代替耶穌成為我心目中新的救世主！由此，我的人生航向被整個扭轉。看來，真的是性格決定命運呀！
三.現在我對於「人的命運究竟是由什麼來決定？」，又有了新的看法。
我今年八十五歲了。回頭一看，20歲之前我是「蔣家王朝」的子民；20歲以後是」「毛家王朝」的災民。可以說直到50歲我都應驗了算命先生的預測：先是「七十二戰、戰無不勝」，然後就「忽聞楚歌、一敗塗地」。這才讓我相信了「人的命天註定」！
但是，等我熬到50歲，竟然時來運轉，遇到了共產黨「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我的「叛徒」、「右派」帽子被摘掉了。黨籍恢復了。工資也漲了，還享受到離休老幹部待遇。我便想：當年算命先生再給我加上「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八個字，才真算得上靈驗呢。「人的命天註定」不可全信！
再來看看「性格決定命運」是否完全正確？
仔細回想，當年我會在那樣短的時間裡，那麼堅決地改變自己的信仰，改變自己的人生航向，既有我本人的性格特點原因，更有不可忽視的時代背景。
「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澤東！」這是當年在清華園裡暗中流行的快板詞。那是說我們原來要走的科學救國之路走不通了，只有跟著共產黨走武裝鬥爭、革命救國的路了。那時，剛剛從抗日戰爭的深重苦難里緩過勁來的中華民族，多麼渴望全國團結一致去實現民族復興的夢想啊。但是，這個美好的夢想被內戰的炮聲和國民黨的腐敗粉碎了。於是，在華夏大地上出現了浩浩蕩蕩的革命大潮，清華園裡更是激流洶湧。於是，那個年僅18歲的、天真幼稚的，滿腦子數理化公式的張澤石，輕易地相信了用暴力革命去「消滅私有制」的馬克思主義，奮不顧身地跳進了革命洪流！......
我現在得到的結論是：人的命運是由多種因素共同決定的。首先是那些他本人無法選擇的、「由天註定」的因素：比如他的家庭出生、地域、國籍等等；然後才是他的性格、包括情商、智商；但最重要的是他所處的時代。中國人在「改革開放」以前和之後的兩個不同時代里，個人的命運走向出現了何等巨大的轉變：我們正在從任人擺布自己命運的奴隸轉向可以掌握自己命運的主人。縱觀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的歷史，就是一部掙脫苦難悲慘命運，追求幸福美好命運的奮鬥史！個人的命運是跟家族、民族、乃至全人類的命運連在一起的！
四．我如何評價自己這一生的命運。
不少人問過我：「你對自己當年那種人生道路選擇後悔了麼？」。確實，那種選擇導致了我大半生的坎坷磨難，可是我並不後悔。如果當時我就懂得私有制是人類生存權的保障，是推進社會生產力的保證，絕對不應該用暴力去摧毀，那我肯定是會拒絕馬克思主義的。但是，我們今天的這個認識是通過前蘇聯60年和新中國整整30年的實踐，付出了極其慘痛的代價之後才得到的。為此承受可怕苦難的何止我一個，而是上千萬人！當然遺憾還是有的，半個多世紀前我曾經在歌劇《白毛女》裡上演楊白勞，那是用編造的故事去幫助共產黨煽動階級仇恨，鼓動農民為奪回「被黃世仁搶走的土地」而拼命血戰，可是直到今天共產黨也還沒有把土改時分給楊白勞們的那些土地真正歸還給他們！
我很珍惜自己在時來運轉之後的獲得的自由與尊嚴。退休以後，我去追尋和記錄我親身經歷的、反映了我們民族艱難曲折命運的那段歷史，發表了：《1949我不在清華園--一位清華學子在共和國誕生前後的經歷》、《我的韓戰--一個志願軍戰俘六十年的回憶》和《孤島--抗美援朝志願軍戰俘在台灣》等作品。希望能把那段不應被忘卻的歷史和我的一些人生感悟留給後人。
曾經義無反顧地和我一起選擇共產革命道路的，我的校友和戰友們，大都經歷過諸多磨難，他們許多人早已在戰火中、或在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中犧牲；特別是我的那些在韓戰中被俘的難友，絕大多數都已經在屈辱與貧困之中離開人世。比起他們來我確實算是幸運的了。更幸運的是，儘管我個人未能實現要當大科學家、當革命英雄的夢想，但我們大家至今仍在為之共同奮鬥的那些崇高理想：復興中華、世界大同、永久和平，我已經看見了它們必將實現的曙光。
我相信，當我大限來臨時，我會懷著「中國夢」的美好願景含笑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