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6時，家住河北廊坊市大廠回族自治縣的老郭起床了。為了趕上滴滴6時到10時的早高峰獎勵，他需要儘快駕駛著大眾捷達進入北京六環內，這樣才能拿到「早高峰7單補貼60元」的獎勵。
大約半個小時後，當老郭將車駛進六環時，住在豐臺區盧溝橋鄉的武雄也啟動了自己的大眾朗逸。與老郭不一樣，武雄是滴滴的「保障司機」，拿不到高峰補貼，但每天只要跑滿10個小時，就能有600塊的保本收入。所以，武雄的清晨比起老郭來，要輕鬆不少。
等時間到了早上7時，老郭和武雄的車都搭上乘客時，王傑關掉了滴滴的接單任務。他停好那台黑色的日產天籟，洗了個澡，準備睡覺。王傑是山東人，接的是晚間的滴滴專車訂單，因為「夜晚不堵車，客單價也更高」。
每個工作日，這樣的清晨在北京超過110萬滴滴司機的生活中上演，瑣碎且平常。但是，最近這種平常被打破了。
老郭的捷達軸距為2604mm，武雄的朗逸為2610mm，王傑的日產天籟則為2775mm。從7月1日那天起，這三個數字將老郭等三人徹底分成為了兩個不同的陣營，成了判定他們各自身份合法性的重要指標之一。與此同時，這三個數字與戶籍、汽車排量一道，也從那天開始有了新的內涵。老郭們發現，此前屬於滴滴司機的北京開始摺疊。摺疊之下，有人離開，有人在觀望。
一夜之間變成了開黑車的
「我現在經常會想這樣一個問題，滴滴這麼大的公司，竟然也會『造假』。自己一夜之間居然會變成開黑車的。」下午6點，已經開了11多小時的武雄碰到了日常的晚高峰，車在四惠附近堵住了。望著前面停滯的車流，武雄用手擦了擦方向盤旁邊的「城市英雄」勳章。那是滴滴給服務分和成單率高的司機頒發的，是滴滴司機中的最高等級。
武雄是山西人。他略帶山西口音的「滴滴造假」實際指的是，在7月1日北京市宣布實施的《北京市查處非法客運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後，像武雄這樣的滴滴司機將成為重點打擊的黑網約車司機。
根據《規定》，網約車司機需要滿足本市戶籍並取得《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運輸證》和《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駕駛員證》，其從事網約車服務的車輛軸距需不小於2650mm，以及私家車性質需變更為「預約出租客運」（計程車輛營運8年需強制報廢）等多種條件，才能從事網約車服務。如果以上條件有一條不符合，則該司機將被定性為「黑網約車司機」，並面臨被抓後1萬—3萬元的罰款。
「這些條件中，其他的都我都能接受，證再難可以去考，私家車改成營運性質後8年報廢也行。但有一點我不明白，為什麼網約車司機必須要是北京人才能做？」東四環中路的十字路口依舊堵著，武雄談及此處有些生氣，生氣之外更多的是不明所以。為了確定自己究竟合不合法，武雄在7月1日網約車嚴查當天就詢問過滴滴公司，得到的答覆是「不用擔心，正常出班」。
武雄不懂，一方面滴滴公司明確支持他出來幹活，另一方面北京市交通部門又在嚴查網約車。為什麼外地人就不能開網約車？為何2016年就已經頒布的《北京市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實施細則》要在今年突然開始發力？武雄開始反思自己當初一心想著滴滴司機工作自由而作出的轉行決定，是不是錯了。
2002年，武雄就來到北京工作，算得上是一個老北漂了。最開始他主要做食品加工廠的生意，2008年工廠拆遷後就在超市裡開糕點房。在糕點房開張期間，因為不滿超市經理百般刁難，與經理大吵一架後，武雄決定去做點自在的工作。於是，在去年的7月份，武雄在滴滴上註冊帳號，干起了全職的滴滴司機，並在不久之後加入到了滴滴的「保障司機」。
武雄加入「保障司機」時，業內廣傳「美團搭計程車」即將進入北京。按照武雄的說法，滴滴為了穩定住他這樣一批全職的滴滴司機，便向其發來了邀請，但條件之一是中途不准轉入別的搭計程車平台，不然保本收入作廢，並且一年之後不准再加入「保障司機」。加入之後，武雄的工作相較於之前穩定了很多，每天只需干滿10小時，就能獲得600元的保本收入。穩定之後沒多久，武雄就遇到了今年7月份的嚴查。
在滴滴司機群體中，像武雄這樣轉行的人有很多，理由也各有不同。有因工作不順辭職跑滴滴的，有因開店失敗轉行還債的，還有因炒幣失敗而臨時過渡的。據中國新就業形態數據中心在2017年和2018年發布的報告，2016年至2017年，滴滴出行平台的司機中，19%來自去產能行業，8%來自復員、轉業軍人，6%來自失業人員，7%來自零就業家庭。
另外，武雄在加入滴滴時，就知道北京交通部門在查處黑網約車的事情，身邊也有一個朋友被查過，被罰了9000塊。「當時滴滴給全額報銷了，不過是分9次報銷的，每次1000塊。」武雄說，當時大家都是抱著「滴滴公司這麼大，不會被嚴查」的心態幹活。更何況《北京市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實施細則》很早之前就頒布了（以下簡稱《網約車新政》），一直都是「只起風不下雨」的狀況，所以就沒太當回事兒。但事實上，去年一年北京市就查處了10550輛「網約黑車」。
武雄的大眾朗逸仍趴在四惠地鐵站附近處無法動彈。慢慢地，他警惕地觀察起地鐵站來來往往的人群，判斷著哪些人像查網約車的便衣警察。因為就在不久之前，他在西客站親眼目睹了一個滴滴司機被攔下，而當時他的車裡正坐著一位搭計程車的乘客。
有人觀望，有人離開
「那天，我送一位女乘客去北京西站。正準備停車時，一輛汽車被攔停，攔停汽車的人繞過了車前的擋風玻璃，拿出證件，讓司機下車。」武雄觀察著地鐵站走出來的人群，將原本拿在手上的手機放在車門與方向盤之間的手機支架上，讓人從外面望過來，很難發現手機的存在。
「那次以後，我就關閉了火車站和機場的訂單。」武雄說，那天從北京西站離開後，就再也沒有接過西站的訂單。武雄可能不知道，北京西站，這個如今滴滴司機試圖逃離的地方，卻是滴滴平台開始的起點。
2012年的冬天，是滴滴最早開始向計程車司機推出線上接單服務的時間。那個時候，資金相對雄厚的搖搖招車占據了首都機場，手頭緊張的滴滴創始人程維租不起機場的攤位，只能花4000塊在西客站的過道上租了個地方，給來往的司機發傳單推廣滴滴的業務。北京的穿堂風很大，推廣人員穿著大衣和大皮帽子，站在風中，將滴滴的業務一點點從西客站推出去，從滴滴後台孤零零的16盞燈直到今天覆蓋到全國的5000萬司機。程維可能想不到，6年前他將滴滴從西客站帶出來，走向全國；6年後，滴滴司機在西客站東躲西藏，心驚膽戰。
據公開報導，7月1日當天，《北京市查處非法客運若干規定》正式施行。北京市交通執法總隊對黑計程車、黑網約車展開為期半年的打擊。執法首日，在機場、火車站等45個重點地區，對各類非法營運行為開展打擊。半天時間內，共計檢查車輛1800餘輛，查扣各類「黑車」54輛。依據相關規定，執法人員將對車輛進行30天至60天的扣押，同時對駕駛員處以1萬—3萬元的罰款。
隨後，一場場大雨侵襲北京，市民搭計程車難的抱怨開始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體上爆發。望京、國貿、西二旗的搭計程車等待時間從30分鐘、60分鐘、90分鐘的基礎上持續延長，排隊人數從20人，50人一隻增加到90人，甚至更多。截至7月25日，近30天內，北京搭計程車難百度指數環比增長420%。2018年3月—7月，北京市網約車應答率下降22%，單均應答時長增加3.4倍。
「身邊的好多人都離開這行了，特別是租車干滴滴的。他們跟我們開私家車的不一樣，租車的人每天一啟動汽車，就意味著100元—200塊錢就沒了。如果再遇上警察抓車，就相當於一個月白幹了。」前方的綠燈亮了，車流開始鬆動，武雄鬆了一口氣，輕踩油門，大眾朗逸開始緩緩蠕動。
在滴滴司機群體中，除了像武雄這樣買私家車跑滴滴的，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從汽車租賃公司租車幹活的。來自甘肅的老楊，就是這個群體的一份子。
今年3月，老楊的藥店開不下去了，因為他的一位朋友貸款跑路了，而老楊作為擔保人，需要承擔起這筆債務。由於藥店的收入微薄，老楊在朋友的介紹下，從亦莊的一個汽車租賃公司租了一台北汽EV200，干起了全職的滴滴司機。北汽EV200的月租金為3800元，軸距為2500mm，這與《規定》裡的2650mm相距甚遠。另外，老楊是甘肅人，不屬於北京市戶籍。因此，無論從哪點來說，老楊都是一個「黑網約車司機」。
在老楊之前，2017年滴滴北京註冊司機數量為110萬，活躍司機數量逾20萬，但只有10.7%符合京籍規定，合規人數僅2萬人。而網約車駕駛員考試也並非想像中簡單。據網約車行業人士透露，目前取得北京網約車從業資格證的司機僅在2.1萬人左右。
從全國來看，據中國信通院政經所研究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7月，全國共有210個城市（包括4個直轄市和206個地級市）出台了網約車細則文件，覆蓋率為62.1%。中國信通院政經所監管研究部副主任、高級工程師李強治此前公開表示：目前我國網約車司機人數超3120萬，是計程車司機人數的10倍以上，資質符合各地出台的新規的總共有34萬，比例為1.1%。
「已經顧不上是不是開黑車的，現在每天睜開眼就是租車的錢和每個月需要償還的貸款。」老楊住在昌平區北邊的南邵鎮張格莊村，一個每天20元的臨時出租屋內。和「保障司機」武雄不同，老楊沒有每天600塊的保本收入，只能每天早上5、6點起床，一直干到晚上12點，才有機會和武雄掙得同等多的收入。「我想不通，北京是不是中國的，為什麼外地人就不能在北京工作，這不是歧視外地人嗎？」老楊說。
為了躲避查車，老楊關閉了滴滴派單的功能，直接在搶單大廳裡面搶北京周邊的長距離訂單，避免了查車風險較高的市區，但是搶單的價格是平常的95折。也因為這樣，老楊常常由於派單過遠，導致汽車電量不足回家，只能呆著車裡邊充電邊睡覺，第二天一早再去搶單。
「最近一個月，身邊好多租車的兄弟已經不干滴滴了。租金貴是一方面，每天提心掉膽的也受不了了。」老楊是微信群里為數不多的留下來接著乾的，為了還貸款，他沒有更好的選擇，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河北幫」、「東北幫」、「山東幫」
當風暴襲來時，有些人選擇了離開，如老楊微信群里消失的車友；有些選擇走一步看一步，如老楊；而有些則選擇了夾縫中求生存的方式，他們自發組織來自同一個地方的老鄉，建立了一個個「河北滴滴司機」、「東北滴滴司機」、「山東滴滴司機」的微信聯絡群。在這些自成系統的組織里，他們彼此分享跑活過程中遇到的「情報」，哪個路口在查車，哪個地鐵站有便衣，哪個司機遭遇了「釣魚」（交通部門的「釣魚執法」）。私底下，有司機調侃地將這些聯絡群稱為「河北幫」、「東北幫」、「山東幫」。
老馬就是「河北幫」的成員，並隸屬於「河北幫」下面的「邯鄲小隊」。據老馬介紹，他所在的邯鄲小隊一共有80多名滴滴司機，全部都是來自邯鄲老家的人。在7月份，北京開始嚴查網約車後，老馬所在的「邯鄲小隊」微信群就開始變的熱鬧起來。「我今天在西直門被查了」、「北京西站有便衣」、「機場火車站今天別去了」......每天，這樣的信息的在微信群里此起彼伏。
「嚴查網約車這事兒沒啥好怕的。像我們這樣每天在群里及時通氣，完全可以避免被抓車。就算運氣不好被抓，租車公司也會墊付罰款。」老馬的北汽EV200是從「北汽綠行」汽車分時租賃公司租來的。只需要將身份證和駕齡滿3年的駕照交給北汽綠行，公司就能幫老馬註冊上滴滴司機，並能加入到滴滴的「保障司機」。同時，綠行還向老馬承諾，抓車後不用他出錢，公司會替他墊付，然後找滴滴報銷。「租車公司和滴滴有合作，我們只管開車掙錢就行，別的事有公司幫忙處理。」老馬說。
靠著邯鄲小隊的微信群和租車公司的幫助，老馬每天的跑活都很順利。但是天有不測風雲，順利的日子沒有持續，老馬就在北京西站「遭了一手」，接到了個釣魚單。
「那傢伙一上車我就知道不對，肯定是釣魚。」老馬說，因為微信群經常互相通氣，知道「釣魚」的跟正常乘客不一樣。「釣魚的眼睛總是東張西望，正常搭計程車的不會這樣」。老馬得知被釣魚後，馬上看了看周圍有沒有身著便衣的警察，隨及立即啟動了汽車，迅速離開西客站。
「他看我將車要開走，連忙說要下車。我才不管，下車我就要被抓了。」老馬順利將車駛離了西客站，在開了距離目的地一半的路程時，後排「乘客」還在不斷要求下車，並承認自己是「釣魚」的。老馬沒辦法，就讓其在中途下了車。「這些釣魚的都是幫助交通部門的老百姓，價格我都知道，每次100塊。行情好的時候，可以掙1000多。不過有的時候，上來的是真的警察，那就只能認栽了。「
還有一次，老馬在微信群里收到了一條消息——「我接到了一個『釣魚』的，有人在附近嗎？有的話就過來。」收到消息後，老馬就在群里所發的位置附近，便趕了過去。「到那之後，我們幾個老鄉將那小子揍了一頓。」老馬說，有些錢能掙，有些不能。「像這樣外地人坑外地人的事情，就該這樣。」
事實上，除了彼此互相通氣網約車嚴查的消息，老馬和他的老鄉們也會在車友出現困難時及時伸出援手。比如，車開到半路沒電、收班太晚回不去、附近找不到吃飯的地兒等問題，只要誰在邯鄲小隊的群里說一聲，附近的司機基本都能趕過去。「在大興、通州、昌平，基本都有我們的老鄉，誰有問題，基本都能幫上忙。」
滴滴一下，車往哪開？
終於，下午7時，四惠的「閘門」打開了，整個車隊的速度開始加快。武雄右腳往下又踩實了一點，大眾朗逸的身子變得輕便起來，經京通快速道路開上了通燕高速，車外的建築往後狂奔而去。
武雄將手機從角落處的支架上拿出來。目的地快到了，他提前結束了訂單。今天，還剩下最後一單，他就可以完成上班高峰4.5小時的在線任務，收班回家。
「干一天算一天吧。政策的事情不好說，但是最近給自己定了個目標，爭取每天跑到600塊，早點把貸款還完。」此時，老楊的北汽EV200的電已經所剩無幾，他需要在固安縣裡找到一個充電樁，然後才能繼續晚上的接單。
「沒什麼好怕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老馬很樂觀，租車公司和邯鄲小隊的微信群讓他覺得可以繼續幹下去，但時不時也會擔心車上會不會直接上來一個『釣魚』的警察。
在武雄回到家裡後，山東人王傑也起床了。他洗了臉，換上白襯衫，戴上白手套，準備開始接晚上的專車訂單。就在不久前，微信群里一位朋友給他傳了一張3萬元的罰單，處罰依據是「擅自從事出租汽車經營」。「我現在看開了，實在不行，就回老家找事情做。」王傑說，身邊之前開專車的，有的進了工廠，有的去菜市場賣菜，有的去做保全。「選擇很多，天無絕人之路。」
北京市的網約車嚴查還在繼續，滴滴司機的合法性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滴滴的商業模式在規模化之後也正在受到愈來愈嚴的監管。在武雄、老郭、老楊、老馬、王傑所在的滴滴司機群體中，他們就像一艘一艘本來互不靠近的船，但是又偏偏漂流在同一個江湖中。
之後，車往哪開，誰也不知道。滴滴依靠規模化崛起的商業模式，以及之後過分依賴於用戶規模擴大產生邊際效應的盈利模型，也將在後續的監管中被屢次考驗。
（受採訪者要求，以上人物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