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革」發生原因的問題，國內的歷史學者韓鋼提出了清晰的思路，那就是：「應該從兩個層面來梳理。『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因此，直接動因要從毛本身尋找，毛的思想、心態、部署、動作，是打開這把『鎖』的鑰匙，這是一個層面，它回答的是毛為什麼要發動『文革』的問題；至於社會的、制度的、歷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意識形態的那些因素，都是透過毛這個因素發生作用的，這是另一個層面，它回答的是毛何以能夠發動起來『文革』，這個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等如何容忍甚至孕育、催生了『文革』這個『怪胎』的問題。」[1]
本文試圖就第一個問題，即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對若干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見解作一點回顧和評論。
毛澤東死後，中共官方對於這個問題的標準答案被寫在一九八一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它對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作了這樣的解釋：毛做為執政黨領袖，極為關注黨和政權的鞏固，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探索解決問題的途徑。但是他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形成了帶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義為特徵的社會主義構想。毛將中共黨內的不同意見視為修正主義或走資本主義道路，認為在追求公平、完美的社會主義的努力中受到來自黨內領導層的嚴重阻礙，黨內形成了獨立王國或資產階級司令部，因此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這樣的說法基本上是沿用了毛澤東自己的說辭，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裡。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2]因此，發動文革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反對修正主義；是為了追求公平、完美的社會主義。在文革前直到文革後，中共官方在關於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這方面的說法，沒有什麼變化。簡單地說，就是按毛澤東自己所說，他發動文革的動機就是「反修訪修」。只不過從前認為這是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對馬列主義的發展和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貢獻。現在不這麼認為了，而是說他的追求「帶有空想色彩」，是「以平均主義為特徵的社會主義」，「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了。換句話說，雖然文革是搞錯了，而且錯到要徹底否定，但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出發點從來是無可指責的。
這樣一種解釋，在國內的文革研究文獻中占主流地位。例如，金春明在他對於文革的定義中這樣寫道：「『文化大革命』是由最高領袖親自和領導的，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為指導思想的，以所謂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為對象的，採取所謂『四大』方法動員億萬群眾參加的，以反修、防修鞏固紅色江山為神聖目標的，一場矛盾錯綜複雜的大規模、長時間的特殊政治運動。」[3]他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指導思想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是為了「反修、防修鞏固紅色江山」這個「神聖目標」，而且把它寫到文革的定義中去，賦予一種不容置疑和爭論的地位。
在文革結束三十年後的今天，這樣一種評價由於官方的教育灌輸，在沒有經歷過文革的年輕人中還有一些市場。如一九七零年出生的盧周來在「文革七問」一文中說：「我從毛在莫斯科談話以及70年與斯諾談話中，看到了毛的另外一面。即毛想用一種大眾民主取代現在的精英（包括官僚和知識分子）政治。他說，儘管我們是人民的國家，但人民卻沒有直接參與管理國家的權利，所以號召人民『踢開黨委鬧革命』；他還說，共產党進城後蛻化成了官僚，『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他與斯諾的談話中，毛的確說了他想用『個人崇拜』來推動民主的意思。毛用『大鳴大放大批判大字報』等手段的確將人民的參與意識空前地發動起來了，並徹底打破了死氣沉沉的官僚秩序。排除其他考慮，那時的情況是，除了他一人之外，人民想批誰就可以批誰。」[4]他在這裡強調毛髮動文革的本意是推動民主，讓人民直接參與管理國家。這樣的觀點在經歷過文革的人中可以說已經不多了，這少數人中有代表性的是曾任四川省革委會委員，重慶市革委會副主任的黃廉，黃廉於1976年11月以「四人幫在四川的黑幹將」罪名，被隔離審查，1982年被判處18年有期徒刑。他出獄後在訪談錄中說：「在我看來，毛主席敢於發動文化大革命，敢於暴露共產黨當權之後的種種陰暗面，是他對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有著無比的信任，否則絕對不敢發動群眾對走資派進行如此深刻和全面的揭露，文革是把一切共產黨掌權後的消極面和社會矛盾，特別是把當權派的真面目，統統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這是全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間最大膽、最輝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之外，沒有任何執政者敢於動這樣的手術。」[5]
盧周來、黃廉的這樣一種認識，至少在文革的最初幾年裡，確實是大多數造反派、青年學生的一致的共識。正因為人們當時這樣來理解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使得毛澤東在當時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比之文革前又大大提高，這是超出個人崇拜之外的建築在理性認識上的因素。然而隨著文革的深入展開，這樣的共識逐步瓦解，以至到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門運動的時候，人們用「秦皇的封建社會」來影射毛澤東本人和他統治下的中國，說明十年前在同一個天安門廣場上為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歡呼的人中，相當多數人已經拋棄了從前對毛澤東的崇拜，當然也拋棄了原先對他為什麼要發動文革的認識。也就是說，隨著文革的展開，人們對於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這個問題的認識，已經從開始全心全意接受毛澤東自己的說法，轉變為對此提出質疑，甚至進一步轉變為完全拋棄。
不過這種質疑和拋棄在文革結束後的一段日子裡只是許多人心中的情緒，在當時中國的環境裡也難以形諸公開的文字。中國政府開放留學初期，出國的人員大多有文革的經歷，有些人就開始在留學生辦的刊物上發表回憶和反思文革的文章。到了一九八六年文革發動二十周年的時候，湖南省文革中的激進組織「省無聯」的積極分子、因撰寫「中國向何處去」一文而陷獄十年的楊小凱發表了「中國文化大革命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突破」一文。他在這篇文章中分析文革的背景時說了這樣一段話：「一九五九年毛澤東經濟路線的徹底失敗是文革爆發的直接歷史原因。這一年的經濟災難是世界經濟史上極罕見的。當時餓死的兩千萬人數超過了中國近代史上每次戰亂中的死亡人數。……一九六一年，劉少奇、陶鑄、周恩來這些在一九五九年積極支持毛澤東路線的人，都一致向右轉，支持彭德懷的觀點。一九六二年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史稱七千人大會）不敢違抗潮流，不得不承認五八年以來『工作中的錯誤』。劉少奇以力挽狂瀾的態勢，……全面否定了一九五九年的路線，並公開聲稱『彭德懷同志很多意見是正確的』。毛澤東對此懷恨在心，開始籌劃反撲，從強調階級鬥爭、階級路線的八屆十中全會，到社教運動，接著又是全國學習解放軍運動、革命化運動、培養革命接班人、突出政治等一系列運動，毛澤東企圖扭轉局勢的急切心情使他顯得越來越沒有理智。……到後來，毛澤東在五八年所犯的錯誤越來越明顯，黨內外有識之士都心懷不滿，甚至私下嘲笑他在一九五九年所吹的那些大牛皮。到了文革前夕，毛澤東理虧和羞怒的心情發展到不能自控的狀態，他於一九六五年注意到『三家村』對其路線的諷刺和挖苦，而且難於忍受。……他當時的心理已完全失去了平衡。」[6]
楊小凱的這一段話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他第一次以公開的文字表示，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是因為自己在五十年代推行的經濟路線徹底失敗，遭到劉少奇等高層領導的集體抵制和黨內公開的批評，受到黨內外有識之士的不滿甚至嘲笑，毛澤東自知理虧又難於忍受，發動文革是他反撲和扭轉局勢的一種努力。其次，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態有不理智的一面，這包括因為劉少奇為彭德懷翻案而懷恨在心，因為有人嘲笑、諷刺、挖苦他的政策而惱羞成怒。這種恨、羞、怒的心理發展到失去平衡和控制，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理因素。
文革同毛澤東在五十年代推行的「三面紅旗」有關是顯而易見的。然而，1981年官方對於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的解釋以及上述金春明的定義對此卻隻字不提，是很耐人尋味的。我們都知道，文革的發動始於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的發表。國內的文革時研究學者王年一早在1983年即已指出「姚文最引人注目和發人深思之處，是它尖銳地提出了『三面紅旗』問題，指責了否定『三面紅旗』的所謂『單幹風』和『翻案風』。」「姚文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就透露了信息，原來它微妙、曲折而深刻地反映了毛澤東和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間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曾經有過的若干意見分歧，這才是姚文的要害。『文化大革命』的初步發動，嚴格說來不是什麼以文藝戰線為『突破口』，而是在『三面紅旗』問題上大做文章。」[7]王年一上面這段話說明作者其實看出了其中的關係，甚至也婉轉點出了毛澤東的意圖是清算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然而大概是受國內的政治環境所限，他把更多的責任歸在江青身上，他在同一文章中說：「江青心懷鬼胎，秘密策劃評《海瑞罷官》。……江青壓根兒就不是因為《海瑞罷官》有什麼問題，而是故意把海瑞、『右派』海瑞、彭德懷混同，指鹿為馬，借題發揮，挑撥是非。她以重新高度評價『三面紅旗』和充份肯定對彭德懷的批判，作為清算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志的『突破口』。這樣一個主題符合毛澤東的意圖，所以毛澤東為成見所蔽而批准姚文的發表。」至於毛澤東的動機，他又在同一篇文章中為他開脫：「毛澤東主觀上從維護黨和人民的利益出發，始終維護『三面紅旗』」，對此他沒有加以論證，給人以「抽象的肯定，具體的否定」的印象。可以說，在文革同「三面紅旗」的政策之間的關係上，王年一的這篇文章已經接近了楊小凱的結論。但是由於言論禁區的存在，他只是點到為止。楊小凱在海外發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突破」一文沒有言論禁區的約束，毫不含糊地說明了毛澤東維護「三面紅旗」，不是什麼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而是為了保持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死不認錯。
顯然，楊小凱當年積極投身文革時不是這樣理解毛澤東發動為什麼要發動文革的。毛澤東在文革發動時期支持學生和工人造反，為被打成反革命的群眾平反，批判「血統論」，使人們覺得他確有為了「追求公平、完美的社會主義」而揭露共產黨政權的陰暗面的目的。楊小凱當初無疑是接受這樣一種解釋的。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寫的「中國向何處去」一文中，他甚至覺得毛澤東的文革會導致「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的形式——即類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機構，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華人民公社』的名稱，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後結果」[8]。然而十八年後，到了一九八六年，他的看法完全不同了。他把毛澤東在文革初期的「還人權於民」的一些做法理解為只是為了動員群眾擊敗政敵而打的一張「民意牌」，是他在處境極為被動的情況下，所採取的一種反社會主義制度的常規的「右的策略」[6]。毛澤東的這個策略確實很得人心，不管是那些在運動初期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又得到平反的人們，還是因為謹慎小心沒有受到多少打擊的人，都在當時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新政策中，如「十六條」規定要保護少數，聲稱真理有時在少數人手中，感覺到了一種1957年反右以來沒有的寬鬆氣氛。這種「解放感」激發了群眾的熱情，他們忘記了就在幾個月前，報刊上還在批判彭真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資產階級口號，也忘記了幾個月前受到批判的「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主要的罪名就是影射和挖苦「大躍進」的失敗。直到他們原來憧憬的「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機構」成為泡影，現實中的「革命委員會」比文革前實行更加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清理階級隊伍」後更加講出身和成份，才變得困惑起來，反過來追問當初毛澤東究竟為什麼要發動文革。
楊小凱指出了毛澤東的經濟路線失敗同他發動文革之間的關係，但對於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他的失敗如何導致文革的過程沒有作詳細的論述。到了文革結束二十年的1996年，王若水在「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一文中沿著楊小凱的上述思路對此進行了系統的分析。他從劉少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一案入手，指出「毛澤東手裡其實並沒有什麼過硬的材料……給劉少奇定『反革命』罪的。這一點，毛澤東難道不清楚？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要這樣說？只有一個解釋，就是蓄意羅織罪狀。」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能成立。毛澤東如此仇恨劉少奇，一定另有原因。毛澤東發動『文革』，一定有隱秘的動機。要探查出這個隱秘的動機，就要弄清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的真實原因。」[9]確實，毛澤東打倒劉少奇所用的手段是官方的說辭最難以解釋的問題之一。既然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是純正而無可指責的——儘管不無認識上的錯誤，那他為什麼要如此蓄意地羅織罪狀？所以一般的持有或接近官方觀點的學人都迴避這個問題，例如喜東在「『兩個文革』，還是一個文革？」一文中把劉少奇被打成叛徒一案，說成是在「文革的混亂之中橫生出的一個枝節，後來喧賓奪主，最後被認為是文革的主要成果」[10]。
王若水並不認為這是一個「枝節」，相反，而是以此為出發點來揭示毛澤東的「隱秘的動機」，為此他作了如下的分析：1953年3月，史達林逝世後，毛澤東產生當世界共運領袖的雄心。但是，毛要充當國際共運領袖的條件，只有一點不夠：蘇聯是超級大國，而中國只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無法與蘇聯相比。為了使中國趕上蘇聯，毛澤東需要創造奇蹟，需要做一番震驚世界的事業，需要使全世界目瞪口呆，這樣才能確立中國的強國地位和他自己在國際共運中的領袖地位。這就是毛澤東發動1958年「大躍進」的原因。不料，大躍進搞糟了。毛澤東從此有塊心病，那就是，闖了這樣一場大禍，將來會不會有人像赫魯雪夫揭露史達林一樣來算這一筆帳？果然，在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張聞天等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觸痛了毛澤東的敏感神經。毛澤東立即將會議從「糾左」轉為「反右傾」，把他們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進一步蓄意誣衊他們「裡通外國」、組織「軍事俱樂部」。由於廬山會議的轉向，毛澤東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一套政策沒有得到糾正，使得中國的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導致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在饑荒中餓死。這樣嚴重的後果，使得原來在廬山會議上站在毛一邊的劉少奇等人開始同毛澤東拉開距離。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在對大會的書面報告所做的口頭說明中說了一些毛澤東不能容忍的話，例如「有的同志說，人民公社辦早了。不辦公社，是不是更好一點？當時不辦，也許可能好一點。遲幾年辦也是可以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意見「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寫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不算犯錯誤。」最使毛心驚肉跳的是劉少奇這樣的話：「關於『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就可以更進一步作出結論。」這些話使得毛認定劉少奇會像赫魯雪夫等史達林死後清算史達林錯誤一樣，等到自己死後來算帳。與此同時，林彪抓住機會說了一番迎合毛澤東心思的話，替毛解了圍。王若水推斷，毛澤東是在這時下了決心用林彪換掉劉少奇，作為自己的接班人。他為此作了四年的準備，終於在一九六六年發動了文革來實現他的計劃。[9]
王若水的文章除了分析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理因素以外，還指出了毛的政治野心和對劉少奇的「蓄意羅織罪狀」，這就明確地把毛澤東這個人的政治品質問題放到歷史的審判台面前。他也具體指出了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作出了罷黜劉少奇的決定。
高文謙在他的《晚年周恩來》一書中做出了相似的分析：「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運動，與其說是出於對政治理想的追求，為了捍衛社會主義的純潔性，毋寧說是出於內心恐懼感的驅使，唯恐自己落得和史達林一樣死後被人鞭屍的下場，從而對『中國的赫魯雪夫』劉少奇採取先發制人之舉。」高文謙所說的毛澤東的「恐懼感」同王若水所說的「心病」根源是一樣的，那就是：史達林之死「大大刺激了毛澤東內心深處渴望充當社會主義陣營新霸主的欲望」。使得他「決意獨闢蹊徑，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向蘇聯模式挑戰，企圖再一次創造奇蹟，與蘇聯一爭高低。」然而「大躍進」惹出亂子，毛只得退居幕後，而把劉少奇推到一線收拾爛攤子。而毛澤東的恐懼感也由此而生，因為劉少奇採取的緊急調整舉措為自己贏得了聲望，受到了普遍的擁戴。而且劉本人也有針對毛澤東及其失敗的「三面紅旗」冒犯的言論，如逢會便講「形勢嚴峻」，「國民經濟要崩潰」，自稱是「非常時期大總統」，甚至說「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使毛澤東覺得劉就是將在自己身後像赫魯雪夫一樣作秘密報告的人。「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不堪這種夢魘的纏繞，決心孤注一擲而採取的非常之舉。」同王若水一樣，高文謙也認為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以後，已經在認真考慮解決劉少奇的問題。[11]
2005年出版的張戎和Jon Halliday所著《Mao，The Unknown Story》一書對於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的分析同王若水和高文謙有著類似的思路。不同的是，該書認為，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不僅有同蘇聯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地位的因素，也同毛澤東想把中國迅速建成一個軍事強國的想法有關。「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為了更有效地把全中國人民組織動員起來，生產更多的鋼鐵來發展軍事工業以及徵集更多的糧食換取蘇聯的軍事援助，尤其是蘇聯的核武器和飛彈技術。「三面紅旗」的失敗使毛澤東這條路線遭到嚴重挫折，也使毛澤東在黨內高級幹部中的威望受到打擊。同王若水和高文謙一樣，該書也認為一九六二年一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是毛澤東決心要打倒劉少奇的轉折點，他們根據對王光美、王力等人的採訪和其他材料對此作了較為詳細的敘述：按照毛澤東原來的用意，「七千人大會」是為了代替按黨章應當召開的黨的「九大」——毛擔心由於「三面紅旗」的失敗，如果召開正式的黨代會自己會被選下去。根據毛的安排，中央先預備好一份決議的草案給大會定下調子，草稿里籠統而輕描談寫地承認過去幾年裡犯了一些錯誤，然後宣布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而且宣布在新的一年裡再來一個大躍進。會議的頭兩個星期沒有全體大會，分組對這份草稿提出意見，由於與會人員不能互相交流，而且由於五九年廬山會議的「寒蟬效應」，人們對草稿不可能提出根本性的修正。然後在全體大會上由劉少奇來宣讀「集中」大家意見之後的定稿。這樣毛澤東既可以把自己的意圖變成黨的決議，又可以使全體出席會議的人為這個文件共同負責。然而，劉少奇在一月二十七日的總結髮言中出其不意地離開了原定的調子，用作者的話說，是對毛澤東進行了一次「突然襲擊」。他當著毛的面在七千黨的幹部面前說，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過去三年我們的農業減產了，減產數量相當大；不僅沒有大躍進，反而退了許多；成績和缺點的比例不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劉的講話扭轉了會議的氣氛，在出席會議的幹部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在劉少奇講話的鼓勵下，他們紛紛大膽直言，表示再也不能繼續執行過去的錯誤政策了。這就使毛澤東不得不延長會期，把林彪請來發言以抵消劉少奇講話的影響。林彪以軍隊首領的身份，以不容爭辯的口氣肯定，毛主席一貫正確；這幾年的困難只是交了點「學費」；「在困難的時候，我們必須更加緊跟毛主席。」林的講話阻嚇了出席會議者的對毛澤東災難性經濟政策的深入批評，使毛澤東得以過關。據王光美對該書作者說，劉少奇見到林彪出場就嘀咕：「林彪來講這樣的話，麻煩了。」不過毛澤東從七千幹部在會議中表達出來的強烈情緒中感受到了壓力，因此在一月三十日作了建國以後唯一的一次公開自我批評，並在一九六二年以後不得不放棄嚴厲的糧食徵購計劃。這是毛澤東奪取政權以後的最大一次挫折。他竟然給平時小心翼翼的劉少奇贏了一著棋，又等於被當時全國的當權派喝了倒彩。這使他認識到從上到下的整個幹部體系不是他的治國路線能夠依靠的對象，相反，從此時此刻開始，毛澤東內心對劉少奇和所有出席會議者以及他們所代表的黨滋生了滿腔的怒火，國家主席和黨的骨幹成了他復仇的對象。這就是為什麼後來他要發動文革讓劉少奇和大多數出席會議的幹部——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遭受地獄之苦。[12]
《Mao，The Unknown Story》一書的作者在王若水和高文謙提出的「心病」和「恐懼感」以外，還加進了毛澤東對廣大幹部的憤恨。看得出來，他們除了試圖回答王若水提出的關於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隱秘動機和心理因素這個問題，也試圖理解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一些行為，比如他為什麼不僅貶黜了劉少奇，而且要羅織罪名陷害他；又比如毛澤東為什麼打倒劉少奇之外還要使整個黨組織以及各級幹部受到衝擊，而且放任紅衛兵和群眾組織對他們施行暴力。
從楊小凱到王若水、高文謙和《Mao，The Unknown Story》的作者，他們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同所謂「追求完美的社會主義」這一類理想主義、神聖目標無關，而應該從五十年代開始的毛澤東同劉少奇以及其他高級幹部在治理和建設國家的政策（主要是「三面紅旗」）分歧中去探求。這種觀點同官方說法可以說是大相逕庭。
近年，國內的一些研究者也開始突破官方設置的禁區，接受和認同上述楊小凱到張戎等人觀點。例如韓鋼就認為毛髮動文革的「直接原因是『大躍進』失敗後中共高層的分歧」。而且認為一九六二年一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是這個分歧的起點，因而也是毛髮動「文革」的起點。作為這種認識的佐證，他認為一九六六年毛寫《炮打司令部》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是包括七千人大會的。[1]說明毛澤東在發動文革的時候，四年前的七千人大會始終在他的心頭，他要算這筆帳。
有些學者在這個問題上持介於二者或兼蓄二者的立場。例如學者高華認為：「毛為什麼要發動文革？文革是如何發動起來的？我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有兩方面的動因，第一個因素：文革集中體現了毛對他所理想的社會主義的追求；第二個因素：他認為自己已大權旁落，而急於追回，這兩方面的因素互相纏繞，緊密的交融在一起。」[13]這種說法照顧到了兩種對立的因素，既有理想主義、烏托邦的成分，又有害怕大權旁落的恐懼感。
高華在論述六十年代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時也提到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他說，「在六十年代初那些嚴峻的日子裡，大躍進運動的烏托邦的狂熱造成的巨大的破壞使劉少奇中央領導同志等痛定思痛，痛定思安，他們心裡清楚，在黨犯下的錯誤中，毛占的比重最大，當然他們對大躍進的損失和災難也都負有責任，他們願意彌補這種損失和災難，因為他們的心裡都知道，在和平時期餓死幾千萬人不是小事情。」但是不同於《Mao，The Unknown Story》裡的說法，他認為當時劉少奇沒有對毛澤東「突然襲擊」的意思，在大會上還是想為毛澤東開脫的：「劉少奇等為了維護毛的領袖威信，對特大困難的解釋是『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劉少奇可能以為毛是會領他這份情的，誰知情況並沒有這麼簡單，毛對劉很是不滿，毛判定，神州開始『有事』了。因為在毛看來，造成經濟困難的原因就是『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最多再加上一個『沒有經驗』。」[13]
高華同張戎等人這種差別，給歷史研究者提出了一個深入研究1962年「七千人大會」的課題。劉少奇在大會上究竟是冒著同毛澤東公開衝突的風險試圖阻擋錯誤政策的繼續，或者只是希望通過為毛澤東開脫勸使毛澤東接受他的新政策？如果是後者，王光美關於那段歷史的回憶是不是有事後為劉少奇添加「烈士」色彩的嫌疑？這些問題的澄清，還有待於更多的資料收集和研究。
高華雖然承認毛澤東發動文革「集中體現了毛對理想的社會主義的追求」，這表現在他在六十年代初開始的對官僚體制和幹部特權的批判，例如他提出了「高薪階層」和「工人貴族」的概念，直到後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概念。但在同一文章中，他揭示了毛的這種追求的前後不一致性：「在大力推動國家工業化的五十年代，毛是絕不允許談論這些問題的，尤其不允許進行工農收入的比較。」我們知道，梁漱溟曾經提出過工農差別的問題，受到了毛澤東的痛斥，現在卻連「八級工資制」也成了他不滿的對象。「廣大農民看病難，建國以來一直是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和此相對照的是等級嚴格的幹部保健制度，這種醫療保健制度由來以久，當然是有問題的，可是過去毛未曾嚴厲批評。」現在卻把衛生部斥為「城市老爺部」。「毛批評官僚主義和官僚主義者無疑是正確的，因為說到底，特權行為是和黨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以及共產主義原則相違背的。然而，二十多年前，王實味在延安就批評過這種現象，卻被認為是『反黨』；1957年，一些知識分子和群眾又提出這個問題，被指責為『攻擊黨的領導』，『挑撥黨群關係』，都被打成右派，送去勞改。在中國，在蘇聯，批評幹部特權一直是一個禁忌話題，過去托洛茨基解釋這是『工人國家蛻化』；以後南斯拉夫的傑拉斯（即舊譯德熱拉斯）說，這是『新階級』，蘇聯人罵傑拉斯是『修正主義者』，中國也罵他反動。」而現在毛澤東自己也批判起「官僚主義者階級」了。「毛在六十年代以前長期默認『反領導就是反黨，就是反毛主席』這個規則的，這是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鐵的邏輯，給全國人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初，毛好像改變了」。如何解釋這種種前後矛盾呢？高華認為「可能毛看到問題的嚴重性了，幹群關係表面好像沒有問題，但矛盾在增長，蘇聯存在的問題，在中國同樣也存在。」[13]
高華沒有看到的一個可能的因素是：在五十年代，毛是在第一線領導黨的各級幹部，所以「反領導就是反黨，就是反毛主席」。到了六十年代，毛澤東退居二線後的局外人的地位使他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問題；而劉少奇以下的各級黨的領導正在糾正他的經濟政策錯誤，而且居然做得頗有成效，在幹部中深得人心，毛澤東自知在經濟政策方面已經沒有資本爭取人心，因此不再過問經濟政策，這同他在一九五七年及以後的幾年中具體制定「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甚至鋼鐵、糧食產量的年度指標成為鮮明的對照。然而他不是一個甘於寂寞的人，他的妒賢嫉能和急於扭轉局勢的心理使他把目光轉到「階級鬥爭」和幹部特權這樣一些容易占領道德制高點的領域。
雖然高華不否定毛澤東對理想的社會主義的追求，他也覺得毛澤東的理論有不能自圓其說的地方。例如，文革初期，毛支持群眾造反，但沒過兩年，就在群眾中「清理階級隊伍」，大抓「五一六」；對文革中的「異端思潮」絕不容忍，「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這等於又回到了文革前的邏輯。他還指出毛澤東自己言行不一之處：在毛澤東用國家的力量推行「革命樣板戲」之時，卻讓有關部門秘密組織著名演員為毛排演「折子戲」，再予以錄影，送北京給毛欣賞。文革期間，全國城市職工，包括幹部，都沒有調整工資，只有江青例外，從9級調到6級，月工資342.70元。又如對幹部特權表示深惡痛絕的毛澤東在文革後期，卻對一些人利用幹部資源「走後門」讀大學表示理解和支持。[13]總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里有沒有追求理想社會主義的成分？這涉及到毛澤東的心理活動，很難有確切的證據。即使是不否認他有這方面動機的真誠研究者也會被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一些做法困惑。
從上面的介紹可以看到，認為毛澤東有追求理想社會主義的動機的論者多是根據毛澤東自己的一些言論和在他指示下發表的官方講話和文章。這種觀點假定毛澤東的言論都反映了他的真實內心思想，因此除了引用他的話以外，未見做很多深入研究，如盧周來在「文革七問」一文中說：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中，說他對文化革命有兩點最不滿意：一是打人，二是虐待俘虜，我們戰爭年代都不虐待俘虜。有人說他是說假話，但他反覆與斯諾說，我們都沒有變，我不對你說假話，你也不要對我說假話。而且，從他與斯諾的那次談話的全文看，至少我沒有看出他偏要在這一點上說假話。」[4]他在這裡對於毛的講話是基本採信的態度，因為毛澤東「反覆」地說他不說假話。
否認這種動機的論者，如楊小凱、王若水、高文謙和張戎等，則是試圖從毛澤東在奪取政權以後實行的一系列政策以及他同黨內同事們的分歧的發展過程來理解毛澤東的心理狀態，追尋毛澤東言論背後的隱秘動機。筆者認為這是具有歷史觀的正確思路。但是由於中國公開的檔案資料的缺乏，近年的一些個人回憶材料不免都帶有個人視角的限制，還有許多艱巨的考據和索隱的工作要做。
【注釋】
[1]韓鋼：「中共歷史研究的若干難點熱點問題」。
[2]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六月。
[3]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4]盧周來：「文革七問」。
[5]老田：「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
[6]楊小凱：「中國文化大革命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突破」，《知識分子》，1986年第四期。
[7]王年一：「試論『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中共黨史研究》1983年9月30日。
[8]楊曦光（楊小凱）：「中國向何處去」（見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
[9]王若水：「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香港《明報月刊》1996年十月。
[10]喜東：「『兩個文革』，還是一個文革？」
[1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86－89頁。
[12]Jung Chang＆Jon Halliday：《Mao，The Unknown Story》，Random House，2005,470－479頁。
[13]高華：《從「七律•有所思」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運思》，2003。
（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2008《華夏文摘》增刊zk0802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