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學的時候住在農村旁邊，我和農村的孩子們一起讀書，玩鬧，吵架。我熟悉他們的口音腔調，知道他們的脾氣。
後來我升初中。我媽想辦法托人讓我進了一所離家比較遠的中學，騎自行車大約要半小時。而我的小學同學們留在我們的小學院裡，小學樓面對的就是初中樓。
我沒有問過我媽為什麼要進不同的學校，在新中學我學得也不算開心，成績不算好。在那裡我也交到了一些朋友。我們家庭條件仿佛，眼界也差不多。大家都不聰明，也都沒什麼太高的指望，日子嘻嘻哈哈還是好過的。雖然我成績不好，但有更多的同學比我成績還差，一折合我的成績又仿佛好了起來。
剛讀一年，我媽又找到了個機會，把我轉到全市最好的中學去。我仿佛是劉姥姥進了大觀園，第一次知道原來綠外套配紅圍脖是土氣，知道原來同學生日可以聚會慶祝，知道班裡有副市長的女兒，她長得不好看但總有人巴結，知道有人的才藝是工筆畫，知道有人自己選擇自己的衣服，知道班裡有男生霸凌，但班主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這個學校我是沒有身份的人，老師看不到我，同學也不怎麼看得起我。我別彆扭扭的適應了一年，心理全面厭學，考了幾個六十幾分，把我爸媽都嚇到了。
在我初二結束的暑假，我媽又給我想辦法轉學到了一個離家依舊很遠但質量很一般的初中。我在那所中學重讀了一次初二的課程，也就是說我的初中讀了四年。一般人要接受九年義務教育，而我是十年完成的。
再後面的路就不用說了。我大約明白了讀書升學是我必須要走的路，我沒有別的選擇，只能選擇成績好點讓父母別來煩我，或是成績差點在他們面前抬不起頭來。我當時未必想了那麼多，我只知道我沒有別的路。然後我就走到了現在。
我在新聞視頻里聽到了我小學時就熟悉的口音。我知道我的小學同學也許就在這群人里，他們很早結束了學業，很早工作，很早結婚生娃，很早進入中年。他們跟我一樣沒有別的選擇，也許早在小學的時候，他們就知道了沒有什麼會保障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父母沒有穩定的收入讓他們一年又一年的嘗試讀下去，也沒有人來告訴他們讀書會通向另一種更有保障生活。也許有人告訴他們，我猜他們也不會信，畢竟許諾沒有工資和養老保險那麼讓人踏實。他們像我一樣不愛讀書，但他們沒有父母提前幫他們張望過未來的路，我和我的小學同學就此失散了。
現在我看到人們在洪水裡哭，他們的口音是我熟悉的鄉音。他們哭，就像他們小時候會被父母打，因為他們不體諒父母的難處要這要那。他們哭就像某個夜裡，他們也想過不一樣的人生，但那人生就像小說電視裡的那麼遙遠。他們哭，在孩子生病時哭，在親人病逝時哭，在收成不好時哭，在被欺騙時哭，在遭遇天災時哭，在被遺棄時哭。
我曾經以為自己是個很普通的人，生在一個很普通的家庭，走了一條很普通的路。現在我知道，自從我住在職工大院而他們住在村子，一切就都不同了。現在他們在水裡哭而我在遠方的單元樓里哭。
@楚襄ing
2000年的一個深夜，來自江蘇北部沭陽縣的4個失業青年潛入南京一棟別墅行竊，被發現後，他們持刀殺害了屋主——時任中德合資揚州亞星-奔馳公司外方副總經理的德國人普方及其妻子、兒子、女兒一家4口。
案發後，4名18歲-21歲的兇手被捕，並判處死刑。普方從德國趕來的親友發現，4名年輕的兇手既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沒有正式的工作，這都致使他們愚昧、短視、社會化程度低。普方的親友們懇請不要判處他們死刑，隨後兇手被依法處死。
此後，普方的親友來到中國，成立普方協會，資助蘇北地區的貧困中小學生完成9年義務教育。
隨著中國逐步實行免費義務教育，他們把資助對象延伸到高中。高中生每年資助2000元，初中生每年資助1200元。按照普方協會的要求，孤兒、單親家庭、父母患重病者和女孩被列為優先資助對象。
普方協會現任執行主席萬多明努力用中文表達自己對教育的理解：
不是說一個德國人被殺，我們就會給兇手的家鄉提供獎學金。但如果一個人感到自己有未來、有機會，他就不會想去做壞事。這對他自己，對別人，都有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