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徐州。大隊國軍開赴前線，他們肩扛步槍、輜重、炊具等等。
第一項目睹徐州撤退
我老家湖北省廣濟縣，是靠長江下游的魚米之鄉，雖然有農人種麥子，但多只在過農曆年時用來做饅頭拜祖敬神的，也只有在這情形下吃到饅頭，後來到浙江金華也是只吃米飯。這次隨軍自商邱迤邐至徐州這段時間，卻是天天吃麵食（饅頭），使腸胃一時不能適應而疼痛、腹瀉，精神上也為此極為苦惱。反而對與共軍交戰，導致雙方人員傷亡狀況，沒有給我太大震撼，直到目睹徐州撤退。
記得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聽說國軍要從徐州市撤退，接著第一次和同事坐上軍用大卡車，盲目的跟著大軍移動，速度慢得比徒步還慢。漫漫長夜，不知身在何處，直至翌日清晨，放眼望去，遍地是人，經詢問得知，我們不是撤離徐州，反而是接近徐州。原來我們部隊原在徐州東北側，向徐州西南撤退，就須越過徐州。
十二月一日，我們已至徐州西南近郊，由於徐州要棄守，大軍帶頭行動，而其它軍政機關、社團、學校和一般民眾等，一齊跟隨行進，於是千百輛汽車、炮車、牛車、騾馬車、人力推拉車，雜沓前進。同時數以萬計的平民，扶老攜幼，肩挑背負，策杖呼號，聲嘶吵雜，追尋竄擾，爭先恐後，壅塞於途，秩序之亂，無以復加。及至午後，一車拋錨，全車難動，入晚，我們脫離徐州市不過十華里，部隊嗎，坐在車上，停在路旁，而政商機關、學校職員學生，則多張皇失措，不知所以。撤退對他們來說，就是逃難，想逃到哪裡？能逃到哪裡？沒有人知道，於是傳出在徐州就讀高中、大學的女學生，只要軍中有人帶著她，替她解決食宿問題，就給他做老婆的消息。後來聽說這個成為事實的例子不少，而且大多以運輸連排官員及駕駛人員最為得利，因為他們有車輛乘載的方便嘛。
這一天一夜的群眾喧譁嘈雜，至二日稍戢，原因是軍隊遲滯不前，他們既難依附，又無救援，只好各自奔逃。另一方面，共軍於完成打點阻援，徹底殲滅國軍第七兵團後，既沒有驕矜，也沒有稍息，相反的更積極以一部壓迫國軍向徐州撤退，主力迅速向徐州兩側迂迴前進，以與蕭（縣）永（城）及睢寧、泗水、五河段駐軍結合，以增強業已完成對國軍大包圍即口袋戰術之部署。
此一口袋戰術，在圍殲第七兵團時即已形成，其袋口即為徐州，袋底應為蚌埠以此地區，迨至壓迫國軍於徐州撤守後，即已完成其此一戰術而進行收口轉為大包圍的作戰形態，往後因勢利導，逐漸緊縮包圍圈，迫將國軍大軍驅向其所期望的地區，以達成其全部集殲之目的。這時國軍中流行著一種傳言：「說國防部作戰部門主管官是匪諜，徐蚌會戰計劃命令頒行前，共軍即先已獲得，所以，會戰全程經過，都是為共軍利益所設計的圈套，在戰場上的國軍，就只有在設好的圈套里，左衝右突，終難脫困，最後糧彈均絕，窒息死亡。」
我們離開徐州的第三天，距徐州仍不過二十華里地，槍聲越來越密集，炮彈落點也越來越近，我們行政人員，覺得車上目標大，就下車在路旁枯坐，等消息，聽槍、炮聲。但徐州撤退的那種大場面、大亂象、大驚奇，卻在我腦海里徘徊激盪，不知所止。
第二項包圍圈裡的飲食生活
我初到第七十軍軍部人事科，雖然吃不到米飯，但我們那位主廚做的饅頭，在同事的口中說得有多好就有多好，而他做出來的菜，在老家沒有吃過，在浙西師管區（吃大鍋飯和菜）更沒有吃過，這多少補償了我一時對吃饅頭不適應的缺憾。但自徐州撤退前一天（應是十月二十九日）起，我們就沒有固定下來吃過由我們主廚做的熱騰騰的飯（饅頭）菜，約十二月十日之前，大概我們炊事兵還帶有一些麵粉，做些簡單麵食如烙餅、麵筋、麵條等為食，後來就完全靠空投大餅、罐頭為主食了。
十二月中旬以後，我們推移到徐州以南蕭縣附近的陳官莊（徐州剿共總部已先移駐此地）附近，就再也動下了，部隊的糧食已告罄，空投又因自十九日起，一連十天降雪，積雪深至盈尺而受阻。至此先是拆屋掘墓取木為薪，煮吃騾馬肉，騾馬吃完了，就只能吃樹皮草根。最後樹皮、草根沒有了，官兵們不是被打死，就是餓死，放眼看去，是死者以雪埋屍，傷者等死，未傷者堅貞的拚命抵抗，承受不住的則個別遁逃。我們人事科因於下雪前空投時，有空投場附近部隊送來大餅罐頭，所以，在空投停止期間，仍能節食度日。
十二月二十九日後，雖停止降雪，而天氣直至元月三日始放晴，陳官莊附近開闢的空投場，接受空投食品物資，但因共軍日益緊縮包圍圈，空投場極小，部分物品落入共軍占領區，對國軍解困幫助有限。我曾親眼看見幾件事，一日正當空投大餅落入空投場外，一位士兵背起一包（約五十公斤）往自己營地跑，但後面他部士兵緊追搶奪，再後追者殺傷前者再搶奪，如此搶奪追殺不已，最後只得將餅包就地割開，各自拿一份就地吞食；二是一天上午空投一袋罐頭掉入池塘，一位士兵不畏寒冷，破冰入池撈起，但眼見池邊周圍站滿等他上岸時搶奪分食者，不得已在池中割開袋子，打開兩個罐頭一面吃，一面將其餘罐頭向岸邊周圍士兵丟去，直到丟完，才安全上岸；三是空投的食品物資，都是幾十上百公斤一包的，一次投下來總有幾百包，當在高空時，看起來好像樹葉隨風緩緩墜落，但將接近地面兩三百公尺時，始覺其速度快疾，此時身處其落地之處，就很難逃避得了，因此眼見數人就被活活砸死，據說此例還不在少數，因事前惟恐搶不到，到了頭頂卻又來不及逃開，如是有的因缺食物餓死，有的卻因太多、太大的食物包而被砸死、壓死，真是情何以堪。
而我最驚悸難忘的是元月六日上午，幾天大太陽，原住屋門口的積雪已漸溶化，身上因一個多月沒有洗澡，早已生了虱子，癢得難受，就脫下內衣褲洗滌一下。門口原駐軍已挖蓋了一座掩蔽部，上面樹有晾衣用的竹竿，我正將衣褲搭上晾曬時，一包空投的大餅包，總有上百斤，急速落在我身邊，掩蔽部垮了，人也落入掩蔽部內，嚇傻了，許久回過神來一想，如果大餅包正一點砸在身上，那不成為肉餅了，哪還有命在，該是祖宗有德！
再說到吃馬肉，我們人事科不知怎的也有一匹馬，在十二月底就槍殺吃了，後來馬骨頭也派上用場作了燃料。至於樹皮草根嗎，因自十二月二十九日後恢復空投，還是有人送大餅、罐頭給我們人事科，所以並沒有吃過。我們人事科為什麼在空投停止前以至恢復空投後都有人送大餅、罐頭呢？簡單說，就是有人事升遷調補等承辦和建議權，還有軍長大印在手中，在當時每天陣亡官兵以千百計，有的一個少尉排長可以升到營長，雖然命在旦夕，但想升官的還是大有人在，就在這職司之便下，在慘烈的戰爭中，我們人事科是勉強享有不吃樹皮草根而維持人的待遇的。
元月七日晚，我們人事科奉命移駐到隔鄰的村莊，住屋較前住的寬大，全科每一個人都可以躺下來睡，吃的大餅仍不缺。直到九日下午，科里十二人除六人死傷外，其餘連我在內的人在情況混亂中各自離散。
綜括這四十天包圍圈裡的飲食生活，都是在饑寒交迫、擔驚受怕、生死掙扎、愁苦無奈、硬撐硬挨的心情下度過的。
第三項包圍圈裡的戰鬥情況
徐州撤退的第二天，我們就聽到國共兩軍交戰的槍炮聲，所以，雖然有車，一天也走不到十華里路，第三天路上開始燒物品，是次要的軍品，以減輕拖累，燒軍車，燒的是拋錨堵住前進道路上的車子。第四天、第五天個人隨身攜帶的物品，除槍彈外，其它物品儘量減少。十二月十日以後，連我們行政人員也只剩下已經穿在身上的內衣褲、衛生衣、一雙鞋襪、一套黃色軍服、一件黃色棉大衣及洗臉毛巾牙刷，別無他物。就算是雪深盈尺，白天是這樣過，晚上也是這樣過，當時的感覺，沒有人說冷說苦，最怕的是槍聲、炮聲和爆炸聲，以及怵目驚心的傷兵、鮮血和屍體。
迨至三十八年元月初，這種狀況已至慘不忍睹的地步，一位同事氣憤的說，他們總還打死過敵人，死了倒好，夠本，我們行政人員呢，無刀無槍，只有挨打等死的份兒，真不甘心。晚上，另有一種狀況，就是共軍停止炮擊，改用擴音器喊話：「蔣軍同志們，我們都是老鄉親，不要打了，到我們這邊來吧，我們天天吃得飽，睡得暖，你們呢？」說著說著，抓起雞子弄得吱吱叫：「同志們，聽到嗎？我們這裡有肉有雞吃，過來吧。」有些官兵實在熬不住，就真的過去了啊！
元月五日以後的這幾天，共軍的炮火異常猛烈，因為包圍圈越來越小，四面共軍的炮彈都可以相互射透。國軍的官兵真是被逼得透不過氣來，死的已矣，活的就在屍體外圍打轉。我們人事科搬來新住屋後，戰況雖益見慘烈，但我們住的卻比以前為好，住屋座北朝南，寬約十公尺，深約六、七公尺，沒有窗戶，唯一的門（只有門框沒有門板）是靠近右側開的，門外右邊放了一個約一尺半高、桌面約二尺正方的木桌子（我奇怪此時怎麼還會有一個桌子放在這裡？），門正前方有約七十平方公尺的空地，與門成直線距離約兩公尺處挖了一個約長七尺、寬二尺、深五尺的躲避坑。
我們科共有十二人，科長傅祖彝上校，為人非常和藹，沒有一點主官的架子，全體如同一家人。自從搬到這間住屋後，他是沒有住過，從早到晚都是躲在掩蔽部里，吃飯也在裡面，但我們沒有一個人說他怕死等閒話，好像是理所當然的。而我們同事，我不知道是誰提議：「誰要躲掩蔽部，誰就是怕死鬼，孬種！」嘿，奇怪，此話一出，大家立即齊聲附和，沒有一個反對的，這樣一來，我們大家反而苦中作樂，常嘻嘻笑笑、說饒舌唱起來。
元月九日這一天，大約是午後一時左右，吃過大餅罐頭午餐後，雖然炮聲非常密集，但同仁有的躺著睡覺，有的站著、坐著閒聊，我，站在門坎上，雙手分扶著門框兩邊，口裡唱著國語流行歌曲《何日君再來》。唱著唱著，突然感覺要小解，於是就一面唱一面走向門的正前方空地邊緣，解完後準備回到屋內時，一位科里的台灣籍傳達兵（姓名已忘，約二十一、二歲，身高約一百八十公分，體格壯碩，他是我們第七十軍未擴編前，整七十師於抗日戰爭勝利後，派去接收台灣時參軍，再隨軍來到大陸，在人事科服務），迎上來與我招呼，不知何故，兩人同時對那個躲避坑產生了興趣，於是我在前他隨後走入這個躲避坑。
計算自去小解再回頭進入躲避坑，總共沒有超過五分鐘，就在轉身變成他在前我隨後回到地面的一剎那，一顆炮彈落下爆炸了。我本能的頭往下縮，其實能縮頭表示大禍已過，而那位可憐的台籍傳達兵，才是「大禍臨頭」。我定神一看，因他上半身已走出地面，頭己不見，身體伏臥在坑口上。我拍拍身上灰土，越過他屍身，爬至地面，驚慌中仍未見到他頭落在何處，卻另見到一位炊事兵（副廚，約三十歲，身高體壯），右腿自膝蓋上約二十公分處被炮彈炸斷，落在離身體約一公尺遠處，人倒臥在地，尚清醒。至屋內見少校參謀鄭見腰部受傷，但不嚴重，一位少尉額頭受傷，亦不嚴重，靠門左側地上坐著的徐錫疇上尉與站在屋內目取裡面的科長勤務兵均被炸死。
細看這顆威力強大的炮彈，是落在門右側的小方桌面上爆炸的，所以，造成屋內二死二輕傷、屋外一死一重傷（重傷者因無適時止血醫治，必死），死傷正好是本科總人數的一半。想我當時若不是正好要小解，或者從坑內早五秒鐘走出地面，那必死無疑。這是我在包圍圈裡第二次死裡逃生，我深深感謝神靈和我祖母、父母親的保佑。
第四項潰散被俘與逃亡
三十八年一月九日下午，一顆炮彈，炸死傷我們人事科總人數一半，也炸散了活著的另一半。當時是死的不須顧，傷的顧不了，放眼看去，滿地是屍體，也到處是人擠人，同仁間沒有交談，沒有哭笑，甚至沒有道別，就這樣驚惶失措的陷入人叢中，盲目的、沒有方向的跟著東奔西竄。這種心理與實際狀況，直到翌（一月十日）日晨。這時炮聲已完全停止，槍聲也很稀疏，我已來到一個小土丘上。雖然看到的都是穿同一顏色黃棉大衣的國軍，但一個也不認識，沒有招呼，沒有問候，沒有一個人攜有槍彈，也都不再逃跑，只是木然的好像等著宰割似的。
約莫靜止了一個小時，突然一聲槍響，一顆子彈射向我面前一位坐在地上的國軍棉大衣下襬，一個燒黑的小洞，但沒有打到人。我是站著的，是否要打我，我無法確知，是否殺雞儆猴，也說不定。正思忖時，突然不知從哪裡冒出來一個共軍，高喊著：「蔣軍同志們，大家不要亂動，舉起手來，好，向我這邊集合。」這時我才意識到，我們已被俘了。隨後又冒出一個共軍喊著：「大家跟著我走。」我估計這個土丘上，約有二千餘國軍，聽到這從未聽過的口令後，沒有應聲，也沒有反對，默默的就跟著走，一條可以行車的碎石路上，二千多俘虜，連咳嗽聲都沒有，靜得可怕。更奇怪的是，二千多俘虜列隊行走，從頭到尾總有千餘公尺長，共軍就只那兩個，卻沒有人下聽從，更沒有反制行動。我就想，這次的國共大會戰，不但打垮國軍的戰力，也瓦解了國軍精神士氣，更摧毀了國軍忠勇氣節。當然，我也是其中之一，我這樣想，其中可能還有很多人這樣想，只是付諸行動就有區別了。
當我們這批人行至傍晚（沒有飲食過），到達一個不知名的小市鎮準備安歇時，我即曾與和我走在前後最近的幾位商談趁夜逃跑，但均沉默不語，未予附和，於是我獨自一人，自此展開了約半個月的逃亡生活行程。
1948年11月，徐州。國軍進入徐州。
我很奇怪，當時的我，不知是多了還是少了哪根筋？年未弱冠，談不上老謀深算，也談不上勇往直前，更談不上忠貞愛國的情操，唯一毫無商量餘地的就是想急速回到原屬單位——國軍陸軍第七十軍。當晚約七時許，大家都在等候安置時，我悄然的離開了這個俘虜群，盲目的走了一夜，還好身上帶的空投大餅還沒吃完，填補了肚子的空虛。但第二天早晨約八時許，在一個不明方向的道路上，卻遇上一大隊共軍，於是我第二次被俘了。這一天我跟著共軍大隊向北方向走了一整天，沒有給吃任何東西，但也沒有為難我。天黑時到了一個村莊，隨著一「班」共軍在一棟三合院的房屋裡，趁他們忙著找稻草打地鋪的混亂時機，就翻越屋右側用石塊砌成約一人高的圍牆，到了另一棟房屋，同樣也是眾多共軍在找睡的地方，沒有理會我，我就這樣逃出了村莊，來到曠野，躲在一個種有植物的田地里，直到源源而來的共軍全數進入村莊後，才起身向來時反方向向南遁逃。
在幾經思考後，不得已冒險潛行到一個村莊。為何說不得已冒險？因在包圍圈時就聽說，城市民眾較信賴國軍，鄉村民眾則極怨恨國軍，身上還有金元券、大餅，此時單身進入村落民宅，有被搶、殺的可能。但當我進入一間民宅，見有三、四名男女，便說明身分來意，也許是當時年輕稚氣和狼狽相，不但沒有發生原先顧慮的事，反而獲得同情，他們找出幾件衣褲供我「挑選」，我挑了一套黑色棉衣褲，還拿了一頂已破洞的帽子。當我要給他們金元券（數目已忘）時，他們推辭說：「我們很喜歡你的軍服和棉大衣，就請留下吧。」惟恐生變，依言留下軍服，並堅持給了一些金元券後迅速離開了村莊，連夜依村民指點，傍鐵路南行。
翌日晨來到一條頗為寬深的河邊，看不到橋，只有靠鐵路通過，雖然河上鐵路兩頭有共軍荷槍看守，但自忖已換民服，當不致為難，乃走上河邊鐵路，準備通過，兩名守軍即加阻止，先盤問聽聲音不對，繼搜身搜出大餅，即詰問：「你系參加大戰的蔣軍，何以到此！」至此乃半謊半實的答稱系參戰的蔣軍，被俘後獲釋換裝返鄉。其一又發現我右門牙鑲有金牙，即怒斥奢腐蔣軍，並伸手欲予拔除，我強力辯稱，真牙五歲時撞落了，未再長牙，至十四歲家人為顧我顏面，始以銅鍍金鑲補，請不要拔掉。於是金元券及中尉排長（寄名第七十軍第三十二師某連運輸排長，在軍部人事科服務）人事命令藏在棉衣夾層未被搜出，大餅也還給了我後，由一人將我帶到附近一個小村莊的三合院空屋裡，裡面卻有與我相同身分的人約有二十餘人，這算是我第三次被俘了。以後如再被俘，因已換穿民服，不是被俘，我當改寫為被「抓」了。
到這個三合院時，約是上午九點多，直至天黑，沒有與屋內任何人交談，打定主意，被抓絕不過夜，有機會就逃。這個三合院只有正面一個大門，院深約二十公尺，我被安置在進門院右側屋內，一名共軍來回踱步看守，我仔細審定其來回踱步的時程與速度後，乃於其踱步至最裡面時衝出逃跑。該兵當即發覺，尾隨追趕至門口外約數公尺，聽到子彈上膛聲，並高喊不要跑，站住，我卻是抱定決心，除非抓住或打死，要我站住不跑，別想。這天約是農曆十二月十六、七日，晴空明月，視線極佳，村外又無土丘斷垣掩蔽，我能逃脫，應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只有一名共軍守院子，如離院子一路追趕我，則恐屋內其它人亦將趁機逃跑；其二，村內無其它駐共，未有其它共軍出來圍堵，否則十個我也逃不掉。
既未再追趕，便趁著月色，向著空曠地區一直跑，不知多久，跑到一處滿是圓形的墳墓旁停下，沒有畏懼，反而覺得是較為安全過夜的地方，於是疲倦昏睡，直到次晨，經察看地形，橫在面前不遠的那條河，不但面寬水深，而且流勢湍急，無法游過，要過河南下，仍須利用鐵路橋，但又想到如遇到是昨天的那兩名共軍呢？或是另外共軍也同樣盤查呢？心頭一團亂，最後決定先拔下鑲補的金牙，走到距鐵路橋看守處約二百公尺遠觀察動靜，不意此時正有一位農夫挑了一擔木柴，要經鐵路橋過河，乃趨前探詢，原來過河後再走約二小時，即可到達徐州市，旋商允木柴由我挑，如盤問則由他回答，結果未遇到昨晚的守兵，新守兵也未盤問，平安通過。但在通過的過程中，卻看到怵目驚心的一幕，分析應是兩個可憐的國軍通過鐵路橋時，遇到了火車通過，有兩件被撕裂的黃棉大衣掉掛在前後枕木上，兩隻血肉模糊的手腕，一隻只有三根手指的手掌，一條較長的大小腿，再就是內臟腸子，血跡灑染在前後總有二、三十公尺長的枕木鐵軌上，這比我人事科被一顆炮彈炸死傷一半同事的那一幕還恐怖，使我久久難以釋懷。
金元券直到我返回蘇州第七十軍看守所報到歸隊時尚未用完。當我元月十三日，重回到相別四十三天的徐州市時，約為上午十一時左右，我想徐州一定有共軍駐紮，但我並未看到，我已換穿民服，民眾滿街都是，就是碰到了也不會被抓的。因此，首先上館子吃了僅剩的大餅和相違一個多月的一碗熱騰騰的麵條，接著去理髮店理髮，在店裡又試著問清楚了可以花錢坐馬車直達蚌埠。這一夜我忘記是怎麼過的，大概是三天後坐馬車到達蚌埠，原聽說蚌埠有國軍看守所，此時卻因共軍已占領而撤退，但約有十數名國軍軍眷在原看守所內。我說明身分及詢知國軍已南退至滁縣及浦口一帶，即欲告別南下，不意有一位二十一、二歲挺著七、八個月大肚子的孕婦，堅決要和我一起向南逃走，我當時年青體健，心情又急，走得是越快越好，與她拖拉，實在傷腦筋。還好，當天就因行至一個必經的關卡，看守的共軍把我（查悉我無「解放條」）與多名國軍（均穿黃棉大衣）帶向附近村莊集中看管，那位相隨的孕婦卻安然放行，就此分別，也算是一憂一喜。
當時由於戰局混亂，共軍一面備戰，一面整補，對沿戰線俘獲的國軍，無暇也無力嚴密看管，因此，一連三、四天我都是白天被抓，當晚即逃，從未被共軍抓到後超過一夜不逃的，也沒有一天不被抓的。直至有一天沿鐵路南下時，遇到一位國軍傷員，穿的也是黃棉大衣，一隻右手自肩以下約十公分處被炸斷，我非常同情的與他交談，得知他受傷被俘後共軍開了解放條給他叫他回鄉，他是貴州人，姓楊，我問他一路上共軍有否為難他？不讓他走？他說有解放條驗明後都即放行，又說：「我右手殘廢，想不走他們也要趕我走哩。」於是我與他商量說：「既然如此，我身上有點錢，我給你錢，你把解放條給我，互相方便如何？」他欣然答應，實時成交。
我拿到解放條後，怕他遇到共軍會反悔，趕快脫離他向前疾走，真的，此後兩天都能憑條混過，但第三天後解放條不靈了，主要是已快到國共兩軍交戰線，此時也感覺到穿民服反而沒有穿黃棉大衣方便，但仍如前白天抓，晚上逃，絕不在被抓地區過夜。這一天是到滁縣的前二天，快到天黑時被抓，與被抓的軍（國軍）民至少一百人，被帶到一個頗大的村莊時，因下大霧，已黑不見人，一個共軍幹部帶領四、五名共軍，引導我們分別進入屋內安歇。我不等共軍離開，就向他說我要小解，當他允許我出門後，真是伸手不見五指，此時意識到附近村莊均有共軍駐紮，既不敢走向另一村莊，也根本看不見哪裡另有村莊，只有運足眼力，摸索走向曠野，在一處田岸邊側臥哆嗦到天亮。
但天雖亮，霧未散，鐵路與電線桿均看不見，方向不辨，只好站立原地看天氣。此時左側衣、褲均濕透，又整日夜未進食，真是饑寒交迫，幾難支撐，也留下折磨我一生的後遺症——左肩骨、臀骨、膝蓋骨等部位，初不在意，至三十歲後即怕冷，不能吹風，四十歲後，不論冷熱天，均須套著護肩護膝布套，臀部太冷時常用手掌摀住，坐著則順手取座墊擋住，不能吹風吹冷氣，夏天晚上睡覺就是熱得一身汗，護肩、護膝仍須套上，真是苦不堪言。
這天，直到中午霧漸散去，遂以鐵路電線桿為路標，距鐵路約一百公尺（太近恐被共軍發現抓去）向南行走，在驚險中買了食物填飽肚子，這一夜則在有掩蔽的髒草寮度過。次日約下午二時來到滁縣火車站，希望仍為國軍占據，縱已易手，車站民眾多，亦易混過。豈知全未料中，不久即有三、四名共軍過來盤問後將我留置，我乃出示解放條請遵守放行，他們態度頗好，但委婉告以：「此地為我軍最前線，過去即為蔣軍，縱我放行，他們必不放你，如是即減少我軍一名兵員，增加他們一份戰力，所以，在此不能憑解放條放行。」我即說：「那你們要我幹什麼？」他們反問：「你在蔣軍中幹什麼？」我說隨長輩在廚房洗碗洗菜挑水，不會做菜做飯，他們說：「好，那也在我們廚房裡工作好啦。」說完即由一名共軍帶我走向鐵路東側一個約四、五十戶的村莊。
這個村莊的奇特，是我從未遇到過的。它的外圍被水圍繞著，好似一個孤島，沒有陸路進出，我是隨共軍從村南一座木橋進入的。吃了我自逃亡以來唯一由共軍供給的晚餐，不久後與七、八名共軍同睡一個周圍有院牆的房屋裡，也許是這些時日的逃跑奔波太疲乏，竟從未有過的一覺睡到天已微亮，驚醒後即毫不遲疑的起身向一名應是衛兵說我要大解，他也毫不遲疑的答允，一出門即向西往鐵路方向尋找出路，但沒有路。天已亮，且偏北約五十公尺處有兩名共軍在洗菜，在此逃抓生死交關之際，不容猶豫多想，即脫下衣褲下水渡河逃走。
幸好，寬約三十公尺、一人多深的水並未結冰，乃手舉著衣褲很快的游向對岸。上岸後並未立即穿衣褲，先跑步翻過鐵路，避開村莊共軍視線後，繼續沿鐵路向南逃跑約千餘公尺後，始穿上衣褲，繼續傍鐵路向南走。但此時越走越奇怪，越走越狐疑，乃至越走越害怕，怕什麼？不是怕共軍，而是怕當地惡人，怕遇到猛獸，因為從早晨一直走到中午，見不到任何生物，更見不到一個人。直至下午二時許，來到一個較高平台地區，有曾經軍隊駐紮過髒亂殘破的村莊，雖冒險走進幾間房屋察看，但仍靜寂無人，此時才判知是國共兩軍最前線的真空地帶。再往南行至黃昏時，說巧也真巧，竟在這無人的大路上再度遇上那位孕婦，她看到我是又驚又喜又哭。我見她挺著大肚子蹣跚地逃到這裡，諒也吃了不少苦頭，頗為同情，當夜我們兩人再往南找到一個小村莊的民家，很幸運的被分別安置在用草鋪的地鋪，算是睡了一個多月以來最為恬適的一晚。
但第二天一早我還是擺脫了她，獨自疾行，至下午二時，終於到了浦口。浦口沒有看到駐軍，也沒有明顯的戰爭氣氛，民眾生活正常。當天吃了晚飯後即赴碼頭坐船過江至南京，在船上心情興奮歡愉，狀似輕佻，又系穿戴異鄉衣帽，同船乘客多以輕蔑奇異目光看我，我可不在乎。離船上岸後已是晚間六時多，滿心喜悅的按布告地址去第七十軍看守所報到，經過約半小時找到地址時，卻在門外見到另一布告，略以本看守所已於日前遷往蘇州。滿懷喜悅，頓時變為沮喪，蹣跚街頭，爆竹聲此起彼落，問明原因，才知當天是農曆大年除夕，這時就是大年夜，該是我出生以來最難堪的大年夜。住旅社嗎？金元券已不夠支付房價，就算夠，這身裝束，旅社服務生恐也不會讓我進去，想著想著，心情輕鬆起來：「脫離艱險，又值過年，躬逢雙喜，不應貪眠，苦中作樂，仿效先賢，多受磨難，富我人生！」接著又想，如會作曲，就將這四字八句，譜成我此時心境的歌謠，豈不甚好！
如此踽踽到深夜，心情雖仍歡愉，體力似難支持，不覺間走到一棟大樓前，看似新建的，一樓沒有門窗，卻有三匹馬鎖在那裡。我往二樓行去，就在這樓梯平台間，卻堆了很多稻草，似是給馬吃的，我也不再多想，便在草堆里一倒，這一覺直睡到第二天太陽高照才起身。吃過難得的早點後，就往火車站跑，當我無票進站受阻時，這時才傲然的從棉衣腋縫裡取出第七十軍高吉人軍長署名發布的中尉排長人事命令，那時軍人乘坐公家交通工具是不用買票的，有了這紙人事命令，我於農曆三十八年大年初一（元旦），正式的來到蘇州第七十軍看守所報到歸隊。
總計自三十八年一月十日徐蚌會戰結束被俘（抓）至農曆大年除夕，不知是多少天，但我清楚記得被俘（抓）十二次，也脫逃十二次，比諸葛亮七擒七縱孟獲還多了近一倍（五次），而且他是七擒七「縱」，而我則是十二擒（抓）十二「逃」，境況就不一樣多了。
我向第七十軍看守所報到歸隊是下午三時左右，看守所里只有兩個承辦人員，說我是第一位從前線回來報到的。他們對我很客氣，招待洗澡換軍服、吃飯睡覺等事宜，從此開始過軍人的正常生活。隨看守所住在蘇州不記得有多少時日，但使我納悶的是沒有第二個從前線回來向看守所報到歸隊的官兵，就連兩次同行的那位孕婦，也沒有來看守所探詢其丈夫的下落及其丈夫隸屬部隊的情形。後來看守所又遷到上海，時間約一個多月過去了，但仍沒有從前線回來報到歸隊的。直到再一個多月後，第七十軍軍部在江西潭口正式重新整編完成後，原在前線的長官同事才陸續回來直接向部隊報到候令派職，我多方探詢他們是如何回來的，卻發現沒有一個人是與我相同的，都是由共軍依其志願發給解放條，憑條安安全全堂而皇之的回來了。想起來，我的苦是白吃了，險是白冒了，唉！真是倔強、愚蠢得可以。
第五項共軍釋俘策略成功
我認為徐蚌會戰，共軍獲勝後的釋俘策略，實為其軍事、政治互為配合運用的最佳模式，且極為成功。我們知道，共軍是不以此戰為滿足的，其目標乃在全面勝利。此時其參戰部隊亟待整補，傷員亟需療治安置，雖屬勝利，亦是元氣大傷，如何能妥善處理國軍下自士兵、上至可能是中將指揮官的戰俘，想迅速轉為己用，絕不可能，集中嚴管嗎？除對其虛耗日用物資及兵員戰力外，還須防範製造暴亂，拖累往後戰局。
於是以開具極為簡便的「解放條」，憑條放行的釋俘策略，一可顯示其非敵即友、寬大為懷的善意；二可顯示其一紙「便條」的命令，即能上下一體徹底執行的行事效率；三是軟化了戰俘對其敵愾同讎的心理；四是顯示其不嗜殺戮同胞，只為救國救民的用心！
所以，所有這些戰俘被安全釋放，早在心理上敵意全消，再回到國軍原部隊廣予散播，對往後再戰的部隊與兵士的心理影響，實是既深且巨，故隨後不到一年，共軍能席捲江南，掌控全局，進而攫取政權，實有其巨大影響作用。
以上《我在徐蚌會戰中的親身經歷與感受》（節選本），是以陶紀生著《倔強與堅持》（台北：大康出版社；公元2006年初版）
(作者民國十九年（公元1930年）生，湖北省廣濟縣人；民國三十八年，中華民國政府戡亂軍事逆轉後，隨國軍撤退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