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這位當年八歲的女童的自述：
這天，我們市委宿舍大院的院牆上，出現了一條反動標語。寫著『打倒毛主席』五個宇。警局來查，根據現場情況確定，是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寫的。他們根據三條：一是反標的位置離地一米，比成年人蹲著寫高，又比成年人站著寫矮，正好是小孩站著寫高矮正得勁的高度；二是字跡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筆跡；三是成年人寫這種反標不會寫『打倒毛主席』，應該寫成『打倒毛澤東』。市委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總共十一人，當時排排隊，確定四個重點，都是父母有問題的。只有父母有問題，孩子才可能寫這種反標。這時，爸爸對立面那派插手了這件事，說是協助公安系統破獲這超重大反革命案件，內定重點是我。說我爸爸反動，又狡猾，對『文化大革命』懷恨在心，教唆我寫的，當然，他們的目標很明確，是想搞爸爸。當時我八歲……
「他們把我弄去，開始是拿糖哄我承認。從小我爸爸就絕對不準我說瞎話的，也許由於這嚴格的家庭教育，救了爸爸他自己，我說不是我。他們便送我小人書，畫片，還要帶我去看電影，我還說不是我。他們就冒火了，那群大入圍著我一個小始娘拍桌子打板凳嚇唬我，說我再不承認就去打我爸爸，還說他們要使什麼法子打——說用鋼筆扎爸爸的眼睛；說用繩子勒住爸爸脖於不叫他吃東西，活店餓死；還說用刀一塊塊割掉爸爸的肉，手指頭、耳朵、鼻於、舌頭，一樣樣帶著血扔進公園的籠子裡餵老虎。說著真拿起一把刀，裝作馬上就要去的樣子。我嚇得哭呀，求叫，怕呀，叫呀，可是還是沒說瞎話。
我那時才八歲呀，很容易受騙，很容易被嚇得上當，為什麼始終咬住沒胡說，自己也弄不明白。現在想起來真後伯，萬一上了他們圈套，一句話，爸爸早給槍斃了……那我也活不到今天，等長大懂事，自己也會悔恨自己而自殺了……
「那段時間，他們為了給我增加壓力，把我當作反革命，當作真正的囚犯關起來，不准我和爸爸媽媽見面，倒是很少打我，但常餓我。每天提審一次，隨後他們好像沒招兒了，就把我弄到市委大院批鬥，也掛上牌子，戴高帽，帽子上寫著『現行反革命××』。還在我的名字上打上『叉』。那天給我的印象很亂；圍了許多人喊口號。我一眼在人群里看見媽媽，她睜大眼睛全是淚水，頭髮很亂，我大叫一聲：『媽——』就昏倒了。後來放出來，媽媽說，那天她並不在場，倒是通知她必須去參加我的批鬥會，可是她心臟病突然發作，沒去。
「一天，我不想說那一天是幾月幾日。我家永遠記得那日子，我一說，我現在立即就會……就會……好，我就說這天的事吧……
「這天，他們說今天要槍斃我。我不懂什麼叫槍斃，問他們，他們說，就像電影裡打敵人那樣，開槍打死你。我哭了，我說我再見不到爸爸媽媽了嗎?他們說，永遠也見不到，而且什麼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認是你爸爸叫你寫的，就不槍斃你。我說，不是我寫的，我想見爸爸媽媽……
「我給他們帶到刑場，一片大開窪地，和幾個真要槍斃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後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給綁著，沒捆我，可我嚇呆了。對面一排人拿槍對著我們，其中一桿槍對著我的臉，我忽然看見不遠一群人中有爸爸！後來才知道他們在逼爸爸，叫他承認是他叫我寫的反標。我放聲大叫爸爸，要跑過去。這時管執行的人大減一聲：『放！』「砰！』地槍響。我旁邊那排犯人突然像柜子一樣『哐當』全栽倒。一個腦袋打飛了，像個大血蛋飛得老遠。我嚇得原地沒動，以為自己死了。眨眨眼，動動嘴，好像全沒知覺了。只見爸爸張著大嘴朝我跑來，撲向我，一下把我緊緊抱住。我說：『我死了嗎?』爸爸說：『沒有，孩子，你別怕，他們這是逗你玩呢，這些人都是假死！』我聽了，噗地笑了，腦袋扎在爸爸懷裡。我真的以為這一切一切，都是哄我玩呢……
「……以後，我被放回家。回到溫暖的家就以為那一切全過去了。照舊跑出去找小朋友們玩，可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我，有的還朝我扔石子兒。一次，一個過去跟我要好的小朋友罵我：『打倒小反革命!』氣得我一直追到他家，找他講理，要他向我道歉。他媽媽出來也罵我：『幹什麼，你還想翻案?』從這句話起，我好像一下子大了，也垮了，這『小反革命』像一塊沉重的大石頭在我身上背了十年！上小學困難，升中學也困難，紅小兵和紅衛兵組織都不要我。我就像在那些機關單位被管制的牛鬼蛇神，不敢多言多語，不敢和同學們說笑和玩，碰到不講理的事也不敢爭一句。天天下課，掃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這樣做來換取同學們的好感，哪怕是一個親切的眼神兒也好。可八年裡我沒有一個知心的同學，好像我身上有可伯的傳染病菌，人人都避著我。
上中學時我換了一個較遠的學校，以為別人不知道我過去那事，好受一些。可一次下鄉勞動，指導員派我去拉糞車。所有同學都不去，只派了我一個人去。我很奇怪，沒等我問，指導員說：『糞雖臭，但靈魂里的糞更臭，什麼時候你不覺得糞臭了，你的靈魂就徹底被改造好了！』我才知道，背上那石頭仍舊牢牢存在，一輩子也卸不下來。當夜，我跑出來，撒開腿在野地里跑了兩天兩夜。後來爸爸在一條大河邊找到了我，我正想死。爸爸為了找我，跑了兩天，鞋子都跑破了。我朝爸爸叫著，『為什麼那次不槍斃我?活著，天天都是在陪綁呀！』
「從那時我退了學。在家幫媽媽做家務事，除去買菜買東西，很少出門，也不搭理任何人。生活把我開除了，生活還有什麼意思?我恨我年輕，前邊的日子太長，沒有頭兒，整天悶悶的，直到粉碎『四人幫』，爸爸單位清理文革問題時，發現一份有關我的材料，才說給我平反落實。可這時我才十九歲，又沒有工作、工資、住房和查抄物資的問題，落實能落實什麼呢?政治從來不對人的心靈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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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才來三個月。三個月里，我乾的活比誰都多。別人以為我這是出自對落實政策的感激，才拼命幹活；其實不然，干起活才能不想事呀，可有時忽然覺得自己像當年在學校打掃教室時那樣，總有種負罪心理糾纏著我，擺脫不開，幹著活就想到勞改，很不是滋味……這心理你們是很難理解的。我是在童年就低下頭的，這頭不好揚起來呀……。」
姑娘講到這裡，喉嚨好像叫什麼東西卡住。但她眼裡並無淚水，臉上也沒有任何激烈的神情，平靜得有如陰雲密布的天空。隱隱的像要打起響雷，但我明白，她不會再有傾盆大雨、雷電交加的宣洩。年紀輕輕，卻早把生活中最難承受的東西都消化過了。我扭頭忽然發現，我那同伴兩位畫家聽得睜圓眼睛，張大嘴，無話可講。畫板上的紙，白白的，沒有一筆，正如我當時的心境，一片空白，一片可怕的空白。
***真正的殘暴，是針對無辜。
摘自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