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之疾 管制之急 - 中共外匯管制探秘

銀行工作人員在數點人民幣和美金。

近兩年以來，中共政府逐步加緊了外匯管制，給企業和公民都帶來了數不清的麻煩，並窒息著中國的經濟活力。這種管制的原因是什麼？又反映了什麼樣的中國政治經濟現狀？

最近兩年，中國的中產階級發現，他們在存取外匯或向海外匯款時，越來越不方便。

十月初，已經定居美國、不願透露全名的張女士回北京賣房。她發現在把錢匯到美國的過程中，障礙重重，使她陷入了漫長的等待，

“現在這個情況就是還在等，我每天就看到美元匯率一直在攀升，我就知道我每天都在裡面損失很多。”

張女士遇到的情況在中國非常普遍。這種困境正是2016年下半年以來，中共逐步收緊外匯管制的結果。

2017年1月，中國外匯管理局公布新規，在維持5萬美元購匯限額的同時，要求購匯人填寫《個人購匯申請書》，並且購匯不得用於境外買房和證券投資。

今年1月，國家外匯管理局又規定（《關於規範銀行卡境外大額提取現金交易的通知》），境內銀行卡境外提取現金限額10萬人民幣。

6月，中國公民在銀行存取外匯現鈔每人每日限額從1萬美元下調到5000美元，還有不少銀行以外匯現鈔不足為由拒絕辦理相關業務。

10月，政府部門發布新規，（《互聯網金融從業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管理辦法（試行）》），互聯網金融機構的客戶當日交易人民幣5萬元以上、外幣等值1萬美元以上的現金收支，金融機構應提交大額交易報告。

緊箍咒一個個拋過來，張女士不得不曲線救國，

“很多人，包括我在內，就是找親戚朋友，給他們人民幣，用他們的限額來換美金。換完之後，還有特別大的一個麻煩，就是換完之後，你怎麼把錢匯到國外去？”

張女士所講的是，普通個人為了繞過外匯管制，採用“螞蟻搬家”的方式把外匯一點一點匯出國外。除了控制公民個人的外匯交易外，外匯管制的重點是限制民營企業的資本輸出。旅居美國的民營企業家胡力任介紹說，

“現在中國（民營企業）的對外投資基本上已經停止了，雖然現在從法規上沒有限制，但實際已經停止了。因為對外投資需要一個流程，這些都需要整個政府審批的。”

這種做法從2017年就已開始。當年上半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下降了40%，是2015年以來首度出現對外投資驟降。

一個極端的例子是，2017年萬達集團在大舉進行海外併購的過程中遭到政府抵制。中國銀監會禁止大型國有銀行給萬達發放海外併購項目的貸款。同時，萬達、安邦等民營企業集團相繼被中國政府點名，被迫出售海外資產，把資金調回境內。

中共政府還採用行政手段拖延外資的撤離。2016年，德意志銀行出售華夏銀行股份所得30多億歐元在中國徘徊近一年也無法出境。當年9月，日本大型經濟代表團訪問中國，就直接提出了日資撤出存在的程序障礙。

在這一波緊似一波的外匯管制背後，是中國前幾年嚴重的外匯資本流失。根據中國社科院的數據，在外匯流失頂峰時期的2015-2016年兩年時間，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上的資本外流就達到1.28萬億美元。

市場普遍的說法是，民營企業或者個人將手裡的人民幣資產兌換成美元資產，並向境外轉移，是這一波資本流失最主要的原因。對於民營企業或一般個人向海外轉移資產的現狀，旅居美國的原財經記者葉昭分了四個檔次，

“只要是稍微有幾百萬的家庭，他們首先把孩子送到國外去；有幾千萬的，就全家開始移民；有幾個億的就是開始在外面做生意了。如果超過十個億這樣的企業家出去，就是跟政治環境因素有關，以及營商環境太艱難。”

在向外轉移資產的過程中，企業家和普通老百姓可謂是各顯神通。除了前面提到的中產階級採取的“螞蟻搬家”外，民營企業主要通過對外投資或“地下錢莊”等形式，使大筆資金逃離中國。安邦與萬達兩家大型民企集團，就是通過在國內銀行借債套匯，並在海外大肆購買各種資產。

對於民營企業向海外轉移資產的原因，葉昭認為，

“企業家我也跟他們溝通，實話實說，他們告訴我，一個是看看海外是否還有其他商機可做，然後另外一個給自己留個後路，以防某個官員被查牽連到自己。”

葉昭的說法指向了民營企業在中國的根本困境。經濟市場化以來，中國的民營企業一直背負著所謂的“原罪”，即民企要在中國發展，必須靠偷稅漏稅、官商勾結等違法行為。這些違法行為及可能的法律後果成為隨時懸在眾多民營企業家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近年來，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更加劇了民營企業的艱難處境。自2011年以來，中國經濟進入下行通道，國內消費不振，市場空間縮小，與此同時，民營企業卻面臨著稅負過高，難以貸款等諸多障礙。另一方面，國進民退的趨勢日益突顯，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被國有企業逐步蠶食。今年甚至出現了民營企業退場論。逼仄的環境迫使民營企業把眼光轉向海外，通過向外投資尋求退路。

而中國的中產階級也面臨著各種生存困境，尋求向外發展。長期在中美之間從事商貿活動的凱文認為，

“中國目前無論是教育資源、潔凈的空氣、水資源、安全的食品，並沒有滿足中國這些新興中產階級的要求，他們想讓他們的生活過得更安全。所以，他們就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隨著企業和個人蜂擁向外轉移資產，為了對沖資本外流衝擊，保住匯率，央行出手干預外匯市場，這導致中國的外匯儲備從2014年6月巔峰時的接近4萬億美元，下降到2017年1月的不足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陡降讓中共政府嗅到了一絲危險的信號。

外匯儲備在中國被看做是動蕩時期的金融緩衝工具。雖然市場認為，外匯儲備低於3萬億美元並不對中國經濟構成實際衝擊，但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程曉農認為，外匯儲備少於三萬億會出大問題，

“中國的經濟安全包括進口的基本需要，失去了用來進口的外匯，中國的油價，還有糧食都會成為大問題。所以，對中共政府而言，保留這個三萬億，是經過仔細測算的。”

外匯儲備下降的趨勢也讓人們關注到外儲真實的構成。根據中國外管局的數據，截至2018年3月，中國的外匯儲備是3.11萬億美元，而中國全口徑外債餘額是1.84萬億美元。這意味著，中國外匯儲備中一半以上，必須為考慮償還外債而預留，並不是真正的資產。

與此同時，中國外匯儲備一半左右是以美元債券的形式存在，這些債券並非能輕易隨時變現。這種不良的構成更增添了人們對外儲的擔憂。

與外匯流失相伴的還有人才流失的風險，現居美國的民營企業家胡力任說，

“現在中國已經到了人力資源風險非常高的時期，很多人都出來了。還有很多人留在國內，但他們的小孩也出來了。中共政府不希望這些有思想、有智慧的人往外流，但又很難改變目前中國的政治狀態。”

迫於外匯儲備的嚴峻形勢，中共政府從2016年底便開始了對外匯的嚴厲管制，並且逐漸加碼。這大大減緩了資本流失的勢頭。美國華盛頓的國際金融協會今年2月公布的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資本凈流出規模為600億美元，僅相當於2016年6,400億美元凈流出規模的十分之一。

中國金融學者賀江兵用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蒙代爾不可能三角”理論來解釋中國的外匯管制，

“在三個‘不可能’中間，第一是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第二是貨幣匯率的相對穩定，第三個就是資本可自由流動。這三樣當中，你最多只能獲取兩樣。”言下之意，為了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同時維持貨幣匯率的相對穩定，中共不得不採取強力的外匯管制。

這種外匯管制固然有利於平衡國際收支、穩定匯率、平抑國內物價，但也讓不同階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張女士感慨說，

“那究竟是誰來擔當這個後果呢？但是現在就覺得，象我們這樣的中產階級，被嚴格的外匯管制打擊得比較嚴重。”

外匯管制不但給企業和公民帶來不合理的負擔，中共政府對外資向母公司匯回利潤的限制又對國家信用造成了巨大的傷害。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中國區事務副會長彭捷寧去年就對外表示，隨著美國降低企業稅率，該委員會的一些成員企業想儘快將在中國獲得的利潤帶回國，以最大程度地降低資本管制的風險。

外匯儲備的嚴重流失和外匯管制的嚴苛急迫，其實反映了中共政府與民間社會在經濟下行、政治極權化背景下的雙重博弈。當老百姓對政府缺少信任，要躲避政治經濟危機，便用腳投票。但任性的政治體制仍能採用政策高壓，扼住公民自由的咽喉。

外匯管制只是觀察中國現狀的一扇窗。現實是，今年以來的美中貿易戰讓中共的政治經濟壓力陡增，“中共崩潰論”不絕於耳，中國官民之間的雙重博弈必將在更多的層面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