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姚依林的狙擊下，萬里雖未能躋身政治局常委，但仍出任正國級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下面，講講十二大的具體準備工作。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起草政治報告，一是人事安排。政治報告的起草，耀邦在辭職以前就組織了一個班子。還未開始工作他就辭職了，工作也就停了下來。後來我就把他們召集起來，讓鮑彤也參加進去作為牽頭人，在我主持下開始工作。起草班子還是原來那些人，就加了鮑彤。
我於5月21日就如何草擬政治報告的設想給鄧小平寫了封信，提出要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整個報告的理論根據。系統闡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路線、任務。著重闡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路線的兩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搞活。提出在新的實踐中，必須進行創造性的理論探索。這個報告很快得到鄧的批示，說這個設計好。由於以後的政治氣氛越來越好，十三大政治報告的起草比較順利。
我第一次正式提出三中全會的路線有兩個基本點，兩者互相聯繫，缺一不可，是在1987年1月30日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這以前在1987年1月19日會見匈牙利黨的領導人時也講了相同的話。我在團拜會講那些話的用意，是因為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人擔心會不會改變三中全會的路線。為了解除這個顧慮，我講三中全會路線本來就包括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兩個方面。
沒有想到我在團拜會上關於兩個基本點的講話，很快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對，遭到一些思想僵化的人，某些比較保守的理論家的反對。他們說，不能把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作為兩個基本點並提。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是一個政策、一個方法。前面已經說過，中宣部一個幹部叫盧之超，大概是理論局長吧，竟然布置中央黨校的教育長召開會議，研討兩個基本點的觀點，意思就是要批。
這股風颳得不小。所以我不得不在5月13日召開的宣傳、理論、新聞、黨校會議上；此前還在中央書記處、五人小組討論我這個講話稿的會議上，對這種觀點進行了批評。我說，我們現在講的不是一般的社會主義路線，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四個堅持是基本原則，是治國之本；改革開放是總方針、總政策，都是制定政策的基礎。如果說一個是綱，一個是目，實際上就是借反自由化來貶低改革開放的重要地位。如果沒有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如果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只有四個堅持一個基本點，那麼還有什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呢？因為四個堅持從來就是我們的基本原則，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繼承了這個原則，同時增加了改革開放的新內容。我的這次講話重點是批判企圖以四項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來壓制、貶低改革開放。
經過我5月13日講話，攻擊兩個基本點的論調有所收斂。經過上述這些曲折發展的過程，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才能把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列在一起，作為基本路線的三個組成部分。至於概括為口語化的公式：「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是鮑彤和寫作班子起草文件時寫上去的。這種口語化的概括，鄧小平看了非常讚賞，多次說「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講得好。
以上就是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首先和主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這方面我另外專門再談，這裡只說一句。儘管鄧小平過去對中國領導體制的改革講過一些很好的話，而且在1986年他還強調提出要搞政治體制改革。但在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的時候，他再三提醒、再三告誡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有三權分立的意思，甚至說連一點痕跡也不能有。在這一時期他接見外賓時也講了一些話，說三權分立，互相制約，這種體制沒有效率，辦不成事。實在說十三大政治報告講到政治體制改革有些新鮮的東西，與鄧是沒有什麼關係的。而且他竭力限制和反對在政治報告中有議會政治、權力制約制衡的痕跡。幾次把報告草稿送給他看，他都交代這樣的話。事實上我們的報告中已經沒有這些內容了，他還是要告誡。如果沒有鄧的干預，本來十三大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可能會寫得更好些。
除政治報告以外，十三大籌備工作另一件大事就是人事安排。
早在耀邦辭職前，鄧小平就指定了一個七人小組，負責提出十三大人事安排的方案。人事安排中工作量最大的，也是最關鍵的，就是幾個老人的去留和新的政治局常委的組成。當時有不少人包括我在內，都主張鄧仍留在常委里為好。因為鄧不參加常委，在當時那麼多老人還健在的情況下，常委很難具有權威性。所以我認為不管怎麼樣，既然鄧在黨內的決策地位不會改變，與其讓他在常委外起這種作用，還不如在常委內起這種作用更為名正言順。但鄧堅持認為：如果陳雲的中紀委第一書記、李先念的國家主席、彭真的人大委員長這種格局在十三大不改變，那就是一種倒退，就是國外所說的「保守派的勝利」。他說我們無論如何不能給人這樣的印象。這是1987年3月鄧同我一次談話時說的。但要求他們退下去，鄧自己就不好留在常委里。所以他提出，「一個人全退，三個人半退，即彭真全退，鄧、陳、李半退」，也就是說，鄧退出政治局常委，仍任軍委主席；陳雲改任顧問委員會主任；李先念改任政協主席。一個人保留實職，兩個人擔任虛職。一開始的時候，陳雲、李先念、彭真都沒有表示接受這一方案。鄧就請薄一波在幾位老人中間往來穿梭，幾經周折，看來當時難度還是很大的。直到7月3日，陳雲同薄一波談話時才表了態，說他的工作服從組織安排。陳雲一表態，其他人也就好說了。這樣，這個方案才被勉強地接受下來。
接著，鄧小平同薄一波、楊尚昆還討論了這麼一個問題：即三位老人退出常委以後，他們還管不管事？重大問題的決策，他們還參加不參加？他們如何議論我不清楚，但提出一個意見：今後常委只能有一個婆婆，不能有幾個婆婆。這就是說，三位老人都退了，今後只有鄧可以起這種常委的婆婆的作用。這個說法很形象了，今後鄧的決策地位不變，是常委之上的婆婆，其他人不能這樣。但從以後的情況看，有重大問題鄧還是得同陳雲、李先念商量（主要是陳雲）。這件事薄一波是如何向陳雲、李先念疏通的，我不知道。直到1987年7月7日，鄧在家裡召開五人小組會議，才把老人的去留正式定下來。
就在這個會議上薄一波提出，建議我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講幾句話，宣布今後重大問題仍要向小平同志請教，由小平拍板。當薄一波講這番話時，鄧表示，國際上只要明確了他（即鄧小平）仍是決策者就放心了。因為國內外都把他退還是不退，看作是中國能否穩定的條件。所以後來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我講了那麼一段話，說重大事情還要向鄧請教，請他拍板，就是因為這個會上定的決定。
十三大人事安排，既要仍然保持鄧原有的作用，又不參加常委，以便其他三位老人也退下來，這個最為困難的問題就是這樣解決的。
這次在鄧家裡召開的五人小組會議上，對新的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人大委員長的人選也正式定下來。關於政治局常委，開始提出七個人【1】，在此次五人小組會之前一直是這個方案。後來由於各方面對萬里的意見比較多，萬里有時講話不注意，得罪了些人，老人們對他意見比較多。據說在七人小組醞釀名單時，姚依林說過這麼一段話：萬里這個人，如果一旦有什麼事，他是起鬨的人，也就是說是不穩定因素。在七人小組開會時，姚依林又突然提出田紀雲【2】有問題。說有人反映田安插了一個什麼親戚，而且這個親戚有問題。於是薄一波在向五人小組的匯報會上說，七人小組不同意萬里進常委，另外也提出田紀雲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也沒有時間再去查清楚了。在這次五人小組會上，鄧聽了這些意見後就說，萬里、田紀雲不進常委了，常委名單由七人變為五人。
在這個會上我開始覺得姚依林這個人，平時給人感覺老實忠厚，貌似公正，實際上是工於心計、搞小動作的人。像田紀雲這樣的事，你早不說，晚不說，正在要作決定的時候，你提出來當然會擱置起來。在十二大選舉中央委員的時候也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在選舉前夕，突然有人寫信說某候選人有問題。臨時怎麼查？只好放下。待把問題查清楚，什麼事也沒有，但選舉已經過去了。所以姚依林排斥田紀雲參加常委，這一手可以達到目的。以上就是常委由原定七人改為五人的過程。
就在這次會上，確定由楊尚昆任國家主席，鄧提出要萬里任人大委員長。萬里謙虛地說，他不懂法律。鄧說，可以學嘛，還可以找人幫。這件事定下來以後，鄧怕萬里當委員長有些人接受不了，因為對萬里的意見比較多，還專門找萬里談了次話，要他分別到一些老人家裡拜訪，作些自我批評，取得諒解。萬里這樣做了。
關於總理人選問題，很長時期定不下來，主要是人們擔心李鵬挑不起這個擔子。因為他過去搞技術、搞電力，對經濟接觸比較少，特別是經濟改革，完全沒有接觸。但是陳雲、李先念都非常支持。也有過一種考慮，讓姚依林搞，過渡兩年。因為姚依林對經濟比較熟，不少人對姚依林的印象不錯。但鄧沒接受，一是說姚身體不好，二是說姚工作面、知識面比較窄，過去主要搞財貿工作。當時再找新人一下子也難，估計陳雲、李先念也不接受。所以議來議去，就只好讓李鵬來擔任。由於李鵬對經濟工作不熟，對經濟改革完全沒有什麼接觸，所以當時鄧提出並確定，我當總書記後，仍要負責抓經濟工作，並且仍然由我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組長。鄧還說過，李鵬形象不好，人家說他親蘇。因為他是留蘇學生。有一次他訪問歐洲，沒有請示，也沒有同任何人商量，順訪了蘇聯【3】，所以鄧認為他形象不好，親蘇。要李當總理後表表態，消除人們的懷疑。
這裡說一下，在醞釀總理人選時，是不是考慮過讓萬里來當總理？因為我任總理時，他是第二把手，是常務副總理。據我所知，在醞釀過程中沒有提出過要萬里接任總理。原因有兩條，一是萬里得罪人較多，首先七人小組就不會提出這個方案，七人小組裡不少人對他印象不好；二是鄧也不會提出他，因為他年紀大。鄧一直主張我不做總理後，找一個年輕一些的人來當總理。
在籌備十二大時，人事小組由余秋里牽頭，在耀邦領導下，有事首先向書記處請示匯報，耀邦直接抓，然後再到老人那裡去。這次是由薄一波牽頭，楊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窮【4】、伍修權【5】、高揚參加的十三大人事小組，是鄧小平直接領導的。在耀邦辭職前，鄧沒有過問過這件事；代行常委的五人小組成立後也沒有過問過。這大概是由於這一次和十二大不同，因為涉及幾位老人留退問題，所以鄧把它直接抓在手裡頭，通過七人小組貫徹他的想法。
耀邦辭職後，由五人小組代行常委的職權，五人小組同七人小組似乎是平行的。五人小組代行常委職責，管日常工作；七人小組籌備十三大人事安排。七人小組甚至把中央平時的幹部調動權也抓了過去，說是他們要考慮十三大人事安排，現在的幹部調動、任命也與此有關。1987年因興安嶺森林大火林業部長被撤職【6】，要任命一個新的林業部長，但由於七人小組的干預沒有辦成。當時我出訪在外，家裡工作由萬里主持。萬里對此有意見，反映到鄧小平那兒。於是在7月7日的五人小組會上，鄧才宣布七人小組受五人小組領導；日常幹部調動仍然由書記處和國務院負責，七人小組不要干預。薄一波在會上只好表示同意。實際上薄一波的手仍然伸得很長，經常要組織部長宋平向他匯報，他有什麼意見就告訴宋平，要宋平去辦。薄一波說，十三大人事安排需要對各省、市、各部領導人進行考察，因此組織部在研究幹部調動時，要和他們商量。
在十三大召開前，他還通過宋平向我表示過一個意見：現在的七人小組，十三大以後最好還以某種形式保留下來，以便協助中央把幹部工作搞好。本來七人小組是籌備十三大人事安排的，現在提出在十三大以後還要存在。很明顯，就是要把幹部管理長期控制在他們手裡，我當然不能同意。我要宋平轉告薄，還是按原來定下的，十三大以後七人小組就完成了任務。至於幹部管理方面如何發揮老同志的作用，可以再議。薄的打算被我拒絕，對於他這樣一個十分喜歡攬權的人來說，心裡是很不愉快的。他在1988年積極從事反對我的活動，這大概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注釋：
【1】這裡的「七人」，指原來擬議中的政治局常委的七位人選，即：趙紫陽、萬里，李鵬，喬石，姚依林，胡啟立，田紀雲。
【2】田紀雲（1929-）：山東肥城人。曾任四川省省財政局局長。1983-1993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5-1993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3】編者註：作者記憶有誤。李鵬違反外事紀律，不是擅自決定訪問蘇聯；而是擅自決定要隨行的一位副部長，單方面推遲早已通過外交途經商定的訪問某國的日程。
【4】宋任窮（1909-2005）：湖南瀏陽人。1978-1983年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顧委副主任。
【5】伍修權（1905-1997）：湖北武漢人。1955-1975年任外交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時任中顧委常委。
【6】1987年5月6日至6月2日，黑龍江省大興安嶺發生100萬公頃特大火災。林業部長楊鍾及副部長被撤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