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羅克木刻畫像（作者馬德升）
2018.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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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敬佩的大哥——徐文立
遇羅錦
1976年4月5日清明節一早，那天的天氣格外晴朗。在北京闊大的天安門廣場，墮胎似的自行車和汽車穿梭飛馳。這時，只見一位約二十多歲（實際33歲）、颯爽英姿的青年，他心中懷著「民間的英雄更值得紀念、文革的罪孽一定要清算」的激情，高舉著遇羅克的畫像，邁著自信的、義無反顧的大步伐，豪氣滿懷地登上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層層台階，將遇羅克的畫像安置在紀念碑下南面正中位置的最高的台階上，又接過他妻子賀信彤遞過來的小花圈，緞帶上寫著「中華民族的好兒子遇羅克永垂不朽！」恭敬地向畫像默哀；他，就是徐文立先生。
那期間，人們不斷地擺送悼念周恩來的花圈，每到夜深人靜時分，中共當局便清走紀念碑上的花圈，清明節一早，他們給羅克送花圈時，紀念碑北面已經被紀念周恩來花圈占據，沒有可以突出遇羅克畫像的位置了，所以他們選擇了朝南的一面。
這一驚人之舉，自然招來了在天安門廣場民眾的圍觀，一些人問：「遇羅克？誰呀？」知情的人說：「就是當年寫《出身論》《中學文革報》的遇羅克啊。最後他被槍殺了。」周圍唏噓聲一片，有的說：「對呀，就是應該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民間的英雄和鬥士——曾經付出了生命和青春代價的遇羅克。」
但是，最終，這個飽含深情的畫像和花圈，很快就被紀念周恩來的更多的花圈和群眾的活動淹沒了······
那一年，正值我心情最為低沉的時期，國內「撥亂反正」的政策尚未開始，我的「記反動日記」問題也尚未被平反。那年的嚴寒冬季，知青們都回家探親了，在北大荒的知青都走光了，而我卻毫不知情，還以為我們那個知青點仍在。當我冒著北大荒的嚴寒朔風、用僅有的那點錢買了單趟的火車票，以為還可以在那裡與知青們一起繼續地掙生產隊的工分；趟著厚厚的雪、深一腳、淺一腳地來到了知青隊住宿的老地方。當自己獨立在廣袤荒涼、寒風凜冽、一無人跡的雪地上時，見到知青點的大房子已被農民們早已拆爛、門窗和木料都被劫走時，我呆若木雞地愣在雪地里！回北京嗎？經濟拮据的父母並不歡迎我，小弟羅勉還沒有工作，大弟羅文還在監獄裡，父親仍在街道的管轄和監督之下，無工資地挖著毛號召的全國統一模式的防空洞；全靠母親那一點微薄的工資支撐著全家。我只有硬著頭皮向村里走、哪怕多年來不愈的浮腫病絲毫未見好轉、只好堅持著與農民們一起每天出工苦幹；農民們都把我視為怪物······幾個月後，實在熬不下去了也只有回家，明知那個家是不歡迎我的。此時羅文仍在監獄裡，小弟羅勉仍未分配工作，父親仍在無工資地挖著防空洞；正是在那時，認識了與我家住得很近的劉青以及徐文立二位先生。劉、徐二人年齡似乎相仿，他倆共同主辦了油印刊物《四五論壇》（後來才知：實際創辦人是文立大哥和趙南先生，前身是1978.11.26創辦的《四五報》（有當年照片，現存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他倆視哥哥羅克為心中最為崇敬的英雄。
當時，我家住在北新橋十四條內的一個小胡同里，劉青家在東四14條76號，步行幾十分鐘就能到他家。
第一次去劉青家時，約在初冬。進了院子，只見一間空蕩的屋子敞著門，飄出了油墨的氣味。屋裡沒有火爐，靠牆堆放著捆捆的紙張和已油印好的這期《四五論壇》。我和羅勉與他寒暄著，才知劉青屬狗、與我同歲；而徐文立比我大三歲，他比1942年5月出生的哥哥羅克小一歲。當時文立不在這兒。劉青情不自禁地說著如何敬佩哥哥，並給了我們新印出的這一期《四五論壇》，才知他的戰友徐文立住在很遠的廣安門內白廣路。
那時，北京西單的民主牆剛剛開始，《四五論壇》張貼在那裡，每天被人山人海地圍著觀看，很多人情不自禁地在紙邊的空白處，激動地寫下了許多欽佩和致敬的留言，正如同文革時《出身論》張貼在大街時的熱烈情景。而此時的西單民主牆是百家、千家之言的集中地。
我和羅勉不知如何表達心裡對劉、徐二人和他們戰友的欽佩之情。由於太深的欽佩，話反倒都堵在心裡、不知說什麼好了。其實，我深信羅勉和我想的一樣，更多的想法是為他倆擔心——會被當局抓起來；但我們又無法說出口。我只感到自己對於民主的獻身與追求，比徐、劉二人可差遠了！我和羅勉拿著劉青贈送的油印《四五論壇》步行回家，一路上沉默著幾乎沒話。他想什麼我不知道，我只知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我家從來沒有一次能躲得過。我和弟弟無言地往家走去，悄悄看看他的表情，深信我倆想的一樣：在敬佩他們的同時，是為他們的安全擔心。
初見文立大哥，是在1980年。當時「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已在全國展開。父母的「右派份子」問題、哥哥的政治問題、我的「反動日記」政治問題、羅文的偷自行車刑事問題又粘帶著文革時有關《出身論》的政治問題；家中，除了小弟羅勉以外，個個都有待被平反。就在那時，負責給我家辦案的工作組的組長，親自囑咐我：「不要再去徐文立家了。」他沒多說半句，我已明白：徐文立家一定是早已安裝了秘密竊聽器、他被公安嚴密地注意了！我假裝聽話地朝組長點點頭。
但這話必須得告訴文立大哥，辦案工作組剛一走，我立即騎上自行車去了很遠的廣安門白廣路他家的住處，大嫂和他唯一的小女兒在對面的另一間屋裡。我儘量小聲地告訴了文立大哥，而他的態度竟是那麼泰然，甚至毫無所謂地說：「我早就知道。我從第一天辦《四五論壇》起，就是把命搭進去的。」——我愣愣地看著他，無言以答：眼前，又一個遇羅克啊！
那一面，竟是我在國內與文立大哥的最後一面！
滄桑種種、種種滄桑，我本人的生活一直不平靜：先是《一個冬天的童話》全國的好評如潮，接著就因自己的離婚案全國的壞評鋪天蓋地；再就因愛上了一個老幹部險些被全國的輿論殺死。這些經過的詳細內容，都寫在了自傳小說《一個大童話》裡了，很長時期以來，外加自己的另外三本書和《文集》及與書有關的照片集，一直在加拿大的作家謝寶瑜先生所創建的「綠野出版社」的頁面里，免費供讀者閱讀或下載。
當時，我在國內嚮往著自由，尤其是能夠自由寫作和自由出版書籍的民主國家。1986年2月初，我應一位友人的邀請，乘火車去了德國。而那時的文立大哥，還在監獄裡。文立大哥1981年第一次因反革命組織罪和反革命宣傳罪被中共判15年徒刑；1993年在美國總統柯林頓和各西方民主政府及世界輿論強烈要求下被假釋；大哥在1993至1998年走遍中國，在特務、線人日夜監視、眼皮底下，一直秘密、機智、頑強地為建立反對黨——中國民主黨而努力；1998年被中共再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13年；2002年12月24日聖誕夜，在美國總統布希和各西方民主政府及世界輿論特別努力下，直接從監獄流亡到了美國。之後，他們一直生活在美國的羅德島州，大哥服務於常春藤聯盟之一的布朗大學，2003年榮獲布朗大學人文科學榮譽博士（L.H.D.）。
我曾寫過一文《劉無敵為何被害死滅口？》，發給了曹長青，他立即發表在了他的「曹長青網站」上。後來，此文也發表在我的「博訊文集」（『百家爭鳴』論壇）和綠野出版社的我的《文集》裡。我在此文里把劉曉波與文立大哥做了比較：他倆不同的性格、公安幹警們對他倆的觀察、了解和比較，最終，為何一個被死掉、一個卻安然出國？誠然，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絲毫不代表別人。
我不是一個天生的政治家，從小時起，對於政治、黨派、組織都無興趣；我和哥哥的性格完全相反。我只喜歡（或擅於）獨自地寫類似小說的東西：動作、表情、內心、景物、押韻的詩歌等等，每寫這些總是得心應手、毫不費力；除此之外，自己寫什麼都費勁！我深信自己天生的就不是搞政治的料。因此我在海外任何組織或團體也沒加入，不是覺得它們不好，而是深知自己不是那塊料。
信彤大嫂比大哥先到過美國二次，但是為了自己的夫婿毅然返回國內，堅守在獄中的大哥為了照顧他；大嫂最為艱難的日子是在1981至1993年，特別是在開始的那些年，大陸的民眾已經被「向錢看」大潮裹挾，政治犯的家屬幾乎掉進了看不到一絲絲光亮的深淵，最可憐是幼小的女兒甚至遭受過老師的當眾羞辱！十幾年間，僅僅靠大嫂那柔弱的雙肩挑起：為獄中大哥儘可能送一些營養品和好吃的如醬（吳祖光是大嫂長兄的幼年同學、他太太新鳳霞有送「牢飯」的經驗，她教大嫂，在不顯眼的「醬」里放足肉、海米等等好東西。）同時，為不讓女兒的生活水準下降，接受良好教育，大嫂最多的時候，兼任4項工作······，自己累得骨瘦如柴。
苦盡甘來，大嫂和大哥在2002年的聖誕夜一起坐頭等艙來到了美國，這時他們的女兒已經完成了藝術類的最高學位（據說，全世界只有英國大英博物館才有資格招收藝術類博士），獲得碩士畢業於波士頓大學，特別選擇了在美國東部最偏僻的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的私立中學教書，現在和丈夫、孩子工作、生活在舊金山。
2001年7月、2008年9月，我兩次去美國，也給文立大哥、大嫂打過電話，遺憾的是，竟然都未能見成；本來很想去看看他家，也未能如願。
2010年6月，文立大哥與他的友人來德國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建立中國未來「第三共和」進行歐洲萬里行，事先我絲毫不知，他也並未說何時來看我；而那幾天我和海曼已出遠門旅行。事後文立大哥說本來想給我一個驚喜——怎就這麼巧，我見不到他、他也沒見到我、是否都是他那個「意外驚喜」的念頭鬧的呢？！
其實，人與人之間是否親密或疏遠，與見不見面是毫無關係的。往往好友之間一輩子未見過，那友誼卻遠比見過面的還要牢固、還要更加值得回憶；往往，本來以為友誼很不錯的神交朋友，見了面之後卻反而大失所望或吹台。我倒更傾向於不見面的那種：彼此的幻想能把友誼洗滌得更為完美和純潔；直到帶著這樣的幸福心情，去宇宙的外星人那裡報導並與天外的世界融合。
將這篇誠心之作，獻給我尊敬的文立大哥、大嫂，獻給2018年的聖誕節！
2018.12.24德國 Passau
紀念文革懷念遇羅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博訊來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