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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獄中是怎樣知道林彪事件的

作者:

方子奮,高級工程師。「九一三」事件發生時30歲。1970年在「一打三反」中被誣為「現行反革命」,判刑10年。當時在南京第四工具機廠(江蘇省第十一勞改隊)服刑。

到了1971年秋,我的刑期下來已經兩年出頭了。這年的「國慶」前沒幾天,我被調入設計室搞設計。當時我所在的勞改隊(南京第四工具機廠)開始生產「大橋」牌212越野車,我的機械設計老本行,終於使我逃脫了地獄般的出窯勞動,從「糠籮」跳進了「米籮」。

按勞改隊慣例,「國慶」放假三天。勞改隊裡犯人放長假是令管教幹部特別頭疼的事,為了防止犯人閒得無聊搞「名堂」,每天總要組織我們集中學習,讓大家圍坐在一起相互盯著。話雖如此,為了多少營造點節日氣氛,每天也恩准我們可以自由活動幾個小時。在這點難能可貴的自由活動時間,刑事犯們大多幹些拆洗縫補衣物之類的事,我們「反革命」主要是去閱覽室看報紙。勞改隊雖然對入口的食物控制很嚴(出於改造需要,讓犯人處於半飢半飽狀態永遠是最理想的選擇),但對精神食糧的供應相對要寬裕得多,外面公開發行的幾家大報,我們在裡面基本上都能看到。

1971年的那個「國慶」,我注意到了一個反常現象:我看遍了閱覽室內所有報紙,發現沒有任何中央領導人參加國慶活動的報導。按多年來的新聞老規矩,國慶前晚的招待宴會,「十一」的遊行慶祝,天安門城樓的晚會,這些都是報紙絕對不可或缺的頭版內容,與此同時少不了的,還有無產階級司令部頭面人物亮相的照片。可這次什麼報導都沒有,最令人驚異的是,偉大領袖和他親密戰友林副統帥的「紅寶像」也沒登!

出於「反革命」的靈敏嗅覺,我立馬感到這個反常現象後面一定隱藏著某個不為人知的重要信息。只是猜不透到底是什麼。作為「現行反革命」要犯,在高牆電網裡雖然不敢亂說亂動,但畢竟還沒嚇到不敢亂思亂想的地步,我甚至猜想到,報紙上之所以沒報導「國慶」節中央領導人露面,是不是偉大領袖龍體欠安,甚至已經嗚乎哀哉了,只是秘不發喪而已?不久後才明白自己高興得太早,他老人家當時仍然「神采奕奕,紅光滿面」,直到五年後才一命歸西。

「國慶」一過,一切又恢復老樣,每天出工→收工→吃飯→學習→睡覺,報紙的事也漸漸不多想了。

這年的10月25日,大陸中國在聯合國終於撈到了席位。當時大小報紙一連熱鬧了很多天,我記得單是各國發來的賀電、賀信,就在《人民日報》上整版整版地登了一個多星期。大約是在10月28日前後某天傍晚,和我同中隊的陳眊子上廁所經過我鋪位時,忽然把一張摺成書本大的《人民日報》丟在了我床鋪上,同時朝報紙呶呶嘴,示意我看看。我瞟了一眼後發現,有一小段鉛字下面用紅筆畫了一道槓槓。顯然,那是他特意讓我看的內容。

這陳眊子真名陳志瓊,同我一樣也是「現行反革命」。他原先在小火輪上當水手,船上空閒時間多,無事時三個小年輕天天湊在一道吹牛,後來不知怎麼議論起林副統帥的長相來,說林彪倒八字眉毛,一副白臉奸臣相,一看就不是好人,順帶又針對文化旗手江青同志講了些大不敬言論,結果被打成三人現行反革命小集團,他判的最輕:六年。這位反革命老弟有兩個特點:一是深度近視,故而我的老難友曹君給他取了個綽號「眊子」;再就是愛看報,一份報紙到他手裡,從報名題頭到印刷日期,若不全部看完,決不輕易放手。此君還有個長處:記憶力特好,經常能背出人民日報社論的大段內容。他和曹是我勞改期間的同「窗」鐵哥們。

「眊子」一走,我沿著他用紅筆劃出的文字看了起來。那是一份非洲小國發給中國政府的賀電,它夾在眾多國家發來的賀電賀信中極不顯眼,若非有「眊子」這種難得的細心讀者,恐怕沒人能注意到。

賀電全文不長,除了一番阿諛奉承外,其中有段話立即吸引住了我:「……我們深信,不久之後我們將會高興地看到北京出現一個新的、穩定的和諧政權」【註:由於年代久遠,我不敢保證自己記得字字準確了,但意思絕沒什麼出入】。

在所有的賀電賀信中,內容都是千篇一律祝賀中國恢復聯大席位,唯獨這個不起眼的非洲小國獨出心裁地提及「不久之後我們將會高興地看到北京出現一個新的、穩定的和諧政權」,這意味著什麼?

是這個非洲蕞爾小國由於文化落後,只顧瞎奉承而用辭不當?還是它探聽到了中國已發生的某些秘而不宣大事,一不小心說漏嘴捅了出來?

不過想想也不對。中國外交宣傳口都是些人精在把持,即便那個非洲小國的賀電中用辭不當,中方肯定會加以適當修飾;如果是無意中說漏嘴捅出了一些不便公之於眾的消息,那也絕對會一刪了事,怎麼也不可能讓其出現在《人民日報》上。

關鍵在於,自從徹底打倒「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粉碎了「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無產階級司令部」一直「緊密團結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周圍」,現在這個非洲小國賀電中突然冒出來「新的、穩定的和諧政權」一語,那表明中共現有的政權既不穩定,又不和諧,這究竟指的什麼?

結論只有一個:北京最高層可能出事了,而且出的是大事!

最高層出事,無非是又有新的倒霉鬼被打倒。當晚我在閱覽室仔細翻閱了近月所有報紙,偉大領袖語錄天天照登,周恩來的活動時有報導,江青也偶爾亮相,林彪雖未見提及,但他一貫很少露面,何況兩年前剛作為接班人寫進中共黨章,絕不至於出問題,這四個頂級人物不出事,又有什麼大事可出呢?

想來想去,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出工上班時,我瞅空去找「眊子」就此事嘀咕了一番。「眊子」的看法同我如出一轍,不過有一點他比我考慮得更深遠:他認為非洲小國賀電中那段話是中方有意讓它出現在報紙上的,很可能是中國政府借這個不起眼小國的這段話,暗示中國已發生了某件大事,只不過暫時不宜宣布,為不久之後的公之於眾預先打一個小小招呼,到時不至讓人感到過於突兀。「眊子」還認為,說不定這段話是中方通過外交渠道讓那個非洲小國故意寫進賀電的,這種第三世界的小小夥伴,甩根骨頭給它什麼都願干。

我和「眊子」又對毛、林、江、周過了一次堂——毛太祖沒死可以肯定;毛在江青不會倒,這也可以肯定;林彪是毛的「親密戰友」,又是欽定的接班人,毛決不至於自己打自己嘴巴子搞倒林彪,這同樣毋庸置疑。既然如此,唯一可能出事的看來只能是周恩來了。毛對周猜忌已久,前幾年之所以沒動他,是因為幫凶人手不足,不得不用周來救急,如今文革大業眼看已經初定,該是對周下手的時候了。

可想想還是不對。按中共的傳統套路,不管什麼頭面人物一旦失勢,報紙上決無可能讓其以正面形象出現,但是最近以來周恩來為了中國恢復聯大事,一直頻頻露面,《人民日報》上幾乎天天有他的活動報導,怎麼也看不出已被打倒的跡象。

這四個人都沒事,其餘的人任誰也同「新的、穩定的和諧政權」沾不上邊,那這句話到底指的什麼?我和「眊子」怎麼也猜不出。

沒隔幾天,謎底答案終於有了。

我們勞改隊規定每月11號家屬來接見,1971年11月11號那天正是接見日,那天臨近中午時,「眊子」帶著詭秘的笑容悄悄把我拉進廁所,當時裡面正好空無一人,我倆假裝大便蹲在一起,「眊子」低聲告訴了我一個重大消息:林彪死了!同時講了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溫都爾罕的大致經過。

我問他消息從何而來?他稱是上午二姐來接見時告訴他的。

「眊子」姐弟六人,上面五個全是姐姐,他母親四十出頭才生了他這個寶貝兒子,因此五個姐姐個個對他疼愛有加。「眊子」二姐是個幹部,在鄭州某研究所工作,辦公桌對面坐的是張愛萍的兒媳,兩人是無話不談的好友。當時張愛萍雖然還沒被「解放」,但他親屬們的高層人脈關係仍非常人可比,在林彪摔死後沒兩天,他們就知道了內情。張的兒媳了解「眊子」二姐有個弟弟因為議論林彪吃了官司,便把這個對外保密的消息暗中告訴了她。「眊子」二姐得悉這個驚人內情後,立即請假回了南京。第二天恰逢接見日,便在接見時告訴了「眊子」。附帶說一下,那時勞改隊接見分批進行,每批十來人,犯人和家屬可以湊在一塊談話(不像現在隔著厚厚的玻璃只能用電話交談)。旁邊雖有管教幹部巡迴監督,但他們無法顧及每一個犯人和家屬的談話內容。

聽了這個消息後,再回顧前段日子從報紙上看到的反常現象,我們一下恍然大悟——「國慶」之所以沒搞任何慶祝活動,那是為了掩蓋林彪缺席給老百姓造成的疑慮;而那個非洲小國賀電中的那段話,恰恰正是針對副統帥林彪倒台的暗示。只不過我們做夢也沒想到林彪竟然也會反毛,並且下場那樣慘。

當天下午我和「眊子」又把這消息轉告了曹,三人免不了大大幸災樂禍了一番。最為開心的是,毛太祖終於自己搧了自己一個嘴巴,這下倒要看他老人家怎麼挖空心思編謊話來糊弄全國老百姓了。

就這樣,在八億革命群眾還蒙在鼓裡、繼續還在敬祝林副統帥「身體永運健康」的1971年11月初,我們三個關在高牆裡的「反革命」,居然搶在全國絕大多數革命群眾(當然也包括我們勞改隊的管教幹部們)前頭,率先知道了林副統帥的不幸結局。

又過了一個多月,隨著「九一三」事件在社會上越傳越廣,勞改當局也向我們勞改犯宣布了林彪事件。具體內容什麼也沒提,只是宣布林彪是壞人,是叛徒,是反革命,是反毛主席的,今後不准再稱他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或「林副統帥」,再不准祝他「身體健康,永運健康」。

林彪倒台消息一公開,不少由於攻擊林彪而被判刑的「現行反革命」開始不安分起來,一些僅僅罵了幾句林彪而進來的更是憤憤不平叫屈,紛紛上書申訴要求平反:「我們過去是反林彪的,事實證明我們沒有反錯」、「我們早就看出林彪是奸臣,因此才堅決反對他,現在該是替我們伸冤的時候了」……

我的大腦可沒發熱。當然,也沒這種膽量。

首先,雖然我以前也攻擊過「林副統帥」,但是除此之外,以偉大領袖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成員,幾乎全被我「瘋狂攻擊」遍了,如今去掉一個林彪,也減輕不了我半點「罪惡」。再者,被我「瘋狂攻擊」過的還有「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攻擊其中任何一項,都屬於十惡不赦的彌天大罪,怎能因為「林副統帥」的倒台而一筆勾銷?即便「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夥計們都死光了,也輪不到我鳴冤叫屈!

更關鍵的是,林彪的倒台只不過是他和毛之間狗咬狗權力鬥爭的結果,這同我們這些「現行反革命」絲毫沾不上邊,偉大領袖費了一番心血好不容易將我們關進籠子,難不成為了一個林彪就大發慈悲將我們放出去?稍微想想就該知道沒門!

果然,沒隔幾天全廠開了個「認清大好形勢,加深認罪服法」大會,政委在會上嚴厲地批判了少數犯人「利用林彪事件翻案」的「罪惡企圖」。他那番狗屁不通、自相矛盾的「高論」足足講了三個小時,有些話時隔四十年後的今天我還依稀記得:「……近來,有些人利用林彪事件颳起了一股翻案妖風,這些人自稱早就看出林彪不是好人了,我就不信你比我們還英明?你比我們政治覺悟還高?」「我在此警告這少數人,認清形勢,加深認罪服法,老老實實接受改造,這是你們唯一的出路,任何翻案企圖都不可能得逞!否則必將受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沉重打擊!」

這盆冷水兜頭一澆,從此無人再敢「翻案」。

「林副統帥」之死,我們這些反過他的「現行反革命」不僅沒沾到半點光,到1974年初「批林批孔」運動時,反倒和其他刑事犯們一樣,統統成了林彪「復辟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

那次「批林批孔」運動把我們折騰得夠嗆。原先規定我們每晚學習2小時,為了配合「批林批孔」的深入開展,特地又加了1個小時,當時正是冷天,晚上3個小時坐下來,個個凍得通體冰涼,恨得牙痒痒的,但誰也不敢有絲毫不滿,嘴上還得按照上面要求,把自己的犯罪和「林賊」的反黨罪行掛鈎,狠挖自己和林彪的思想聯繫,挖空心思將自己「打扮」成林彪「復辟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少數不識時務拒絕自我「打扮」的,輕者小組批判,重則大會批鬥,戴鐐上銬。有個因開挖土機翻車壓死人被判了兩年的肇事犯,就因為死活不承認自己是林彪的「社會基礎」,整整被鬥了一個月。

中國的革命辯證法歷來就是如此詭異,某位政治明星在台上耀武揚威時,誰若「攻擊」他幾句,馬上就成為「現行反革命」;一旦這位明星倒台了,「攻擊」過他的人則立刻又被搖身一變,成了他「復辟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我在十年勞改期間,曾先後有幸地成為過劉少奇、林彪、鄧小平「復辟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到了1978年,正當勞改當局準備將我們納為「四人幫」的「社會基礎」時,幸好天變了,以至這輩子不過由於缺了最後這頂「桂冠」而未獲「社會基礎」四項全能資格認證。這是後話了。

「批林批孔」結束後,在我剩下的五年刑期中,林彪雖然沒再「直接」打擾過我們,不過在長年累月的認罪服法教育中,每當我們深挖狠批自己犯罪根源時,總忘不了捎帶上林彪。我們「現反」自不必提了,犯殺人、放火、搶劫、強姦、盜竊、詐騙、甚至交通肇事罪的,無一不把自己說成是因為中了林彪的思想流毒才走上犯罪道路的,總之,林彪成了形形色色罪犯的「精神領袖」。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76年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到那時,「林副統帥」的位置才被「鄧副總理」暫時取代。

「林副統帥」的陰魂正式從我頭頂上消逝是1979年9月。那時我剛十年刑滿出獄不久,一個陽光熾烈的下午,我有幸接到了南京中級法院的平反判決書,那上面提到了林彪。法院對我的複查結論是「……所謂反革命活動,並無事實,應予否定;所謂攻擊言論,主要是針對林彪、『四人幫』倒行逆施不滿。因此,原以反革命罪論處,顯屬錯判。」至此,林彪終於和我此生的緣分劃上了句號。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令人眼花繚亂的八十年代一晃過去了,隨著經濟大潮的席捲,時間很快又推近到了二十世紀尾聲。林彪,這個昔日曾經不可一世的儲君,也早已隨著歷史的變遷,褪變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政治符號,而新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已根本不知道這個符號在他們父輩的往日生活中曾經意味過什麼。就在這二十世紀末的1999年,大約是命運的一個小小安排,我竟然和這位28年前即已消逝的副統帥後人有幸得以結識。

準確地說,這位後人只能算是「林副統帥」的准後人——當年名噪一時的林彪準兒媳張寧女士。

當時她從美國回到故鄉南京探親,通過一個偶然機會認識她後,我和她見過幾次面,並就某些同有感悟的話題閒聊過。

一位當年副統帥府上名貴的嬌客,一個昔日身陷牢房的囚徒,在共同經歷了命運的詭雲譎波之後,懸殊的身份差距終於消失殆盡,使我們得有可能平等地面對而坐;而那年她差點隨「三叉㦸」上天的命懸一線的險遇,和我當年就差半步即將被押赴刑場處決的危境,又何其相似乃爾!這為我們的交談提供了契機。

在同她的幾次閒聊中,我從未向她打聽過半點當年林府的秘聞,她也隻字沒提過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我們的話題幾乎一直圍繞一些只有劫後餘生者才感興趣的內容——對命運的理解,對人生的感悟,包括對宗教的認識。有時我們也會談到吃,她同我一樣,很喜歡南京的一些地方菜。

有天在宴請她的席間,我同幾位在場作陪朋友閒談時提到了本文前面的那些陳年軼事,她在聽我敘述的過程中,那張風韻猶存的臉上一直非常平靜,幾乎看不出任何表情。我講完後,她優雅地伸出手來指了我一下,反過來又點了點自己,接著又指向上空停留了兩三秒鐘,然後平靜地說道:「您,我,他們,過去所發生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倖存下來的您和我是這樣,」說到這裡她停頓了一下,抬起那雙美目向空中瞥了一眼,「他們,也是這樣。」

不愧是當年優秀的歌舞演員,雖然年過半百,語音仍然那樣悅耳又富磁性。不過在她那宗教虔誠的後面,我總感到似乎在隱藏著什麼。是多年坎坷積澱形成的睿智?是韶華漸逝後升華出的參悟?還是一種在命運面前難以掩飾的無奈?我說不清,但又不能排除它們。

又是十來年過去了,每當和朋友們閒聊中談到林彪時(這是談及中國近代史時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耳畔不由會出現張寧女士那段悅耳的語音:「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是啊,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否則,怎麼說呢?

「林副統帥」,「親密戰友」,「『九一三』事件」,「『571』工程紀要」,這些當年國人再熟悉不過的名詞,隨著四十年光陰的流逝,終於漸漸蒙上了一層歷史塵埃,但於我而言,它們卻像昨天才發生過似的,依然那樣清晰,那樣新鮮,那樣令人瞠目結舌……

歷史作為一門學科,我從來對它不感興趣。我之所以對某些歷史事件念念不忘,是因為它們正好發生在我的青年時代,林彪事件發生的那年,我剛剛三十歲,對一個行將就木的古稀老者,還有什麼比三十歲的青春歲月更彌足珍貴的呢?與此相應的是,在我三十歲時身邊發生的一切,它們當然將被永遠銘刻在我的記憶深處。常愛回憶自己年輕時發生的故事,幾乎是所有老人的通「病」,正因如此,當啟之先生在林彪事件四十周年之際特邀我寫一篇回憶文字時,我沒有片刻的猶豫就一口答應了下來。

啊,歷史,四十年前中國的那段歷史!

啊,青春,我那三十歲的青春歲月!

2011年5月14日於南京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記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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