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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資產前世今生 六十年輪迴又將開始?

老上海的圖景(網路圖片)

在中國現代史上,有一個階級,它的活力突然消失,生命中止了,如同划過夜空的流星。但是過了近三十年,它又驟然復活了,呈現蓬勃的生命力,發出眩目的光華。然而,這撥崛起的人和前一撥消失的人,基本沒有關係,甚至沒有一點家族的血緣,但它們同屬一個階級。

這個階級以前叫資產,或叫民族資產。現在叫民營企業家,或簡稱老闆。

我的父親就是當年其中的一員。

我兒時的很多夥伴,家裡都是資產。上世紀的五十年代,上海有許多資產,大都住在上海的徐匯、靜安兩個區。

關於父親,我有很深的幾個印象。

一個是,我的妹妹當時只有6歲,她和小朋友到淮海路上去玩,路過陝西路、淮海路口的公泰水果店,有一隻桔子滾出來,滾到她的腳跟邊。她覺得好玩,就撿起來,帶回來了。父親回家發現了,問清原委,就牽著妹妹的小手,穿過兩條馬路,走到公泰水果店,對營業員說,小囡不懂事,對不起了。

另一個印象是,公私合營後,我父親擔任南京路一帶十七個店的私方經理。現在我明白不過是做做樣子,沒有權利的。我當時不會懂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父親的基本權利就是寫思想改造。鍵盤敲到這裡,我面前就浮起他的一張苦澀、尷尬的臉。

我記得父親是從來不用公家的信紙信封作私用的,他要寫信就到文具店裡去買的,往往派我去,是上海電影院旁的一家文具店,離我家不遠,他一喊,我就去。有意思的是,父親認為思想改造是他的私人事情,所以他寫思想彙報也一定要用買來的紙。那個時候,私信是很少的。所以,每次叫我去買信紙,我已經知道了它的用途,心裡就替父親難過。

我始終記得他寫思想改造的樣子,他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在房間里不停地徘徊,就像蒙了眼睛的驢子推磨。他的臉是有輪廓的,卻像被無形的門軋過一下,有點模糊。父親的字是很有味的,他寫的近似於草書,點劃不羈,現在回想,有點王鐸的意思。當時我不懂,還驕傲,以為他的字不好看,不如我寫的。現在想,他用那樣的字寫改造彙報,可惜了。更可惜的是,他那時的改造檢討,竟一份都沒有保留下來。

1955年是資產的人生大轉折。關於這個轉折,沒有多少留存的文字,只有一些遙遠的零星的記憶。我曾經聽父親說起,那個時候,幾乎是送的,排起隊,搶著送廠送店,恨不得什麼都送掉,好當一個光榮的工人階級。事實上,早先的三反五反已經讓資產膽戰心寒,強權早已摧毀了資產的抵抗意志,所以公私合營所到之處,幾乎是摧枯拉朽。

不過,政府也是聰明的,是有選擇的。我記得,那時的上海馬路旁,有一些煙紙店,做著非常薄利的小買賣,實際他們也就是城市貧民。他們一心想被合營,眼巴巴地渴望著,但是政府卻推出巴掌。於是,他們垂頭喪氣,只能守著一家薄店,賣點針頭線腦、肥皂、草紙。後來都憑票了,針頭線腦也不能賣了,只好賣一分錢一包的鹽金棗,上海的小孩很少有沒吃過鹽金棗的。煙紙店生意慘淡,他們在生存線上艱難地活著。

當然,也有個別資產不老實。我的姑父就是這樣的人,每年過春節,他們一家都要到我家來拜年,吃飯的時候,大家都埋了頭挾菜,他卻直著脖子高聲說話。他的太太皺眉頭說,你不講話,人家不會把你當啞子,你以為就是你有本事啊?

他低下頭吃飯,沒一會又把脖子直起來。

他是做橡膠生意的,早先已經吃過軋頭了,在1955年又說了一些不合時宜的話,惡運纏上他了。開了批判會,越開越激烈。一天,他消失了,不知上哪裡去了。全家人找了一天,都沒有找到。那是一個初冬的早晨,我賴在被窩中沒有起床,有人敲門了,寒風鑽進來,刺骨地冷,我又往被子中縮了縮。來的是堂哥,他和父親嘀咕了一會,說找到了。父親穿戴好,匆匆出門了。

到傍晚父親才回家,他的臉色十分難看,好一會才說話。姑父的屍體找到了,他是跳黃浦江了,卻不知從哪個地方跳的,一路漂下去,一直漂到高廟,才被撐船的人發現。他們去認領時,屍體的腦袋腫得像一隻畚箕,認不出了,只是根據身上的衣服才確定是姑父。自絕於人民,沒有話好說,姑姑還不敢大聲哭,低低地抽泣。第二天父親又趕去了火葬場,替他的妹妹料理了後事。

父親是很少和我們談公私合營的,如果避不開了,都是說好的多,問深了,就沉默不語了。我想,纏繞他們心中的肯定是個強烈的問號。不是說好的,民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同盟軍”么?不也是說好的,新民主主義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么?怎麼說變就變,蒼狗白雲,貓兒的臉嗎?一夜之間,他們從同盟軍變成了革命的對象。

以前是炮火連天,後來據說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他們躊躇滿志,還沒有施展拳腳,已經消亡。

大概某人只是動了一個小手指,他看得太透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天生是軟骨頭,不堪一擊。

不留戀是不可能的。父親多次說過,上海的南京路是一個黃金地啊,他的店就在南京路上,櫃檯里擺垃圾都賣得掉。我相信,父親講的是實情。上世紀五十年代,哪像現在有如此發達的網購,而且很多小城市的商業都不發達,物流基本是零,所以,上海的南京路十足是一個購物的聖地,是父親失去的天堂。

我認為,有一個問題在理論界始終沒有弄清,為什麼1955年民族資產階級掌握生產資料是不應該的,為什麼三十年後,又允許、鼓勵另一批人掌握生產資料了呢?沒有人從理論上解釋過這個問題。同樣,沒有人為歷史的曲折反覆而認賬。

可以說,就從1955年開始,自由經濟被最後扼殺了,計劃經濟徹底實施了。從此,溫和的時期過去了,中國逐步進入物質緊缺時代。票證時代應運而生。糧票、油票,肉票、魚票、豆腐票、菠菜票、粉絲票、布票、棉花票、肥皂票、線票等等,這些年輕人從來沒有見識過的票證,將緊緊伴隨老百姓的生活。

民族資產階級被廉價贖買了。棉布大王、桐油大王、百貨大王、火柴大王都受招安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那時還是“不流血”的革命。對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資本家可能是最好的結局。強大的專政工具在手中,卻不奪走你,而是贖買你,給你錢讓你過日子去,還能怎麼樣?儘管賣得便宜,但還是給你錢的呀。相比於幾年前腥風血雨的土改,地主一個個掉腦袋,民族資產抽了個上上籤。

他們從來沒有想過反抗,連反抗的膽子都沒有。無論是在1949年之前還是之後,他們都是在強壓下生存,這種強壓猶如是鐵籠子,嚴格限制了它長大長壯。它從來就是一個稚嫩的帶著病容的孩子,從來就沒有長成一個有模有樣的大人。

父親他們也樂得圖個清閑,我們的教科書早說了,資產階級是貪圖享受的階級。現在,他們的進取性被消解了,創造力也被取消了,但是手上還有幾個錢,所以,只剩下一種享受衝動了。那時,如果有人指著一棟洋房對你說,這家人家是資產。那你反應基本上就是稱讚,是羨慕。

說實話,那時的資產是倒而不臭,或者說像上海的臭豆腐,聞聞臭,吃起來香。他們變著花樣享受。但是,當時的上海灘的享受極為有限,於是他們在狹窄的空間里,使盡全力,最後也只剩一個字:吃。

《上海的早晨》中寫過一個星期二聚餐會,寫得有聲有色,登場的資本家個個栩栩如生。可見,資產聚餐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我們的筆頭必然要涉及資產的另一個任務:寫改造彙報,寫檢討。這裡,我們不妨把視野放寬一點,寫檢討是中國的特色,那個年代,誰人能不寫?誰人能逃脫?現在年輕人不會知道,他們離那些太遠了。我也生得晚,只是趕上寫檢討年代的尾巴,我在中學裡也寫過檢討,罪名是為剝削階級的父母翻案,寫得心裡一片凄涼。那時,寫檢討太是家常便飯了。這是中國的一個偉大的創造!可以進入吉尼斯紀錄。上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就是一個寫檢討、寫認罪書的年代。小至雞毛蒜皮,大到滔天罪行,無一例外,都要匍匐在地,誠惶誠恐。

讓你寫檢討,已經證明你有錯有罪,首先打掉了你的自尊和自信,讓你在嚴峻殘酷的鬥爭中立時落了下風。於是,你就會盡量地作踐自己,弄髒自己。原來你內心可能還有一點不服,但經由這種無底線的作踐,很快讓大多數人相信,自己是有罪的。

資本家更是難逃了,他們有剝削的原罪,這是娘胎裡帶來的罪惡,讓你寫一輩子檢討,寫到咽氣的最後一刻,是天經地義!

為了彌補這種巨大的驚恐,取得心理平衡,資產們別無他法,只能用手中僅剩的錢抓緊吃。

我的一些少年夥伴,圍在一起回憶,都會提到,那年月,父輩們最熱衷的事,就是趕來趕去吃飯。他們中間常常傳遞一些消息,這家店的響油鱔糊呱呱叫,上海灘數它第一家。那家店的清炒蝦仁好,食材新鮮,大師傅手藝高。這家店的牛排嶄!他們趕過來,趕過去,沒有黃包車了,擠公共汽車,外加11路兩條腿。

新雅、梅龍鎮、杏花樓、燕雲樓、老正興、揚州飯店、黃寶和等;西式的有紅房子、德大、天鵝閣、萊茜等;買奶油蛋糕的有哈爾濱食品廠、上海食品廠、老大房、凱斯林。他們如數家珍,他們是這裡的常客。有時還竄到七寶,竄到龍華。那個時候,上海灘上象點樣的飯店,不可能沒有資產的腳印。

吃啊吃,那是個舌尖享受的時代。

走進花園洋房的弄堂,從玉蘭樹下會傳出叮叮咚咚的鋼琴聲,有的人家還把女兒送去學芭蕾舞,老師是俄羅斯人,住在南昌大樓里。俄羅斯老師非常嚴厲,拿一把戒尺,女孩跳得不好,就朝她光裸的小腿上抽。

啊,羅曼蒂克,那時環境還算寬鬆,資產在營造一個屬於他們的天地。

但是,好夢不長,紅色的狂飆興起了。資產的美夢瞬間破滅了。資本家成了橫掃的對象。黑五類他們幸運逃脫,黑七類把他們一網打盡。那時,我們那裡的弄堂天天敲鑼鼓,敲到哪家人家停下來,紅衛兵、造反派就一擁而入。因為住的大都是資產和有問題的人家,有些弄堂幾乎是挨家挨戶抄。抄過之後,安靜下來了,過一段辰光,鑼鼓又敲來了,原來換了一批紅衛兵,前面是別人抄的,他們沒有挨上,覺得吃虧了,不甘心,又上門來了。

我們家是從海外回來的,又是資本家,遭受了殘酷的迫害。我在《為了忘卻的記憶》中有詳細的記載,此處省略。而父親店裡的職工,則是溫良恭儉讓,因為父親平時對他們不薄,逢年過節還備下一份禮,他們還都記得,所以遲遲不來抄家。

而母親在的體校,一些造反派兇惡殘暴,用鐵鏈抽瞎母親一隻眼睛,還逼她自殺。他們前後來兩次抄家,還打電話給父親單位的職工,讓他們一起採取行動。職工們不得不來,但只是做做樣子,虛張聲勢喊兩句,暗中還保護父親和我們孩子。

我有一個朋友,家裡也是資產,他們家被抄了整整八天八夜。整幢樓的地板全撬開了,花園草皮也給翻了個遍。造反派還是不甘心,目光瞥到了竹籬笆上,可已經累得不行,就讓我的同學兄弟幾個一起干。於是,紅衛兵、造反派和資產階級狗崽子肩並肩,把竹籬笆全拆了,一根一根剖開,看裡面是不是藏有金銀財寶。

這算個有趣的案例。後來,工總司司令王洪文把他家當行宮,有時夜深人靜,忽然開進他們的家,進了後樓,臨時住一、兩天,這是嚴格保密的,外面誰也不知道,我的同學一家也不知道,只知道有個大人物。後來看見了,才知道是王洪文。不過,王洪文也沒有為難他們,他住進來,反倒太平了。

等文革結束,抄家物質還回來了,其實只是象徵性地給一點。我家的清單上寫著:一顆貓眼作價10元,一顆碧綠的翡翠鑽戒100元。有一次,母親意外踏進一家翡翠店,險些昏倒,那些貨比她的不知差多少,都標價幾萬幾十萬。而她的都是頂級貨。從此她再不進這類店。

惟有一隻鑲有3點95克拉的大鑽石、九顆小鑽的鑽戒,折價2819元8角。

但我們兄弟姐妹,沒有一個人多想,算了,計較什麼,沒送掉命就是大吉。至於我們,應有自己的前程。

又開始吃,但資產已經衰老了,早已沒有當年那股吃勁了。這是一個沒有出息的階級,他們生不逢時,不可能有出息,他們的政治和經濟生命早已結束,他們的生理生命也進暮年了。又過了十多年,他們都沒來得及和新一代資產階級交接,就匆匆離世了,喪鐘早為他們敲響。

我們描述的對象已經壽終正寢。

現在我們簡要地回顧一下新的資產階級。他們的誕生,是那麼的突然,沒有一點預兆,他們似乎是從地下突然冒出來的,星星之火,一夜之間就在上海灘燎原,在中華大地燎原。最初他們販賣羊毛衫,做水產生意,倒賣國庫券、票證。發財的幾乎都是無業人員,其中不少是剛從監獄裡出來。因為他們一無所有,膽子最大。接下來才是創業發財,科技發財。三十多年,中國經濟創造了奇蹟,民營企業家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又過去三十多年了,現在人們開始聲討他們了,指責他們為富不仁,說他們奢侈糜爛,揮金如土。指責他們套空上市公司,甩賣股票。我相信,有這樣的人,但不是他們中的大多數。大多數民營企業家是勤勉的。而驕奢的則是少數,人大都是暴發戶,他們天生缺少教養,發財後還沒有好好學習。

老話說,三代出貴族。培養貴族之氣決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如果新資產看不到前景,“消滅私有制”的聲音不絕於耳,始終有惶惶不安的危機感,那麼,他們怎麼會不窮奢極欲?又如何寧靜而致遠,培養他們的貴族之氣呢?又怎麼會不出逃呢?

當下又到了關鍵節點。讓他們像前輩一樣,在1955年消亡,還是讓他們帶錢出逃,還是讓他們鳳凰涅盤?歷史很快會作出選擇。

那麼,回顧這段充滿艱難和黑色幽默的歷史,我們可以引出什麼樣的教訓和經驗呢?現在的民營企業家會不會逃脫他們前輩的命運?

首先要問的是,當年的剝奪是否有理,今天民營企業再生又依據了什麼?兩者必居其一。兩者必有一項是錯的。不要以為都可以含糊其詞。這是對民營企業命運的定奪,是對市場經濟的定位。

我們講的民營企業,是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自發形成的,這和利用權利租借、巧取豪奪的特權集團是兩回事。

前段時間,又有好事者跑出來說,民營企業到它退出的時候了,消滅私有制的口號也不絕於耳。這麼做,就不僅是國進民倒,而是民族企業徹底覆滅,是國營企業的高度壟斷。歷史的事實教訓早就清清楚楚擺在眼前,這些好事者的眼睛沒有毛病吧?

鼓吹的是些什麼人,到底是什麼用心?他們以為還是什麼年代?逼著高層也出來闢謠,以正視聽。

為什麼每每關鍵時刻,必出這樣的怪論?深刻的歷史淵源在哪裡?

對於民營企業家來說,什麼才是他們未來的發展空間,是無邊的藍天,還是有形無形的鐵籠子?換句話說,我們是不是依然堅定地認為,消滅私有制是我們的初心,或者稱為終極目標?如果這真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權宜之計,那麼,當權宜之計不再需要的時候,是不是我們又要故態復萌?

概括為一句話,那就是,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營企業是手段,還是目的?

這些必須依靠憲法和法律,而不是由多變的朝三暮四的政策來決定。

對於部分民營企業家的驕奢淫逸,對於官商勾結,只有靠制度和信仰解決。

行業都要有信仰的。做商業的就要有商業信仰。應該有充分的時間,讓民營企業家來培養他們的貴族氣,養成好善樂施、服務社會的習慣。

宋人葉紹翁的詩說:

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我們由不住想,春色滿園怎樣才能關不住?民營企業真的能一枝紅杏出牆來嗎?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時方 來源:《虛構與未來》微信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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