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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瑞珍:對中國的變革方向感到擔憂—美中關係四十年

我現在對中國的變革方向感到擔憂。我想因為我真的看到了中國的重新覺醒,開啟了中國人所有的希望與夢想,特別是1980年代初我第一次到中國時,看到了他們活生生的希望與夢想。我對中國一直的看法是:中國是一個持續積極變革的地方;但我覺得,我對中國目前的趨勢的看法不像原來那樣積極了。

2019年是美中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40周年。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外交關係研究所主任傅瑞珍(Carla Freeman)教授,接受美國之音專訪。傅瑞珍對美中關係的發展與變化發表了看法,並且談到了自己與中國和美中關係的淵源。

記者:傅瑞珍教授,2019年是美中建立外交關係40周年。目前來看,美國似乎對中國越來越不滿意,或者說美中兩國正在日益相互不滿意,這其中的關鍵原因是什麼?

傅瑞珍:我認為有人試圖重新調整對美中關係的說法;認為美國試圖說服中國成為民主國家的努力失敗了。特別是在華盛頓,我們聽到了許多人在這樣說。我覺得我們不能忘記,美中關係的最初十年實際上是建立在非常嚴重的安全擔憂之上的。但是冷戰結束以後,美國和中國各自給對方在全球事務中扮演的角色所設置的期待值完全不同了。目前美中關係低迷的一個因素是,美國對中國似乎走向的發展方向感到沮喪和無奈。美國特別擔心的是,過去30年兩國關係的基石,即貿易關係,出現了鬆動。

冷戰結束後,美中關係的戰略基礎消失了;兩國走到一起,是不斷發展相互依存的經濟關係;但美國的期望是中國將採用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全球規範,至少在法治領域兩個制度間的趨同將越來越大。我們現在看到的是華盛頓的一場不折不扣的風暴,不僅是決策者,而且立法者和商界也對中國集體表示不滿,因為中國沒有按照美國的預期去保護知識產權和公平貿易。

這就是美國的觀點。當然川普上任以後,他準備使用極其強硬的策略。所以我們看到了美中關係的惡化。在華盛頓我們聽到了很多關於美國對華政策是如何失敗的說法。但我認為最初美中關係的演變對雙方來說,都是非常積極的。我們只是到了這樣一個節點:中國的實力已經如此之大,以至於美國期望,中國在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參與者的同時,會改變自己的政策,成為真正的世界經濟的主要參與者,而不是在世界經濟中免費搭車。

記者:我們再來說說過去這許多年描述美中關係的那些說法:戰略夥伴關係、利益攸關方、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等等說法。為什麼這些定位和比對都不再使用?

傅瑞珍:我認為戰略夥伴關係的概念,儘管是這是一個後來才有的術語,但這肯定是用來理解冷戰期間美中關係基礎的一個概念,當時蘇聯是美中兩國的共同威脅。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概念,當然是曾擔任過貿易代表、副國務卿和世界銀行行長的佐利克,在2005年的一次演講中提出的。這個概念用於中國,因為美國希望中國能夠向前邁進,更多地採納國際體系的規範,並且在世貿組織和其它國際協定中承擔更大的責任。

早在2000年代初,美國就有擔心,中國強調的是中國特色,而不是全球規範。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美國有一種感覺,中國已經放棄採納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相關的戰後規範和規則,而是正在採取自己的全球治理方法;這反映出中國更願意無視機制與規範,而這些機制與規範服務於全球經濟,的確為世界帶來了一段相當好的和平時期。

記者:我們再來談談川普總統與習近平主席之間的關係。正如我們許多人所看到的那樣,川普對習近平一直讚不絕口;稱他是自己的好朋友,偉大的領導人等等。但是美中關係還是在他們兩人手中蒙受挫折。這在多大程度上與特-習兩人的本人因素有關?

傅瑞珍:我想你指的是這兩個人和他們的性格,當然這也是他們兩人關係向前發展的一個因素;但我認為唐納德·川普是真的尊重習近平,以及習近平在自己社會中的權威。我認為川普總統尊重強勢領導人,而習近平由於中國的規模和能量,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強勢的領導人之一。

所以,我認為唐納德·川普肯定尊重習近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佩服習近平。如此說來,川普有一種感覺,那就是習近平是個硬漢。他覺得自己可以非常自信地強硬,而且這也是一種商人態度。要知道做生意是講究公平的。生意就是生意,我們仍然可以有良好的個人關係。我們在以職業的方式來就兩國關係方面存在的問題而努力。但就個人而言,仍然可以保持很好和融洽的關係。我認為這是一個與我們過去看到的,完全不同的模式。例如,當美中關係在1989年遭受挫折時,已故的老布希總統與中國建立的良好的關係,使他能夠很快地使美中關係重回正軌。

我們看到的是,個人之間的和睦關係不一定轉化為兩國關係的更大和諧。當然,我不知道習近平他是怎樣看待唐納德·川普的;但我認為,他至少認為川普是一個他能夠與之說得上話的人;我認為這在危機情況下是很有價值的。我們當然在朝鮮問題上已經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我認為,他們兩人相互的看法不一樣;但我認為川普肯定是尊重習近平的,而習近平至少已經表明,他是願意就問題和危機,與川普直接對話的。所以我認為,在美中關係中,我們不能依靠他們兩人的個人關係來解決問題;而目前兩國關係的事實是,山上有兩隻猛虎,這兩隻虎之間必須有一場搏鬥。

記者:關於美中關係這40年來所經歷的挫折,或者產生這些挫折的原因。如果說在過去40年中美國對華政策有失誤的話,在你看來最大的錯誤或者失誤是什麼?

傅瑞珍:這是最難回答的問題,一個我們所有人都在辯論的問題:為什麼美國的政策,沒有使得中國成為更為友好和更符合美國利益的國家?我認為,問題的部分原因是,除了戰略利益之外,我們從未找到其它更有力的理由去維護兩國的接觸。我剛才提到了經濟關係在美中關係中的重要性。但由於兩國在戰略領域繼續相互不信任,使得經濟關係很難成為正面的美中關係的基石。

回顧美中關係,我認為美國所面臨的部分挑戰是,我們在大戰略方面相當糟糕。而當我們在設想冷戰後的世界時,我們沒有考慮如何有效地將一個強大的中國融入這個世界。我認為,我們沒有考慮到中國可能不會朝著我們希望的方向發展,而是自認為經濟自由化的中國,將成為從根本上對美國利益友好的國家。

我們的大戰略之所以很糟糕,部分原因是,我們每隔幾年就有新總統入主白宮的選舉周期;另一個原因是,我們的社會非常複雜,而且世界也在急劇地變化。因此,試圖在美國政治制度中兼顧和把玩所有這些因素,是非常困難的。但我認為,我們沒有去思考如何將中國納入這一體系;而這就需要為美中兩國合作,去開發更多的戰略理由。

我們曾有過稍瞬即逝的機會,比如在9-11恐怖襲擊發生之後;但我們沒有能夠抓住這個機會發展下去,部分原因是美國在中東的反恐戰爭。後來美中兩國還有機會去尋找合作的途徑,無論是氣候變化,還是其它新出現的國際危機。但我們從來沒有建立起一套塑造兩國關係的機制;美國所有主要的思想家們,無論是基辛格還是布熱津斯基,他們都呼籲建立一套原則或機制,以幫助崛起的中國和美國共同努力維護世界和平;也用以管理他們兩人所看到的,美中關係中不可避免的壓力。

記者:您本人和您的家族,可以說與中國和美中關係有世代的淵源。您本人參與和見證了美中關係40年的發展。給我們分享一兩個令你終生難忘的事情或時刻?

傅瑞珍:在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就在電視上痴迷地觀看了尼克松的中國之行。當時我父親是尼克松總統的首席翻譯,所以全家都聚集在我們家一台很小的黑白電視旁邊,在電視上看我父親。從那時起,美中關係就成了我們家在吃飯桌上的不斷的話題。

在1970年代初的時候,我父親在北京駐了很長時間,設立美國駐北京的聯絡處,然後為兩國關係正常化做準備。我們經常談論是否把一家人全都搬到中國。1979年關係正常化後,我們開始準備把家搬到中國,實際上兩年後,在1981年才搬到中國。小時候,中國是我想像中的一個地方,是我父親1972年或1973年左右幫助從中國帶回動物園的熊貓。到中國去對我們家來說是一次冒險。

我的早期中國經歷,從中國剛剛打開國門,然後在1980年代初隨家人搬到中國去住,這些無疑塑造了我對中國的看法,覺得中國是一個充滿了了不起的人,和了不起的故事的地方;也是我有幸在一生中花如此之多的時間去關注的地方。

記者:你非常幸運,能在1970年代初,美中關係剛開始恢復的時候,成為親身參與者。說到你對中國的看法,你最初對中國的印象是從一個兒童的角度;現在你對中國的看法是否有所改變?如有,為什麼?

傅瑞珍:我繼續對中國和中國社會與文化著迷。這一點從未改變。事實上,甚至在我們搬到北京之前,我就在台灣的台中度過了幾年的童年。所以,從我很小的時候起,中國文化和中國人就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我現在對中國的變革方向感到擔憂。我想因為我真的看到了中國的重新覺醒,開啟了中國人所有的希望與夢想,特別是1980年代初我第一次到中國時,看到了他們活生生的希望與夢想。我對中國一直的看法是:中國是一個持續積極變革的地方;但我覺得,我對中國目前的趨勢的看法不像原來那樣積極了。

中國的實力越來越強大,經濟也越來越成功。但我在中國看到的是一種日益增長的恐懼氣氛;說實話,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政治變革的方向造成的。我認為,重新強調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治體制中關鍵角色的決策,使人難以想像中國人未來除了經濟選擇之外,還什麼其它的選擇機會。

作為一個美國人,我們以前所希望看到的是一個開放、更加多元化的中國,也是一個政治制度會更加開放的地方;當然,不一定非得模仿美國的政治體制,因為自己有著非常深厚的政治傳統,但肯定應該是一個更加包容和更加多元化的社會制度。

記者:傅瑞珍教授,感謝你接受美國之音採訪。

傅瑞珍:謝謝你。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美國之音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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