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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 神秘六十三號的兩女人

六八年,“文革”清隊期間,中國北方某大城市一座赫赫有名的大工廠,建造起一所納粹集中營式的非法監獄,號稱63號。許許多多知識分子和幹部在裡邊受到慘無人道的迫害。十年後,粉碎“四人幫”不久,它曾經一度被揭露出來,並舉辦展覽,昭示給世人。其稀世罕見的酷刑、殘忍暴虐的程度,森嚴絕密的組織手段,驚駭一時。如今這展覽早已撤除,遺址也蕩然無存,當筆者走訪當年63號的僥倖生還的倖存者時,仍不敢相信這是僅僅十幾年前中華大地發生的事實。一個號稱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國,它瘋狂起來竟然勝過史前期的野蠻。而這些倖存者回首往事,餘悸猶在。心靈的傷口依然流血並暴露在外。

筆者在披露此中兩個女人的經歷之前,先將另一些親身經歷者對63號介紹的口述實錄如下,以使讀者對63號有個大概的了解。

甲:“它的原址是我廠的老儀錶車間,後來改做倉庫使用,是個大筒房,像個戲院,約模二百平方米。六八年春天,廠專案組把它做為牛棚往裡邊關人,就叫瓦工木工斷成許多小間牢房,大小六七平方米一間。窗戶全釘死,玻璃用油漆油死,靠外的裝上鐵欄,靠里的只留一塊硬幣大的玻璃,外貼小紙簾,做為監視孔。”

乙:“為什麼叫63號呢?它的內線電話是63號。”

丙:“63號有嚴密的制度。人之間不準互相稱呼名字,只能叫‘這個‘或‘那個’。走路必須低頭,不準往別處看。我在裡邊關了一年多,很多人關在裡邊我根本不知道。特別是緊靠南的一間屋子關著是誰,至今也沒人能說清。有個工程師,夫婦倆分別都關在63號里,工程師死了一年多,他老婆還託人給他送火柴呢。”

甲:“63號的看守們分三班倒,一班七八個人,總共二三十人。關在裡邊的前前後後有一百多人。大案有兩個,一個是‘裴多菲俱樂部‘,涉及的人都是廠里的工程師和專家們。另一個叫‘三黨’,都是黨員領導幹部。所謂‘三黨‘,既不是共產黨,也不是國民黨,是廠革委會那些人為了排除黨內異己羅織出來的罪名。這兩種人挨整挨得最凶。”

丙:“我看過不少演法西斯集中營的電影,我敢說63號比法西斯還法西斯。有的刑罰法西斯也沒有。比如一種‘旱鴨鳧水’,是叫人趴在地上,用鐵刷子刷腳心,又疼又癢,受不了呀,胳膊腿一動,很像鴨子鳧水,所以叫‘旱鴨鳧水‘。還有一種‘肛門吸煙’,拿根煙點著立在地上,叫人脫下褲子,把肛門對準煙頭坐進去。有位高級工程師是搞鍋爐專業的,他是如今唯一活著的帶殘的人,出來後一直住在醫院。本來我們想請你去採訪他,但醫生不肯。他十個指頭都釘過大頭釘,肋條全給踩斷了…”

丁:“我因為出身好,三輩紅,整了我一段時間後,叫我在63號負責買飯送飯,倒屎倒尿,幫忙守夜。每天早晨把一個油漆桶放在過道,叫他們一個個來上廁所。可剛坐在尿桶上,看守就喊:‘起來!’大便只給兩分鐘。63號里臭蟲多得嚇人,有個人咬得睡不著,我一次幫他就逮了一百多個臭蟲。但63號不準滅臭蟲,臭蟲也是他們折磨人的天然工具。”

丙:“有個小夥子挺冤,他是個工人,為了要住房跟革委會主任吵起來,被弄進63號。他脾氣很暴,把他一頓死揍打到鋪底下,他還是不服,就用鐵絲捆在椅子上,拿鋼釺子絞緊,鐵絲一直煞到肉里。直到現在洗澡時還能看到他腿上給鐵絲勒過的很深的道兒。那些看守還用小木棍敲他的生殖器,打得嘩嘩流血,留下後遺症,沒有性,打壞了…工人都這麼打,更甭提那些知識分子了。”

甲:“一天二十四小時,他們想什麼時候用刑,就拉出一個人來,整得鬼哭狼嚎。他們怕外邊的人聽見聲音,就放唱片。有架老式手搖留聲機,總是那塊唱片,樣板戲《紅燈記》鐵梅唱的那段。只要鐵梅一唱,不知誰又受刑了。現在又興唱樣板戲了,我一聽耳朵就響起那些慘叫。”

丙:“他們叫電工把220V電壓改成24V,怕人受不住自殺。燈泡外邊全裝上防爆罩,屋裡任什麼東西都沒有。可是人要是真想死總能想出辦法來,有個解放前在東沽跑船賣小魚的,說他是海匪,整他整得很慘。他居然在地上撿到根大鐵釘子,用墊床腿的磚頭,把釘子砸進自己的腦袋裡。”

丁:“還有位工程師,七十多歲,給弄到外邊凍了一天一夜病倒,昏迷不醒。看守們穿上白大褂定進他的屋子,說自己是被請來的醫生。兩個人把他舉起來在空中飛快旋轉,說是請他‘坐飛機’,問他‘美不美?’。再把他扔在地上‘做按摩’就是用腳亂踩…有一次,看守叫那些被整的人斗他,這叫‘老黑斗老黑’。我親眼瞅著他一條胳膊啷噹著,像假的,樣子很怪。這人後來神經有點不正常,屋裡有屎有尿,極臭。看守叫我給他洗個操,滿身全是黑泥痂!我這才發現,他那條胳膊原來是脫臼了。也沒人給他治,一直到死胳膊都是啷噹著…”

甲:“63號對外是絕對封鎖消息的。從那裡邊出來的人都被打怕了,誰敢說?說了就會再抓回去加倍挨整。在外邊的人,路過63號都遠遠躲著走。有個人蹲在附近系鞋帶,犯了嫌疑,就被抓進去好打一頓。在我們這個二千人的大工廠中,63號是個可怕的謎,神秘的地獄,吃人的魔窟。”

甲:“63號關人關得最多的時候,放不下了,他們在廠里又找到一個小倉庫,準備搞個分號。叫來瓦工把這倉庫也斷成一個個小間牢房,都是雙人床大小。一面六間,一面八間,後來他們發現瓦工們一邊幹活一邊竊竊私語,他們怕事情鬧得過大,建好後一直沒有使用。”

63號整死人的消息陸續傳到北京,七〇年六月二十四日陳伯達和市革委會主任來到這個廠,說是視察“抓革命,促生產”各項工作。他們一走,63號開始悄悄放人。隨後將這座歷時兩年殘害無數無辜的魔窟,以清除舊廠房的名義拆除,夷為平地。魔窟除掉,魔影猶存。整人的凶手們長期逍遙法外,做官的做官,陞官的陞官,這不過是變相的銷贓滅跡罷了。63號的鐵欄杆化為無形,更深地禁錮著人們的心。直到文革結束,受難者平反昭雪,63號的主謀才被逮捕法辦。但是法律只能懲罰罪惡,卻不能醫治受害的心靈。

筆者這一判斷,是從采寫這兩個女人的自述經歷後的感受得來的。可惜文字是無聲的,無法傳遞出她們訴說這段往事時,那令人凄楚含血含淚的心音。但究竟什麼樣的遭遇,過了二十年再回述時,依然如此激蕩不平,有如控訴一般?

她倆,一個是死難者的妻子,一個是從63號逃生出來的經受過殘暴的本人。

生死兩茫茫

1968年,48歲,女,K市K區無職業婦女

你別擔心,我能說,那麼凶的事情都經受過了,說一遍總能受得住。聽說你來,昨天我把怎麼說都縷好了,想了一夜,可現在又全亂了,可能會東一句西一句…我又有點犯心跳了。

我爺爺是鄭孝胥,溥儀的老師,這你在《末代皇帝》里都看到了。我爺爺他一直跟著皇上,對家裡的事很糊塗。我們這種家,有什麼事是不跟孩子們說的,所以“文革”時追問我祖父祖母的事時,我怎麼也說不清。

我丈夫老劉是機械工程師。從北洋大學機械系畢業後始終做技術工作,可是他出身也不好,他父親是北洋海軍總長劉冠雄,舊官僚,這就註定我們是挨整重點。

“四清”時老劉就被關起來,後來說“洗澡下樓”沒事了,緊接著“文革”就來了。來得太猛太凶,完全沒有準備。突然一天,老劉廠里的工人紅衛兵闖進我家,好多人拿著大洋鎬,把屋裡的花磚地、門外的台階連屋頂全刨了。還拿刀把沙發全捅破,說找武器。我家床板上有兩個洞,是家裡的舊床,從來沒想過這兩個洞哪來的,他們說是子彈打的槍眼兒,向我要槍,要子彈,真嚇死人了。不知老劉犯了什麼事,晚上老劉回來了,滿屋子亂七八糟。他安慰我說:“很多人家都抄了,別怕。”我的心才定下來。我一輩子沒做過事。我們兩家是世交,從小青梅竹馬,二十二歲時嫁給他;一直跟著他;只有他在身邊,我心裡才穩當。

第二天他們又來了,又抄。我家住在“新村”,住的大多是廠里的工程師們,他們就把我們召集起來,弄去遊街批鬥。叫我們脖子上掛個簸箕或小鍋小盆,拿棍敲,一邊說:“我是牛鬼蛇神!”還把黨委書記弄來,糊個大紅紙傘,上邊貼著我們的名字,叫他舉著。意思是我們是他大紅傘下保護的牛鬼蛇神。突如其來的,人全懵了,也沒面子可講了,就這麼難看地在大街上走。

我家一連給抄了五次,整個抽屜的東西,多少年存的好東西,還有老劉的書,技術材料,日記,全給弄走了。老劉喜歡照像,照片特別多。所以抄完之後,滿地都是碎照片。那些沒抄家的子女都圍在外邊往裡看。我的腦袋木了,一聽聲音就害怕。隨後我們就給趕出“新村”。來輛馬車,叫我們帶上吃飯必需用的鍋飯瓢盆和被褥桌椅上了車。鏡子不許拿,說是“照妖鏡”,被趕到一片水中間的簡易房子前,可是那裡的街道代表出來說,他們不要牛鬼蛇神,嫌我們臟。但他們把我們又拉下來批鬥一番,再趕上馬車,最後塞進一所破樓,名叫“垃圾大樓”,住在一間十來平方米小屋裡。廠里每天都來人審訊。他們真有辦法,居然在T市老劉哥哥家翻出一套他父親做海軍總長時穿的舊制服,還有舊軍官照片,說老劉“企圖變天”。都是什麼年頭了,老劉就是想變天,也不能穿這套清朝衣服上台呀。他們還逼我給溥儀寫信,找他要舊照片,好拿這照片說明我們想恢復舊王朝,多虧溥儀回信說他沒有這種舊片了,要不我們更倒霉了。他們就這麼搞,想什麼樣兒就要搞成什麼樣兒。糊裡糊塗的,覺得沒活路了。可搞了一陣子,正提心弔膽的時候,又說問題搞完了。老劉的手錶也發還給他。剛輕鬆幾天,又反過來說老劉組織“裴多菲俱樂部”。

我不知道裴多菲是誰,我說裴多菲是外國名字,我家沒見過這個人呀。後來才知道這是指反革命組織,搞政變。一下子心又提到嗓子眼兒上。

我和老劉是解放前到這廠子來的。那時這裡很荒涼。我們這種技術人工資很高,沒處花,經常湊一起玩玩。老劉好客,愛照像,滑冰,打網球,是個玩將;我愛唱戲,我倆又沒有孩子,房子寬敞,那些工程師們差不多都住在“新村”常常到我家聚會,多少年一直這樣,直到“四清”以前。“四清”一開始,大家就沒心氣兒玩了。可“新村”有個人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文革”一來他怕極了,就寫張大字報說我們搞“裴多菲俱樂部”。這可是個不得了的大問題,從頭整。

老劉害怕了,他這人膽子很小,總哭,哭得青光眼發作了。我一直拿他當“定心丸”,看他這樣兒,我想我應該做他的“定心丸”了,就說:

“咱就像牲口,打倒了,還會再站起來。咱們不就在一塊玩玩嗎,又沒做壞事兒,怕什麼。”

其實我更怕,怕極了。總覺得比開始抄家那次可怕得多。那次是拿大棒子胡打,碰巧打上誰,誰死;碰不上沒事兒,這—次是看準誰非弄死不可。我巴望這時最好有一個人闖進屋,一槍把我們痛痛快快全打死多好。

七月三日晚上,那天特別熱,我和老劉乘涼剛回屋,一大堆人進來命令我倆坐到街對面去,互相不準說話。只聽他們在屋裡又抄又砸,,聲音嚇人極了,然後叫老劉跟他們走。

老劉忽然拉著我的手哇地哭起來,哭得特別難過,眼淚把我的手都弄濕了。哭著哭著他又怕我難過,就對我說:

“你放心,我們沒什麼事,弄清楚就回來,你要相信政策。”

我手裡有把摺扇,上邊是我用毛筆寫的毛主席的詞《詠梅》。他說:

“你就把它給我吧!”

奇怪,怎麼這會兒又來要我寫的摺扇?其實他當時心裡有數,他明白自己是不可能回來了。我給他摺扇時,他握了握我的手,握得好使勁——這是他用心握的。誰想到這次握手,競成了永久的訣別!

他走了,我發征,發傻。那些人問我,

“你到哪兒去?”“我不知道我怎麼辦。”我說。

“你就跟我們去吧,可以給他拆拆洗洗,還可以聽點他的消息。”他們說。

我想這樣還可以在老劉身邊,知道他的情況,滿心以為這是他們的好意。誰知這是他們的圈套,就是也想把我弄去,好從我身上擠東西整老劉。我坐在車後邊進了他們的廠,又進了一座大廠房——這就是63號。進去後被推進一間很小的屋,“哐當”門被關上,我一看地上一堆睡覺用的破被子和稻草,心想壞了,坐牢了。當天半夜就審訊我。叫我把反革命罪證拿出來,我哪裡會有,這就拉出屋去整。前後整整兩年半,打呀,要命呀,頭髮被他們大把大把揪掉。我把頭髮偷偷塞進被子里,心想早晚一天出來後非要告他們不可。粉碎“四人幫”後,叫我上台控訴他們,一個大領導叫我放開講,我一講一個多鐘頭,心跳得厲害呀!

開頭他們叫我承認,說我家製造發報機,開黑會,還讀反動誓詞。他們在我身邊擺著三瓶尿,一桶屎,不承認就拿屎尿灌我。他們還編了一套一套的,說我家開黑會時接國民黨的黨旗,叫我寫,我不寫就打呀罵呀,那些髒話,我從小到大就從來沒聽過那麼下流的話,難聽極了。

每天十二點後通知我才准睡覺,五點鐘就喊我起床。天天想什麼時審就把我拉去。真打得要命呀!有一次三個壯男人把我推倒,圍著踢我。渾身上下不分地方使足勁踢,鼻子嘩嘩流血,他們就用我抄寫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堵鼻血,嘴腫得多少天沒法吃東西,每次我都以為這回要把我打死了。

他們整人的法子可多了。有時叫我手棒著一大堆鐵鏈子圍著椅子跑,不許停,一直昏倒下來。有兩個小青年最凶,他倆把我舉起來,一個抓住頭,一個抓住腳,像擰洗過的床單那樣擰,全身骨節都要折了那麼疼,疼得我一喊,他們就打開留聲機放唱片,把聲音放得特別大,好壓過我的喊聲。

我當然不能承認,我認了,他們就會拿這東西去逼老劉,老劉非死不可了。我想,我寧願自己叫他們整死,也不能叫他們把老劉整死。

他們還有個辦法,就是經常餓我,有幾次一天多不給我一口東西吃,餓得我把草墊子的稻草抽出來塞在嘴裡嚼,硬咽下去,成牲口了。後來我吃飯時常常剩下半個窩頭藏在稻草里,預備挨餓時吃,可有時用上它時已經長綠毛了,吃得拉肚子。

往後我也學精了,不硬頂,乾脆胡說。

他們問:“你在俱樂部跟誰打過牌?”我就說:“跟蔣介石和宋美齡。”

他們問:“你們留著那套舊軍裝幹什麼用?”我就說:“每天穿一會兒,紀念國民黨。”

當他們知道我存心胡說,整我整得更凶。一天,他們對我說:“你升級了,今天槍斃你!”就拿棉襖蓋上我的頭,押上一輛吉普車,跑了一個多鐘頭,其實就在工廠後邊鹽灘上來回亂轉。然後拽下車推進一間破屋。一排排人,全是官,還有穿軍裝的人。他們的問話很橫:

“你的發報機呢?”我說:“扔進河裡了。”

他們又問:“電報機的圖紙哪兒來的?”我說:“在新華書店買的。”

他們聽我胡說,上來三個人用木棍狠抽我,還用刀背剁我。有個人過去一直沒打過我,我還認為他向著我,這回他也打,而且更凶。—完事回來又把我吊起來打。

轉天一個打手溜進我屋來,對我說:“發報機既然沒有,早晚會弄清的。看你的腿腫成這樣兒,我學過醫,繪你治治,你可別讓他們知道。”

我還以為他良心發現,不知該怎麼說感激的話。可是哪想到他借給我看腿傷,侮辱我。我呼救無人。拚命跟他對抗……這時我真想自殺了。活下去,只能一天比一天慘。守夜的一個女工勸我,我又想起老劉來。我要是死了,老劉放出來後怎麼活;可我哪知道。他進來三個月受不住,拿墊床腿的磚頭砸碎自己的腦袋,自殺了……我記得我進來不久的一天,扒門縫看見過他一次背影,給兩個人推著。我還一直以為他活著。我倆都在63號,他既不知道我也在裡邊,我更不知道他人早完了。我要是知道他不在人世,還有什麼必要忍受這些罪活著?

七一年春天吧,一天,他們忽然對我說:“告訴你,你丈夫已經在六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自絕於人民……”下邊的話我只聽見一句,“你必須和他劃清界限!”我當時只覺得心裡木極了,沒有任何感覺,也沒叫喊。等他們再來叫我寫材料,要我表示和老劉“一刀兩斷”,我忽然跑出來大哭大喊,喊老劉。一下子爆發了!

我腦子完全亂了,控制不住。忽然覺得這是假的,老劉沒死,我想大概他交待的好,已經出去了,哪一天會推自行車來接我;我倆就是到處流浪去討飯也好;可是忽然我又覺得這是真的,我就受不住了,大哭,喊老劉,一聲聲地喊,喊得很真,就像老劉就在眼前。弄得63號的男女看守們都說有鬼了……真沒想到他們來這一手……

這樣,他們就對我說:“我們廠是搞生產的,不能叫你總住在這裡,花這大的代價……”就把我轟出來。我堅決不再回“垃圾大樓”那間小屋,我一看那裡的一草一木,神經就發狂。他們就把我弄到另一個地方住下,還叫兩個女工輪流陪我,怕我自殺。事後才知道,63號死人的事有人追查,他們很怕我自殺,又多一條人命。

老劉死那時,火葬場不給燒,是63號那幫人架劈柴燒的。然後釘個盒子,把骨灰放在裡邊。有一天他們來了,拿個白布包兒,對我說:“他死有餘辜!”打開包,把盒子扔在地上,是老劉!我一下癱在地上,就喊:“救命呀—”

打那天起,我做了一個大包袱放在床上,把老劉的衣服給他穿上,再戴上老劉的帽子。他就是老劉。我天天不出門,陪伴著他,他也陪伴著我。吃飯時繪它擺上一雙筷子。它就傻呆在那裡,一動不動,也不說話。我也不用它說話,他在,就好……

後來,我的養女回來了。人家都叫我把這假人拆掉,別嚇著女兒,我才搬開它。

我的養女是“文革”初去內蒙古插隊的。她的命運不比我更好。她的生父是老劉從小要好的朋友。我和老劉沒孩子,她生下來四十天時抱過來。他生父叫朱文虎,是老劉廠里的電器工程師,因為過去也常到我家來玩,就和我們同一案子,被打成“裴多菲俱樂部”二掌柜,也關進63號。他脾氣很倔,打得更厲害。幾次給煙頭塞進肛門不準大便,被踩斷三條肋骨後死了,死在醫院裡。事後他們叫醫院開假證明,說是死於心臟病。還把一張斷了肋條骨的胸部照片改了名字,叫“米可號”,怕將來有人查驗。

我養女的兩個父親,一個生父,一個養父,都死在63號。我死了一個老劉,實際上也死了我自己。至今我不明白,我為什麼還活在世上。你說說,我為什麼還活在世上?

死,是留下許多問號的一片空白。

永恆的懷念

1968年,54歲,女,K市K區某中學教師

我就是你聽說的那個“給死人送錢的女人”。我的全部痛苦都在這句話上。你看我現在很平靜了,是不是?可是這句話是我的一個萬丈深淵,我一碰上它就陷下去,很深很深地陷下去。

我丈夫是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死的。死在63號里。我從來沒去過63號,後來知道那裡的厲害了,好幾個工程師都死在裡邊。但你要認識老錢——我丈夫,就知道他不是招災惹禍那種人;他在這個廠里幹了二十年的供應管理,連家裡用個螺絲釘也不從廠子里拿。為什麼非叫他死不可?而且是活活把他吊打死的?

我和他從小認識,他脾氣有點暴躁,可人正直,埋頭工作,我們生活得清貧但是很骨氣。他一直是個小業務幹部,七品小官也沒當過,我一直是個普通教師。我們有五個孩子,對孩子搞智力投資,所有收入都花在孩子身上,送他們都上了大學。“文革”抄家時,我家最窮,挖牆刨地也找不出值錢的東西來。箱子里一半是空的,存摺上只有一百多塊錢。只有一把破舊的西餐刀,被他們當做匕首拿去展覽做為老錢的罪證。

老錢的罪名,說是參加劉工程師家的“裴多菲俱樂部”。要是聽他們說,劉工程師家真好像有個暗藏的搞破壞的組織,其實哪裡是那樣,我也常去那兒玩呀。

解放初期,這兒都是大水窪。范旭東、侯德榜為了把廠子搞起來,氣魄很大,凡是燕京大學、復旦大學和南開大學畢業生前三名的,都要。還用高薪聘請各種技術專家。一時人才雲集,周總理還說這裡是“技術簍子”呢!這些高級人才都住在“新村”,一片整齊的小房小院。那時沒有娛樂場所,知識分子總要精神來點享受,怎麼辦呢?劉工程師夫婦好玩,好客,房子又富裕,大家就常到他家聚會。唱戲,打牌,可是從不來錢的。大家互相記住生日,逢到誰生日,或過年過節,就備帶一點菜湊在一起玩玩,關係都非常融洽。我家不住在“新村”,住“三角地”,可老錢喜歡京劇,唱小生,唱周渝,胡琴拉得不錯,我唱程派,劉工程師夫婦也好唱,就常去湊一台戲唱唱。就這麼簡單。但是這些知識分子大都出身差些,早就被注意上了。記得我們一起聚會時,新村的街道代表曾經爬上樹往屋裡看,當時我們以為他是想看熱鬧呢。我家的小兒子喜歡玩無線電,房上總扯些天線,有一次街道代表和 警察忽然來我家,說為了安全查電路。後來搞“裴多菲俱樂部”說要找電台,找到電台後就去北京向毛主席報喜,我才明白我們一直是被注意對象。這我就非常後怕——我女婿從朝鮮戰場曾經帶回一點美軍的電器零件,小耳機什麼的,後來全被我那喜歡無線電的小兒子去新疆上學時帶走了。如果沒帶走,大事了,證據確鑿,肯定電台就在我家了。我家非全給弄死不可,那時想起來後怕的事真不少。

清隊開始時,老錢為這事受審查,可他屬於“走讀”的,每天晚上可以回家住。一天突然他沒回來,等到夜裡十二點多,我就犯嘀咕了,跑到外邊黑燈瞎火轉了幾圈,還是不見人影。一點多時,砰砰砸門,廠里來幫人闖進門就抄家。我問:“老錢怎麼沒回來?”他們說:“暫時不回來了。”從此,我就再沒見過他。他那天早晨離開家去到廠子時,那樣子太平常了,可就這麼平平常常走了,沒有生離死別,但一去就算完了。怎麼人這麼容易就完了呢。

從這以後,幾乎一點消息也沒有。只是恍恍惚惚聽說他很瘦,臉色慘白,拿個大掃帚掃院子。其實這消息根本不對。他一直關在63號里挨整,如果真叫他掃院子,應該說是當皇上的差事呢。我因為是在中學當教師,有單位,所以沒把我關進去,劉工程師的愛人沒工作,給弄進63號,受盡了折磨。她夫妻倆都關在同一座大房子里,劉工程師死了兩年多她竟然毫不知道呀。

當時我對老錢,我似乎比較樂觀。因為別的有問題的人都扣發工資,可老錢的工資一直原數照發。開始時還准許我送點東西給他。我常送些煙、牙膏、肥皂,他愛吃點心,我就買斤點心包好了送去,還送些衣服好叫他換換穿。每月我去廠里領了他的工資,都送四十塊錢給他。但他們從不叫我去63號,都是交到專案組轉給他的。我想,為什麼偏偏他的工資一直照發,肯定他的問題比較輕,說不定哪天他又平平常常回家來了。這是當時最美最美的幻想了。

前後一年多,直到七〇年春節過後,我去學校,一個老師問我:“老錢有信兒嗎。”

我說:“沒有呀。”

他挺神秘地低聲對我說:“我聽說老錢死了。”

我說:“不會呀,人死了怎麼還發工資,不通知家屬?我前幾天還領了他的工資,送錢給他呢。”

我多傻,聽了這消息我還不信,其實人死已經幾個月了。我不信也有我的道理,此後廠里63號又來人找我要錢,要衣服,說老錢的錢不夠用。我還把一件給老錢新絮的棉襖托他帶去。照舊領他的工資,然後把一部分錢送到專案組,每次他們都收下了,如果他們的表情有半點猶豫,也會引起我的疑心。他們怎麼能這樣不動聲色地騙住我這個可憐的女人!他們真是鐵石心腸呀!你說說,他們接過我的錢時心裡究竟怎麼想的?

一過又三四個月,63號開始往外放人了。但放出來的人都躲躲藏藏,不敢跟人說話。有一次我在窗上碰到過一次劉工程師的愛人,她貼著牆根兒走,怕人似的,神情有點恍惚。我也不敢過去問她,怕給她找麻煩。我就等著吧;既然劉工程師他們都沒事了,老錢肯定快出來了。

六月底的一天,廠里忽然來人,還有我們學校的工宣隊的人跟著。他們的神氣又平靜又緊張。坐了一會兒才告我:老錢死了!

“什麼時候?”我說。似乎還不信,可是聲音全不是調兒了。“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他們說。我努力穩住自己。又問:“怎麼死的?”

他們不肯說了。只對我說:“你丈夫死了,可問題還沒弄清,暫時還不能平反。我們把他按工傷死亡處理,但你們家裡的人都有工作,沒有撫養人,所以什麼待遇也沒有。工資打今天起停發,到此為止。”

我說:“奇怪了,我跟他從小認識的,兩家是世交,又一塊兒長大。大學畢業就工作,就這麼點經歷,還有什麼問題沒弄清。又是怎麼死的,需要按工傷死亡處理?”但無論我怎麼問,他們也不回答我。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當時為什麼沒哭沒喊,我是應該大哭大叫的呀!我的老錢呀,你半年多就死了,怎麼就沒托個夢給我呢?難道你也和他們一樣故意騙我,捉弄我,好突然來給我當頭一棒嗎……

這時,軍宣隊已經進廠。恰巧我女婿的一個老戰友是軍宣隊員,他闖進63號才問出來。說老錢一次給四條繩子拴在手腕和腳腕上,拉在四個牆角上,吊起來打。那些打手們打完他就去喝酒,一幫人全喝醉,把他忘了,等酒醒了回來,發現他四肢全彎著,抽縮一起,摘下來一看,人已經死了。這就是他們說的“工傷死亡”!

封建社會裡也不準私設公堂,當堂打死人縣官也要革職。怎麼能吊打死,半年多都不告訴我?怎麼還能到我家裡要錢要衣服?我一直告到市裡告到北京,可無論怎麼告,回答只是一句話:“問題太複雜,很難解決。”等到“四人幫”完了,63號冤獄大平反,才知道“複雜”都是在上邊。主謀和主凶抓起來,但究竟老錢都受過哪些整,究竟誰參與打死老錢的,沒處再去問了。“文革”過去,家破的家破,人亡的人亡,所有債都記在“四人幫”身上,人對人又是笑臉,又都一個樣兒了,哪裡去找當初那些整人的人?除非他們自己有良心,可是我從來沒聽說過有誰,天良發現,找到人家受難的去懺悔。我家裡的人都是書獃子,不會去找,去鬧,去爭,只能把這一切,把含冤而死的老錢放在心裡罷了。

老錢的骨灰盒,我們找了幾個地方才找到。當時處理這事很草率,當事人都忘了放在哪兒。現在我們把它換了個講究的盒子,存放在殯儀館裡。每年清明節和十二月十七日——他遇難的日子,我們全家人去一次。陰曆正月十六——他的生日那天,我單獨去。我們從不燒紙,只是看看。在人間得不到幸福,還能去哪裡得到?

你看我現在相當平靜了吧。

可是有一次宴席上,上一道鮑魚雞茸湯,我馬上盛了兩碗,說:“這是老錢平生最愛吃的,叫我多喝一碗,替他喝吧。”大家立刻靜下來。誰也沒說一句安慰話,大家都知道,這種事,安慰也是多餘的,都只說:“好,好。”

還有一次,我在杭州西湖林蔭道上獨自散步。走著走著,我忽然特別想他……不知為什麼在這最美的地方我就會特別想他。從此我避諱著,不再到最美的地方去……

罪惡的結果,永遠沒有句號。

(選自馮驥才著《一百個人的十年》,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10月)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一百個人的十年》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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