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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明:1968年廣西陽朔「殺人墊底」大屠殺

——1968年廣西陽朔殺慘案回顧

陽朔縣位於廣西的東北部,地處桂林市區南面,相距65公里。

據史料記載,早在新石器時代這裡就有先民在此生息繁衍。進入有文字記載的時代起,這裡屬百越之地,到秦時屬桂林郡轄地,西漢時為始安縣地,隋開皇十年(公元590年)置縣名陽朔,一直沿用至今,可謂歷史悠久。

境大陸形地貌多為喀斯特岩溶低山之地,灕江自北而南蜿蜒貫穿全縣,山青水秀,群峰倒影,自古以來就有“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堪稱甲桂林”之讚頌,是舉世聞名的旅遊聖地。

縣內居民以漢民族為主,另有壯、瑤、回、苗、仫佬、滿、土家、毛南、黎、朝鮮、高山、白族等13個少數民族,各民族向來和睦相處,友好相待。陽朔歷來就是一個文明禮議之地,人才輩出,如唐代的曹鄴、明代的蘇術、淸代的黎行恕、諸葛平——等等,都是知名的文人、學者。這裡的民眾歷來具有樸實、勤勞、刻苦、節儉的傳統美德。陽朔縣福利鎮絳村是筆者的出生地,孩提及童年時代是在這裡成長的。1953年9月至1956年7月筆者在陽朔中學讀書,自那時起,筆者對故鄉忠厚樸實和勤勞的民眾,對這裡的青山綠水、一草一木,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永難忘懷的美好記憶!

然而,就是這麼一個世界知名的小縣,在上世紀60年代只有大約十多萬的人口,在毛澤東發動的所謂“文革”運動中,1968年卻發生了一系列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慘案,是該縣有史以來人為製造的、極為罕見的一場特大災難。

以下是筆者查閱了該縣的有關文革史料(縣誌、“文革處遺”時的相關資料),及多次回鄉聽到若干知情者們口述的史料後,整理而成的一篇文字,目的在於引起當今人們對“文革”歷史的回顧與反思,也可供“文革”史研究者們作參考。

一、“文革”運動初期陽朔縣兩派的形成和演變

1966年夏天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運動開始後,這裡和全國各地一樣,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批《海瑞罷官》、批“三家村、四家店”和《燕山夜話》——等等,寫大字報,開批判會、聲討會,都是大致相似的。緊接而來,是在桂林及外地到陽朔串聯紅衛兵的影響下,1966年8月陽朔縣也在中學生中成立了紅衛兵組織。當時縣委領導懼怕紅衛兵,1966年9月4日,縣委領導在幹部會上傳達上級指示,並大談外地組織赤衛隊的經驗,防止紅衛兵鬧事,就於9月9日成立了陽朔縣的赤衛隊,並向全縣十多萬人民發出倡議書,要求各戰線、各公社、大隊同時成立赤衛隊,以此來“保衛”全縣的安全。赤衛隊成立後,曾在縣委大院內、在燈光球場等地驅趕和圍攻外地來陽朔串聯的紅衛兵,並且召開群眾大會聲討桂林“老多”。可見陽朔縣的地方領導從文革一開始就是站在桂林“老多”派對立面的。

隨著“文革”運動的發展,自1967年5月開始,廣西的首府南寧出現了“打韋”和“支韋”的“4·22”、“聯指”兩派後,波及到陽朔,縣內也很快出現了“2·12”(即“4·22”觀點一派)和“聯指”兩派。“2·12”派以學生為主,有部分職工和機關幹部,主要負責人為李慶軍、李祖遺、劉漢偉等人;而“聯指”派主要以職工和機關幹部為主,也有少數中學生,主要負責人為呂明忠、莫橋芳、劉永昌等人。自此,兩派的一切行動和鬥爭都受廣西“4·22”派、桂林“老多”派與廣西“聯指”派之間的對立和鬥爭所影響和左右。“聯指”派在縣城內的人數雖然與“2·12”派的人數相當,但在公社、大隊廣大農村卻是“聯指”派占絕對優勢,並且“聯指”派得到縣人武部及各級當權者的全力支持,因而他們的力量強大,“2·12”派自然處於受壓制的處境。

1967年的夏季,受南寧及廣西許多地方武鬥緊張局勢的影響,1967年8月15日凌晨,“聯指”派組織100多人到縣人武部奪槍,共奪得六O炮一門,機槍十多挺,步槍百餘支,手榴彈數枚,手槍5支,子彈數箱,以備武鬥之用。對此,8月17日,“2·12”派人員到縣人武部靜坐抗議,要求武裝部把“聯指”派搶去的武器追回。奪槍事件與靜坐抗議之後,兩派的矛盾開始激化。但那時兩派始終沒有發生過武鬥。只是到了1967年9月15日陽朔“聯指”派出動武裝人員掩護桂林“聯指”派撤退時與桂林“老多”派在雁山和白沙發生過槍戰,此外,兩派在縣內一直沒有動刀動槍的舉動。

到了1967年的11月,在中央的主持下,廣西兩派代表在北京達成了停止武鬥實現大聯合的協議。1968年3月13日至17日,陽朔縣的兩派代表也到桂林軍分區辦學習班,雙方達成9點協議,實現兩派的大聯合。在此基礎上,1968年3月27日陽朔縣革委會成立,縣人武部部長辛恆山任主任,人武部政委王瑞武任第一副主任,原副縣長黎咸稱任副主任,辛恆山、王瑞武、黎咸稱、張洪新(原副縣長)、邰連剛(農辦主任)、邵鐵勇(人武部副部長)、張林生(公安局副局長)、邱行舉(統戰部長)等人組成常委,委員(有兩派群眾代表參加)59人。雖然常委中多是支持“聯指”派的領導幹部,只要能出以公心按政策辦事,保持陽朔的穩定局面,“2·12”派的人也不會計較這些了。

可以說陽朔的局勢在1968年4月之前是平靜的,兩派過去雖有矛盾和鬥爭,也只是停留在大字報和口頭之爭罷了,從未有動刀、動槍的舉動。現在革委會成立了,人們的心裡(特別是受壓制的“2·12”派的人們)更是希望和平安定的。

然而天有不測之風雲。隨著1968年初以來廣西各地“4·22”派不斷遭受打壓和圍殲,隨著南寧、柳州、桂林等地相繼出現武鬥的緊張局面,這股風不可能不波及到陽朔。陽朔的形勢就此風雲突変,從此“2·12”派和那些所謂“地、富、反、壞、右”的命運就陷入到了深淵之中。

二、桂林大武鬥的簡要回顧

消滅“4·22”派和桂林“老多”派,建立革委會,是廣西“聯指”派及幕後指揮者們早就定下的方針。隨著1967年冬以來廣西許多地方的“4·22”派和所謂“地、富、反、壞、右”分子遭到“聯指”派的武力圍剿和屠殺,許多人被迫下鄉、上山躲藏,一些人則逃到“4·22”派力量強大的南寧、桞州、桂林等地避難,並向廣西軍區和“區革籌”申訴,要求制止“聯指”派的暴行,但這些政權機關卻並未能出面制止。到了1968年的4月底,廣西的許多地區和縣的“4·22”派幾乎都被“聯指”派殲滅了,剩下南寧、柳州的“4·22”派和桂林“老多”派,在“聯指”派看來豈有讓它存在下去之理。為此,“聯指”派不但在南寧、柳州相繼製造事端挑起武鬥,就是在“老多”派占絕對優勢的桂林他們也敢於明目張胆的製造事端挑起武鬥,以便一舉殲滅“老多”派。1968年4月桂林地、市革委會都成立之後,5月4日,桂林“聯指”派在市區就搶先佔領據點,搶奪部隊的武器,以此來刺激“老多”派,以達到挑動武鬥的目的。面對“聯指”派的挑釁,“老多”派果然也跟著佔據點、構築工事、搶奪武器,以應付“聯指”派的圍攻。就此雙方劍拔弩張,武鬥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就在桂林“聯指”派佔據點、搶槍;接著“老多”派也佔據點、搶槍之時,桂林地、市革委會和桂林市人武部及桂林軍分區,他們面對此種局面不但不出來制止,做耐心細緻的說服工作,反而把各自的辦公場所搬到南站“聯指”派的佔領區,這不充分說明“聯指”派的一切胡作非為都是他們從中支持而搞起來的嗎?

在桂林兩派武鬥即將一觸即發之時,1968年6月初的一天,桂林軍分區支左辦公室主任郝群給陽朔縣人武部打來電話,用暗話說:“分區倉庫的花生米(即武器彈藥)給老鼠(對“4·22”的誣稱)吃光了(即搶完了),你們有沒有老鼠藥,請趕快送來(即派武裝民兵到桂林圍攻“老多”派)。”

縣人武部接到通知後,當即與縣革委會的領導們開會研究,決定派武裝民兵到桂林圍殲“老多”派。為此人武部及縣革委作出緊急部署,由縣人武部參謀蔣凱向各公社武裝部下達出兵桂林的緊急命令,同時要求做好出發前的各項準備工作。

各公社和縣直機關接到縣人武部的緊急命令後,除興坪公社因重點放在防守以外,其餘各公社和縣直機關都派出一個武裝民兵連,於6月3日深夜乘車出發,4日凌晨到達桂林,住在桂林南站對面的東方紅飯店。民兵們住下後,當即成立陽朔縣民兵團指揮部,團長邰連崗,政委遠景宇,參謀長張占奎(縣工交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李仁(財貿辦副主任),後勤部長孫秀國(財辦主任),下屬7個連隊,約700名武裝人員。

陽朔“聯指”派武裝到達桂林後,從6月5日開始,雙方的武鬥正式打響。雖然桂林地區12個縣約8000民兵武裝包圍桂林“老多”派,但在整個6月份的兩派武鬥中,“老多”派在南線和北線都開始反擊,並不斷取得勝利,而“聯指”派則屢遭失利,損兵折將,丟失據點。為此,“聯指”派總指揮部分析原因,認為“老多”派的武器好,而自己的武器不好,是失敗的主要原因。他們決心搞到更好的武器,來奪取“保衛紅色政權”之戰的勝利。6月30日,桂林“聯指”武鬥總指揮部負責人曹鐵軍等人在汽車站對面的五一飯店召開各民兵團負責人會議,布置各民兵團立即派人到興安國防倉庫去搶奪武器。陽朔“聯指”民兵團團長邰連崗參加會議回來後,即命令鄭國祥(白沙公社幹部)、楊先發(縣工商局幹部)帶領陽朔民兵100多人,星夜乘車回陽朔經恭城縣繞道趕到興安縣國防倉庫奪槍。

各縣“聯指”派民兵奪槍後,各種槍支和彈藥多了,有了如此多的新式武器,足可以對付桂林“老多”派了。7月8日,“聯指”派總指揮部在蘆笛岩附近的苗圃召開南北聯合作戰會議,總結南線、北線作戰失利的教訓,策劃在西線與“老多”派打一場大戰。具體作戰部署是南線、北線佯攻以吸引“老多”派的注意力,西線作為重點防守和反攻的戰場。戰鬥於7月13日打響,19日結束。在此次作戰中,“聯指”派由於有了先進的武器,兵力上也占絕對優勢,果然阻止了“老多”派在西線的進攻,並奪回了西山、白崖山等據點,給“老多”造成了較重大的傷亡。此役陽朔“聯指”派的功不可沒,他們雖然戰死了8人,但奪回了白崖山和西山據點,為桂林的紅色政權“保衛戰”作出了“貢獻”。

三、“聯指”派在陽朔是如何濫殺無辜的

陽朔“聯指”派武裝到桂林武鬥,先後有12人戰死,多人受傷,為此這些離開家園到桂林殺人放火的武鬥人員心裡就失去了平衡,他們急於要找到報仇雪恨的機會來為他們死去的戰友復仇。在桂林武鬥前線他們耐何不了“老多”派,只好回到自己的老窩來找手無寸鐵的“2·12”派人員出氣,名曰“殺人墊底”,為他們“犧牲”的戰友報仇。

在陽朔縣內,“2·12”派與“聯指”派雖然對立,但“2·12”派未掌握武器,他們從來也沒有能力來搞武鬥。此番“聯指”派在縣革委和人武部的指令下赴桂圍攻“老多”派,“2·12”派也無可奈何。他們中除一部分人到鄉下躲避外,多數人是老實地呆在家裡不出門,以為“不惹”是非就可保平安了。這實在是一廂情願的自我安慰罷了。“聯指”派為了有一個安全穩固的後,為了“殺人墊底”,他們豈能放過“2·12”派呢?

桂林的武鬥打響後,陽朔“聯指”派就相繼把“2·12”派的大小負責人和骨幹成員、支持“2·12”派的機關幹部非法的抓起來,集中關押在縣文化宮(改成臨時監獄)。當陽朔“聯指”派赴桂參加武鬥人員出現傷亡時,他們首先想到的是拿“2·12”派的人員來開刀,亂殺人之風由此而起。

1968年6月14日下午,赴桂林武鬥的民兵幹部林定權和十多個民兵乘汽車從桂林回到陽朔葡萄,當晚就將“2·12”派的陽致政、張雄、蔣任、廖祖償、張步勛等5人用布蒙住眼睛推上汽車,拉到桂陽公路西側的柚子彎附近槍殺。首開了陽朔縣亂殺無辜的先例。

6月30日,赴桂林武鬥的民兵幹部容木勝、蘇成惠專程從桂林帶回一個武裝民兵班,經黎元發籤字批准,從白沙區工農兵指揮部(“聯指”)設立的“牢房”把孫錫華、賓正榮、李光祥、韋有恆、容作飛等5人抓出來先後槍殺。

7月8日晚,“聯指”指揮部在縣手工業聯社樓上召開前、後方合謀殺人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前、後方的負責人呂明忠、李先德、陳益昌、莫橋芳、王天德、蔣正本、牟科永、麥建元、邱建生等人。呂明忠主持會議,他說:“最近形勢很好,對我們很有利。現在桂林兩派的代表被中央召到北京開會,情況必然要出現變化,所以前方同志回來要求處理一批(即殺一批“2·12”派的人)。……”在討論中有5人發言。李先德說:“後方(留守)的同志將階級鬥爭蓋子揭開了,我們赴桂林的同志要向在家的同志學習。我們回來是要與大家交換心情,統一思想。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蔣正本說:“要干(即殺人)就要抓緊時間干”。王天德問:“材料怎麼樣”?呂明忠說:“材料夠了的”。邱建生說:“現在就干”!會議經研究,提出要殺掉的人是:蘇良鈺、程忠純、吳尚賢、李超、廖傑、張伯勛、覃榮華、戴開志等一批人。在討論如何殺這些人的時候,有的提出先抓幾個到桂林幹掉;有的提出由各單位組織群眾,利用批鬥會的形式,由群眾亂棍打死較好。最後形成統一的意見,同意用第二種方案。

7月15日,赴桂林武鬥指揮部將在武鬥中被打死的縣百貨公司人員黃金成的屍體運回陽朔,16日在公園開追悼會,“聯指”派頭目即利用此機會煽動“殺人墊底”,當即把關押在文化宮的程忠純(縣百貨公司幹部)、蘇良鈺(縣委委員、縣糧食局局長)、李超(縣合作社幹部)押到公園追悼會會場,強迫他們跪在死者黃金成的屍體前,當即殺人來祭奠死者。蘇良鈺是被凶手們先用刀把耳朵割下,再用刀捅死,其他二人是用亂棍毒打後槍殺。這真乃人世間罕見的殺人慘劇。

8月3日晚,“聯指”派工農兵指揮部在縣人民禮堂召開拘留莫崇躍(縣郵電局幹部、“2·12”派成員)批鬥大會,同時由糾察隊把關押在文化宮的“2·12”派成員20多人押到禮堂台上作陪斗。批鬥大會由牟科永(教育局幹部、指揮部成員)主持。批鬥大會開始後,蔣彬(縣委組織部幹事、赴桂林武鬥縣直屬民兵連指導員)和一部分民兵進入禮堂並衝到台上,蔣彬搶過話筒,高喊:“保衛紅色政權的戰友們、同志們!我們在前線流血犧牲,他們在後方這麼安然,我們的血不能白流,血債要用血來還”!在蔣彬的煽動下,先後有40多人手持木棍衝上台,輪番毒打被批鬥的“2·12”派成員,莫崇躍、莫文初、吳尚賢、吳章龍、農漢和等人當即被亂棍活活打死,其餘20多人全部被打成重傷。

不但在前方武鬥的“聯指”人員不時回來“殺人墊底”,留守後方的“聯指”人員也在縣革委和人武部的組織下掀起了殺人的狂潮。

1968年6月17日,廣西區革籌和廣西軍區發布了所謂《關於破獲“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習稱《6·17公告》)。6月25日,縣革委召開緊急會議,宣讀了《6·17公告》,並傳達區革籌和廣西軍區的指示,強調在全縣開展“三查”運動,向“階級敵人”發起猛烈的進攻。6月27日至30日,按照縣革委的指示,各公社又先後召開革委擴大會,學習《6·17公告》,學習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有關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論述。7月3日,中央又發出了關於廣西問題的《7·3布告》。為貫徹《6·17公告》和《7·3布告》,縣直機關和各公社、大隊同時向“階級敵人”颳起了“12級颱風”,一大批“2·12”派成員、支持“2·12”派的幹部和地、富、反、壞、右分子遭到了殘酷的鬥爭,一些人被打死和迫害致死。如縣直機關的張伯勛、覃榮華於1968年7月30日在游斗中被打死;戴開志於8月21日在游斗中被打死;縣水電局副局長蘇志生、農業局幹部朱方瑾被逼自殺身亡,支持“2·121”派的副縣長閻秀清被打重傷致殘;縣良種場職工莫振雲、李志華、莫繼榮、周禎、林九准、林用忠、林傑、林素、林五高、秦中意;白沙區群眾陶天喜、劉德展、劉五一;公路道班職工廖金祥,興坪公社的秦社林、秦金髮、秦運榮、秦水榮、秦年生等人都被非法殺害。更有福利區普益糧所幹部廖大文被殘酷斗、打後,被本單位職工陳永吉、管德疆二人用繩子把手反綁,面朝下,頭在前,從福利禮堂沿著老街那高低不平的石頭路上一直拖到灕江邊的鯉魚洲上,約800米的路程,廖大文被活活拖死。

在向“階級敵人”大刮“12級颱風”的狂潮中,當時的每個公社、大隊幾乎都在亂殺人,據八十年代中期“文革處遺”時的統計,全縣先後有639人慘遭殺害(少數是被逼自殺的),727人被打致傷殘,2513人被殘酷批鬥。被害者有的死於槍殺,有的死於棍殺、刀殺、石頭砸死,也有五花大綁推下河淹死的,更有一些所謂“四類分子”被捆綁後,從陽朔公園山上的卧雲亭丟下砸死,死者血肉模糊,腦漿四射,令人慘不忍睹。

就是在筆者的家鄉絳村,那時與黃射塘、竹仔簡、楊梅先、岺腳村、石排腳、王家、龍早村等十多個自然屯統稱順梅大隊,屬福利公社管轄,一個地處陽朔、平樂兩縣交界地的山村地帶,文革中這裡並沒有什麼兩派之爭,更沒有發生武鬥,在縣革委會號召落實“7·3布告”、“6·17公告”,“向一小撮階級敵人大刮十二級颱風”的運動中,就有五位農民被槍殺。這些冤死者都是忠厚老實的農民,沒有做過任何違法之事,如龍早村的蘇干禎,楊梅先村兩名姓蘇人家,王家村的黃建都,此四人都是地主家庭出身,岺腳村的農民莫志忠則是貧下中農,只因在家中貼毛主席像時,把像的眼睛給鐵釘硑壞了,成了一大罪狀,另外是誣指他私藏槍支,也被槍殺了,這五位農民都成了槍下之鬼,是天大的冤死者。

以上這些形形色色的殺人慘案,令人悲痛欲絕,無比憤恨。這些眾多的無辜冤死者是多麼地可憐,多麼地令人同情和惋惜啊!慘遭屠殺者中的廖金祥是陽朔興坪人,是我在陽朔中學的同班同學,死者蘇良玉是陽朔福利人,是一名共產黨的基層領導幹部,是我陽朔中學同年級同學蘇良民的哥哥,他們都死的十分悲慘。所有這些凶殺慘案,真乃使大地哭泣,青山垂淚,灕水悲咽。人們定會追問,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濫殺無辜,是誰給了這些凶手們亂殺人的權力?是誰在背後支持和縱容他們濫施暴行?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和世道呢?!

四、值得回顧和反思的歷史

認真回顧並深入反思這段歷史,拒絕遺忘,這是我輩今人應有的正確態度。

“文革”是一場浩劫、一場有史以來人世間前所未有的大災難,這是除毛左分子外所有人一致公認的。而“文革”之在廣西、在陽朔,1968年出現的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其殺人數量之多,手段之殘忍,更是歷史罕見,是全中國”文革”中大災難最最慘重的地區。

人們怎麼也不會想到,至今也仍然想不通,全廣西乃至陽朔縣在“文革”中會有如此慘重的大屠殺慘案,鮮活的生命會舜間消逝。而大屠殺過後對殺人凶手又長期不作調查處理,讓殺人凶手長期逍遙法外,有的反被提拔重用,並且長期捂住蓋子不準人揭露和議論大屠殺之事,誰要敢於揭發和議論,就會遭到打擊乃至鎮壓。這是為什麼呢?

筆者認為,一切事情都是清楚明白的,這場大災難之所以發生,當然是因為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運動,是和他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等等一系列歪理邪說有關的;其次是他的幫凶林彪一夥,以及江青、張春橋——等“四人幫”一夥、還有那個陰險狡猾的康生,就是這麼一些掌管中國最高權力的人,他們都是罪責難逃的。全國各地所發生的形形色色的災難事件都是因他們的歪理邪說和胡作非為而起的,他們的為人和種種罪惡早已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褥柱上。

然而在廣西,“文革”中所發生的種種災難,除了毛澤東、林彪、江青、康生——等一批最高當權者罪責難逃外,主要的罪魁禍首應是韋國清。正是這個被他的吹鼓手們稱之為“壯族人民的優秀兒女”、“一代英才億人景仰”的韋國清,無數的事實充分說明,實際上他是廣西的土皇帝、迫害狂,是廣西大屠殺的始作俑者。文革期間廣西分裂成對立的兩派就是因他而起,他陰險狡猾,為保住他的權位而支一派、壓一派,大玩兩面派手法,向中央妄報軍情,謊造“廣西反共救國團冤案”,發布“6·17公告”,鼓動各地大刮“十二級颱風”,狠狠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並公然調動部隊和“聯指”派民兵圍剿“四二二”派及桂林“老多”派,誣稱他們是“反革命”、“反共救國團”,廣西各地凶殺案的屢屢出現,其源皆因韋國清之故。

在陽朔,殺人的直接指揮者就是迨連剛、辛恆山、黎咸稱、呂明忠、李先德、蔣彬等一批人,而那些殘暴打人、殺人的眾多凶手則是一批靠吃狼奶長大的愚昧暴民。正是這些“義和團”式的凶殘愚民,是所有凶殺案可恨可惡的直接罪犯。在八十年代“文革”處遺時,對這些人本應純之以法才能平民憤;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眾多的殺人凶手除少數幾個被追究刑事責任判處有期徒刑外(沒有一個被判死刑的),大多數只作黨紀、政紀處分,而農村中的殺人凶手則無任何處分,實在令人憤恨、不滿,令人不可理解。

今天活著的人們,要深入揭發批判毛澤東的一系列罪行,特別是文革的罪行,提高認識,以杜絕文革災難的重演。而在廣西,除了揭毛批毛以外,當然還要深入揭批韋國清,因為他是廣西大屠殺的直接製造者,他的罪行至今還沒有很好地清算,流毒遠未肅清。

為了避免文革之類的災難在中國重演,深入揭毛批毛當然是首要的問題;在廣西更要深入揭發批判韋國清,這是十分必要的。除此而外,人們更應該深入反思文革,因為文革之所以會出現,皆因是獨裁專制社會制度的緣故;如果是一個憲政民主的國家,就絕不可能出現文革之類災難的。因此,我們今天必須要在繼續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同時,更要在政治體制的改革上狠下功夫。為此必須做到袪除黨專制的政治體制,開放黨禁、報禁,真正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經濟市場化,給人民以真正的人權、民主和自由,一句話就要是建立憲政民主的政治體制。惟有這樣,才能使文革之類的大災難不至重演。但願所有的中國人都能認識這些,並能積極地投身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大潮中,我們這個民族和國家才會與世界接軌,早日走上憲政民主的光輝大道!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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