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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 1949年的選擇 催人淚下

楊伯伯的家鄉在瑞金,而三十年代的瑞金是「紅色之都」,我突然很想了解一個國軍的家庭那時如何生存下來。楊伯伯說,他的家庭有地產,屬於土改要清除的對象。當時還是小孩子的他被「成分」好些的親戚藏了起來,他的母親卻被抓去殺了。當天夜裡奇蹟出現:沒斷氣的母親又滿身是血爬了回來,想在咽氣前看她愛兒最後一眼。這次被抓回去,後來聽說是被鋸死了。

得知楊伯伯去世的消息是偶然與楊媽媽在MALL里的邂逅。楊媽媽寒喧幾句,忽然講:“楊伯伯走了。”我不假思索就問:“回台灣了嗎?”楊媽媽說:“不,回天國了。”楊媽媽見我不知說什麼好,趕緊安慰我:“他已病了四年,很幸運了,80歲了。”這突然的噩耗打擊了我購物的興緻,我木然地跟著老太太們去吃冰淇淋。席間有人問我是那裡人,我說是四川人。她高興地說:我在重慶度過了抗戰八年。我一聽也有了興趣:“你怎麼去的台灣?”“坐海船去的,共產黨佔了上海的北岸,我們逃難的就從南岸上船。好嚇人,你們的大炮和天上國軍來保護的飛機,天上地下的炮彈打得到處都是巨響和巨大的水柱,掉在海里的哪有命啊。幸虧你們的大炮打得不夠遠,不然我們誰都走不了……”

一個逃難的話題,這是我與楊伯伯結緣的起因。兩年前,因我要寫1949年逃亡的文章,在科州訪到住得不遠的楊伯伯。

楊伯伯是位面容清矍的老人。他出身於軍人的家庭,看起來卻相當儒雅,一副高貴的氣質。這一份氣質和儒雅,傳給了他的女兒,一面就讓人過目難忘。他的女兒是活潑外向的,有軍人似的中氣充沛並帶磁性的嗓音。而楊伯伯是沉默的,從六歲開始經歷過的那麼多苦難留給他的似乎只有沉默;他的目光,卻是一份柔和與安詳。

楊伯伯記憶中的一九四九年是個混亂的年份。大部分的中國人在時代的大變局中彷徨歧途。楊伯伯是國軍家屬,兒時蘇區的經歷自然會讓他不安。隨著戰火的逼近,他在南昌的中學停了課。倉皇無措的學生們只好以自己對局勢的判斷作出選擇。有高年級的學生在談論參加青年軍去打仗,或者去流亡。左翼學生正忙著配合中共軍隊的到來。他卻想著怎樣回到瑞金的鄉下,和家人們在一起。這是人在災難來臨時自然的反映:或抗爭或躲避。這時的南昌已是滿城的謠言,滿城的慌亂。逃難的車,他是擠不上。憑著一雙能走路的腳,他和同學走回了瑞金。當時的鄉下,平靜得象是另一個世界。不多久來了一輛車,擾亂了他的寧靜生活。受託帶他走的,是他父親手下的軍官。這是輛軍隊的通信車。他和所有就此離開這片土地的人們一樣,當時並不知這一去就是幾十年。他以為只是暫時躲一躲。他的大娘們叔伯們不願走,想著歷朝歷代政權初定時大赦天下的僥倖,自然只知數著舊朝皇曆的他們,不知將面臨的是什麼樣的歷史變局。

逃亡的路很艱辛,從江西走到四川,從四川走到廣州,繞了大半個中國,終於追上他父親的隊伍到了台灣。楊伯伯回憶中的逃亡之路,軍人和百姓們攜妻帶子,各種車輛,從中世紀前的雞公車到1949年的最新型卡德拉克到軍用汽車,把窄窄的公里擠得水泄不通。楊伯伯說他們是幸運的,坐的是軍車。他說要是步行,他是不願繼續的。看那些走在路上可憐的老百姓,他們扛著能帶的家什,好的還能沿途埋鍋造飯,大部分人只能風餐露宿。一路上,飽受各種真真假假謠言的驚嚇。一會兒說是共軍來了,一會兒說是潰兵來了,一會兒說是土匪來了,大家四處奔散。每一陣騷亂之後,總是一陣陣慘絕人寰的哭叫聲:有的丟了細軟,有的丟了老婆孩子。有的實在撐不下去了,只有在路邊賣兒賣女為他們謀一條生路。逃難的過程是那樣的殘酷,他每次都講不下去。但是不走行嗎?風雨之後的棲息地又在何方呢?事後來看,作為地主家庭之後,“反動軍官”的家屬,馬上接踵而至的鎮反,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肅反,社教,四清和之後的文革,這些將中國社會翻個底朝天的社會清理運動,逃得了一劫,逃得過下一劫嗎?從這一點上講,楊伯伯是幸運的,但那些逃不了的或拋屍在逃難途中的人呢?

人有對危險的警覺和本能的躲避:逃離戰爭,逃離迫害,逃離清算,逃離思想的禁錮(如還俗從軍而逃的聖嚴法師)。這六十年前的大逃亡,就從上海的岸邊,或從更早些的東北,華北和蘇北的難民;從火車頭上黑壓壓的人群;從公路上,田野里,扶老攜幼的人流中開始。他們中有流亡的學生,有有產者,有國軍和舊政權人員的家庭,他們就這樣把家園、把親人拋在了後面,把孩子拋在了路上,有的甚至把命丟在了異鄉。

知道楊伯伯的家鄉在瑞金,而三十年代的瑞金是“紅色之都”,我突然很想了解一個國軍的家庭那時如何生存下來。楊伯伯說,他的家庭有地產,屬於土改要清除的對象。當時還是小孩子的他被“成分”好些的親戚藏了起來,他的母親卻被抓去殺了。當天夜裡奇蹟出現:沒斷氣的母親又滿身是血爬了回來,想在咽氣前看她愛兒最後一眼。這次被抓回去,後來聽說是被鋸死了。這段辛酸的回憶是楊伯伯的至痛。他與母親之間那種超乎尋常的母子之情也許源於母子相依為命的深情。他的父親身為職業軍人長年在外征戰。母親疼愛兒子,愛得遲遲不肯讓他斷奶。兒子懷念死於亂世的母親,從此在這個過於暄囂的世界,沉默了。

發生在楊伯伯童年的恐怖故事,讓我深為震驚。歷史書中的歷史,總是勝利者們的編年史。或者是供後人作參考的教訓。那麼,那些親歷事件的人物,他們的生活場景、思想感受;他們作為人的尊嚴和生命的價值呢?歷史不應抽象到只呈現數字:內戰中幾百萬國民黨軍隊被消滅,幾千萬人無家可歸;新政權初期,三百萬至五百萬的地主被消滅,幾百萬反革命分子被鎮壓……然後就是數據之後若無其事的說詞:革命總會有犧牲(品)。或者更為冷酷的說法:他們是罪有應得的剝削階級和反動派!

許倬雲先生說“革命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寬容與仁慈不僅僅是宗教情懷,對生命我們是否少了點溫情和敬意、對無辜被連累傷害的人我們是否缺乏反思和懺悔、對弱者與對手我們是否缺乏寬容與仁慈。在主義與國家的口號下,個體的生命與尊嚴如何變得渺小而卑賤。我們遇事何以缺乏寬容、理解、妥協與仁愛。看著眼前的楊伯伯,我無法將之與“被消滅”、甚至無法與“被改造”聯繫起來,雖然他與他瑞金的家庭確實是1949年後要消滅與無情改造的對象。

楊伯伯的女兒告訴我,楊伯伯自幼失母而沉默寡言的性格因老年皈依基督教有所改變。這些年來,楊伯伯以他善良寬容的沉默,忍受著這段殘忍的歷史加諸於他的傷痛;以宗教的安慰與愛,淡化著這些歷史環境下的個人恩怨或“深仇大恨”,而對那片他們逃離或者說拋棄他們的土地,他仍懷著深愛!!願這世界充滿這樣的愛和寬恕,願中國以後的路走得更和諧更和平。

楊伯伯,願你卸了一生勞苦重擔的身體在天國安息!

又:楊伯伯,江西楊震海也。

(2009《華夏快遞》cm0909b)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華夏快遞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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