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展開的中（共）美談判，離最後的期限越來越近，雙方關於「結構性改變」的討價還價，不知會出現怎樣的結局。其實，所謂「結構性改變」的問題，儘管在談判中極重要，但還不是關鍵。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共在談判中即便作出不同程度改變的承諾，但中共的承諾究竟能否可信？事實上中共擠身WTO以來，一直以虛假的不可信承諾掩人耳目，暗中卻肆無忌憚地扭曲市場、瘋狂盜竊智慧財產權與網絡商業機密。引發貿易戰的實際原因，正在於中共在入世前雙邊會談中許下的承諾，全是不可信賴的詐騙。如果我們看中共真實的歷史，可見中共不講誠信、翻雲覆雨、陰謀耍賴、無視遊戲規則的約束，完全是與生俱來的，絲毫不奇怪。
對中共的虛假承諾，上世記中期介公父子看得就很透，所以長期堅持「寧可戰，不可和」的方略；胡適、傅斯年等知識精英，對中共承諾的不可信，也看得很清晰，所以能做到明哲保身、不受騙上當。上世記40年代後期，中共為了暴力奪取政權，藉助《新華日報》向世界承諾：中共反對一黨專政，決心走美國式民主道路。然而一旦奪取政權，立即翻臉不認帳。1957年，毛澤東信誓旦旦要求黨內外人士幫助中共整頓作風，不料轉眼之間整風突變成「反右」，幾十萬幫助中共整風的知識分子，全部被打倒在地不得翻身。類似案例，不勝枚舉。司馬昭之心，在大陸知識界早已路人皆知。所以中共承諾之不可信，是與生俱來的。若是有朝一日中共的承諾變得可信了，那也就不再是中共了。
當然，不可信承諾作為人類在博弈或談判中的策略，並非始於中共，但中共出於對抗人類文明的邪惡本性，卻將不可信承諾發揮到了極致。世界上有些不可信承諾是可以改變的。如18世記末，英國政府將大批囚犯運往澳洲，以解決澳洲開發中勞動力匱乏的現狀。政府在事先與船主的談判中，船主承諾收費後提供運送囚犯的服務。但船主的承諾不可信，原因是船離岸後，船主只顧降低航運成本。這使囚犯們在擁擠的船艙內，遭遇食品質量的低劣與數量的短缺，甚至是飲用水供應不足，更談不上衛生與醫療保障。結果船尚未駛離大西洋，囚犯因病死亡的比率即上升。從1790至1792年的三年中，26艘船共運送囚犯4082名，海航中死亡498人，平均死亡率為12%。其中一艘「海神號」，運送囚犯424人，死亡158人，死亡率高達37%。
船主的承諾不可信，使開發澳洲的計劃無法兌現，政府不僅經濟遭受損失，還因許多囚犯被送上不歸路，使政府在道義上受到世界輿論指責。約在1792年，英國政府終於發現竅門——要改變船主的不可信承諾，必須改變付款時間與地點。於是從1793年起，英國政府將原來離岸（英國碼頭）時的付款，改變為到岸（澳洲碼頭）時清點人數後再付款。也就是上船時100名囚犯，如果到澳洲時人數減少，我拒絕付款，以示對船主的懲罰。此舉有神效，而且立竿見影。此後船主們在海航中不再任意降低成本，不僅保證飲食與飲水供給，並且恢復衛生保健條件，甚至還聘請了醫療健康顧問，以保證船到達澳洲時，囚犯一個也不少——沒有一個船主願意看到自己花費了航運成本到達澳洲後，卻因囚犯人數減少而得不到報酬。
可見要改變承諾不可信，必須找到小竅門。上例的竅門，在於改變向船主付費的時間與地點。然而並非所有的不可信承諾，都存在可以扭轉的竅門。譬如英國光榮革命前，王室政府陷入財政困境。政府想通過舉債走出困境，但沒人願購買政府債券。原因是王室政府的權力過大，對債務準時償還的承諾不可信。一旦王室政府準備推翻償債的承諾，債權人的風險損失便驟然而至。這裡對王室政府的不可信承諾，就不存在可以扭轉的竅門。只有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後，制度發生了變化，政府的不可信承諾才完全改變。因為在虛君制度下，政府權力受立憲的議會制度制約，償債的承諾也就不敢推翻，即便是徵稅權也要經議會通過才有效。這就是從制度上保證政府承諾的可信性——從此，再沒人擔心政府償債承諾被推翻的風險，政府發行債券也不再困難。
中（共）美談判中，對於中方承諾的不可信，是否也存在可以改變的竅門？答案當然是「沒有」！英國政府在光榮革命前的償債承諾不可信，與中共的不可信承諾相比，區別在於：王室政府的承諾不可信，實際是債務人因無力償還債務，轉而走向找藉口賴帳的那種不可信。相反，中共的承諾不可信，純屬預設的陰謀，是一種必然的常態，也是由中共本性所決定，而非債務償還能力不足的結果。或者說，中共的不可信承諾，原本就是虛假的承諾，也永遠無法改變。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共）美圍繞「結構性改變」展開的談判，對於一貫奉行虛假承諾的中共而言，實在不能抱太多期望。2019年2月內，中共在談判中施展的拖延策略，甚至將當初已作的虛假承諾，改頭換面再充當新的承諾，可以證明這一基本判斷。
中共承諾的不可信，與英國光榮革命前，王室政府舉債的承諾不可信比較，也有相同的地方。這表現為，若要真正改變兩種主體的承諾不可信，都只有唯一的道路，這就是改變制度——實行權力制衡與憲政約束。在英國，這條通往輝煌的道路由光榮革命所鋪就。然而，光榮革命在大陸中國絕不可能複製。況且中共控制的大陸，如果有朝一日真的走向權力制衡、憲政約束，也早就意味著中共的壽終正寢了，當然也談不上中共的承諾不可信。可以說，如果既要想改變中共的不可信承諾，又不想打算讓中共滅亡，甚至認可它的合法地位，這只能是不切實際的痴人說夢。
中（共）美談判的艱難也在這裡，美方堅持要求中方作出「結構性改變」，實質上是要求中方拋棄不可信承諾；中方則明修棧道，其實一直在暗渡陳倉，至死也絕不放棄不可信承諾。中共若真的放棄不可信承諾，10餘年高速增長的神話還能繼續嗎？極權主義的體制還能維持嗎？中共若放棄不可信承諾，它還能拿出什麼絕招挑戰人類的普世價值呢？所以，中共絕不可能放棄不可信承諾，因為中共的思維方式，恰恰與誠信規則、與契約精神如同水火不相容。正如中共極權體制與權力制衡、憲政約束的文明制度，同樣也是水火不容的道理一樣。
中共至死也不放棄不可信承諾，決定中（共）美談判難以分出輸贏。不過談判雖難分輸贏，貿易戰必有勝負。本來兩國貿易，與市場交易雙方一樣，結果應當是雙贏。沒有雙贏也就沒有市場的發展與擴大。中（共）美之間貿易，中共卻能做出你輸我贏，靠的正是不可信承諾，以及這種虛假承諾下的鑽漏洞、對市場的人為扭曲、對智慧財產權與網絡商業機密的盜竊等等。華府與川普總統只要徹底明白中共的承諾絕不可信、永不可信，就知道該怎樣對待中共，或許談判的大門將關閉，貿易戰的輸贏也將見分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