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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昌海: 魯迅是民族性的毒藥

魯迅有多少建設性的東西?魯迅徹底否定中華文明,偏激陰暗,不是要國人自省,學會「直面慘淡的人生」,而是起到了打斷國人脊樑,要國人自卑,軟弱的作用。 所以魯迅,散文是一流的,雜文是二流的,譯文是三流的,人品是四流的。

1934年5月在上海內山完造寓所前,魯迅與日本鈴木大拙等合影。

70多年來,魯迅一直被稱為“民族魂”、“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中國第一個聖人”。……

而魯迅所謂的“最喚醒民眾,最有思想性”的小說《葯》發表於1919年,辛亥革命8年之後。由此人們發現一個現象,魯迅筆下的中國人沒有帶有人性光輝的。如果非說有,魯迅筆下的夏瑜和劉和珍是正面的人物,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最後都死於中國人之手,而且是受殘害而死。特別是《葯》裡面的主人公夏瑜,死得毫無意義,事實上成為“於國不忠,於母不孝”之人,結局十分悲慘,夏母的情況尤其凄慘。

有網友指夏瑜的原型是秋瑾。又有的網友說“有人問魯迅夏瑜的原型是否是秋瑾,魯迅沒有否認”,人們意識到這是中國語文教科書上的標準答案。中國的語文課本里《葯》的主題(摘自互聯網):“首先從作品本身來看。作品的明線也是主線,突出地描寫了群眾的愚昧和麻木。主人公華老栓愚蠢地相信人血饅頭能治癆病,居然讓孩子把革命者的鮮血當‘葯’吃,而且對革命者這樣冷漠無情,對劊子手康大叔反倒畢恭畢敬。茶館裡的一伙人對革命者宣傳革命,‘感到氣憤’;對革命者挨牢頭的打,幸災樂禍;對革命者嘆息牢頭不覺悟,紛紛胡說‘瘋了’。革命者被殺害,人們‘潮水一般’地去看熱鬧。這些都充分說明群眾毫無覺悟,麻木不仁。作品的暗線突出地描寫了革命者的悲哀。革命者憂國忘家,卻被族人告發;在獄中仍然宣傳革命,卻招來一陣毒打;在刑場被殺,只招來一幫‘看客’;鮮血還被別人當‘葯’吃。他的母親上墳,還感到‘羞愧’,也不理解他為之犧牲的革命大業。可見他是多麼寂寞,多麼悲哀。”

魯迅與友人談到《葯》時說:“《葯》描寫群眾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說,因群眾的愚昧而來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說,革命者為愚昧的群眾奮鬥而犧牲了,愚昧的群眾並不知道這犧牲為的是誰,卻還要因了愚昧的見解,以為這犧牲可以享用,增加群眾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魯迅自己的說法,既符合作品本身的實際,又符合當時他的思想,是對《葯》的主題的精當的概括。”

然而,中國的中醫藥典里沒有用人血饅頭治療肺癆的藥方,民間也不會有這樣的偏方,否則在中國大陸一定早就被發掘出來了。人們也很厭惡這部小說對中國人的負面描寫,特別是對夏瑜的描寫,死得窩窩囔囔,其母親尤其凄慘。這樣的犧牲是為什麼?革命又是為什麼?為人子者,還是獨子,中國傳統認為“百善孝為先”,夏瑜卻要自己的母親處於那種絕境,這樣的革命者難道不是太冷酷,太無意義了嗎?人們對夏瑜無法產生同情,也不認同夏瑜的“革命行動”。而魯迅在寫這部小說時辛亥革命已成功8年了,距離1907年7月15日(農曆六月初六)秋瑾就義於紹興軒亭口已有12年。作為秋瑾的同鄉的魯迅不可能不知道秋瑾的事迹,也不可能不知道秋瑾事迹對當時革命的巨大影響。為什麼魯迅要把夏瑜寫成那樣呢?而且魯迅更惡劣的是,在夏瑜死後,周圍的人極其冷漠,最多是墳上出現了一個花環,帶出了一點點的同情。但實際上當時革命黨是有很多同黨的,在社會上也有很多同情者和支持者。對於秋瑾的死,不僅是革命黨人深感痛惜,就連當時的部分媒體和普通人都對她充滿同情,甚至包括當時的知縣在秋瑾被俘後,對秋瑾都多方關照,在秋瑾就義不足百日後,竟然為秋瑾殉義而死。最後革命黨人陶成章等1908年密遣同志王金髮,暗殺了被懷疑出賣秋瑾的胡道南於紹興某寺為秋瑾報了仇。

秋瑾本可以從容離去,之所以不肯逃離,是決意要以自己的鮮血喚醒民眾。用秋瑾的話“可以使革命提前5年成功”,她的死是壯烈的,是有價值的,不是無謂的犧牲,對推動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辛亥革命成功後。孫中山親筆為秋瑾女士題寫“巾幗英雄”四個大字,並書楹聯一副:“江滬矢丹忱,感君首贊同盟會;軒亭灑碧血,愧我今招俠女魂。”浙江革命先哲褚慧僧先生與秋瑾生前摯友吳芝瑛、徐寄塵女士於1912年在西子湖畔建秋瑾墓和鑒湖女俠祠,特將李鍾岳的“神位”祀於祠中,上題“清山陰知縣李鍾岳之神位”,下書“李鍾岳先生,山東安丘縣人,秋案中有德於女俠”,以紀念李鍾岳保護秋瑾和為秋瑾殉道的悲壯義舉。從此,李鍾岳與秋瑾兩位志士的事迹並垂青史。

秋瑾犧牲後,李鍾岳令人購買華麗棺材盛殮,由其婆家扶回安葬於今雙峰縣荷葉鄉境內。後由秋瑾最親密的兩位女友吳芝瑛、徐自華移葬秋瑾於杭州西湖西泠橋邊——秋瑾生前選中之地。著名作家王樹增在他的“非虛構中國近代歷史系列”《1911》中是這樣說的:志士們所期望的“以血喚起民眾”的夙願在秋瑾身上體現得格外燦爛。

秋瑾和魯迅筆下的夏瑜是大相徑庭的,魯迅在辛亥革命成功8年後還要這樣來寫革命黨人,居心何在?!在互聯網上搜索“魯迅與秋瑾的關係”,其結果令人大吃一驚,原來魯迅和秋瑾不僅是同鄉,還有過節,秋瑾曾經“判處過魯迅的死刑”。日本學者永田圭介《秋瑾–競雄女俠傳》一書的問世,則有助於人們明了上述疑問:“作者將日文與中文資料互相對照,對秋瑾在日活動作了比較詳細的爬梳,可望彌補國內學者的研究弱項。《秋瑾–競雄女俠傳》把秋瑾的一生放在中日兩國的國情演化與中日關係的時代背景下來敘述,更容易使讀者把握傳主反清革命思想的成因與革命活動的具體內容,還通過運用大量的中、日文獻資料,從秋瑾的誕生到密謀反清,對她的一生作了系統的描述。與一般學術論著不同的是,這是一本可讀性很強的文學讀物,閱讀起來並不幹澀;與一般文學作品不同的是,這又是一本可信度較高的傳記作品,不是信口開河,漫天演繹,而是一邊敘述,一邊拷問舊說,交代資料來源,不乏學術參考價值。在充斥我國書肆報攤的人物傳記作品中,如此嚴謹的敘述似不多見。作者還在悉心搜集的基礎上,將日文與中文資料互相對照,把秋瑾是如何去日本留學的,又是如何在日本生活和從事革命活動的,都作了比較詳細的爬梳,可望彌補國內學者的研究弱項。作者還從資料出發,首次披露某些易為國內學界所忌諱的細節。作者根據日本報刊的資料記載,細述革命文豪陳天華因抗議日本頒布‘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而蹈海自殺和宋教仁、秋瑾等組織追悼活動的經過,云:翌日(12月9日),留學生們公推秋瑾為召集人,在留學生會館中的錦輝館召開陳天華追悼會,會上,她宣布判處反對集體回國的周樹人(魯迅)和許壽裳等人‘死刑’,還拔出隨身攜帶的日本刀大聲喝道:‘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可見,在如何對待日本政府壓制中國留學生革命活動的問題上,自費留學的秋瑾與官派留學的魯迅、許壽裳等人之間出現過激烈的衝突,這對深入研究魯迅的生平事迹與早期思想,也是不可多得的資料線索,彌足珍視。為了表明作者不是有意偏袒秋瑾,《秋瑾–競雄女俠傳》還特意引用北岡正子在《魯迅–在日本這個異文化的國度中》一書中對秋瑾的讚譽,展示這位中華女俠的風采:這位女性,不僅姿色動人,還言談爽快,令鬚眉黯然遜色。事情發生後,秋瑾帶頭四處奔走,在學生中做了大量的說服動員工作,在她身邊很快就集結了七八百名學生,她領導學生開展工作,不斷激勵學生堅持鬥爭。”

“但是,對於秋瑾的道義之死,魯迅卻始終不以為然。在秋瑾英勇就義十多年後,魯迅在他的小說《葯》中,塑造了革命者夏瑜的形象,以暗喻秋瑾式的革命。革命者夏瑜的血,卻被華老栓等愚弱者,當成了醫治癆病的稀奇藥引,這是怎樣一種悲哀。秋瑾式的革命志士,試圖以犧牲生命來縮短革命的時日,卻不知,活的軀體里的沸騰熱血,卻被一大群愚弱痴鈍的人引頸覬覦著。這樣的革命,只能是悲劇結局,而他們的血也就算白白流掉。魯迅曾在學生集會上說,我只好咬著牙關,背了戰士的招牌走進房裡去,想到敝同鄉秋瑾姑娘,就是被這種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陣亡不可么?在他看來,秋瑾的死,是被她的同志捧殺的,而秋瑾的死也只是滿足被捧的虛榮罷了。他還說,叫喊幾聲的人獨要硬負片面的責任,如孩子脫衣以入虎穴,豈非大愚么?魯迅直把自己,當成跳出大愚圈子的幸運兒。魯迅是慣於挑剔的,就算是對另一個古代同鄉陸遊,魯迅也有複雜的評價。他對陸遊,固然欣賞其文采和愛國主義,但也將他的喜歡誇張,好做豪語歸入慷慨黨之流,認為要打過折扣,才能見出真價值。因此,魯迅自己對於戰士,或者革命家的虛榮,卻有著清醒的認識。他曾開宗明義地說,我絕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但我可以吶喊,吶喊是助陣,助威或幫忙,不是衝鋒。確實如此,魯迅曾在革命需要他衝鋒的時候,臨陣脫逃了。據了解,魯迅留學日本時,曾參加過光復會,這是一個以組織暗殺,和會黨起義為主的反清組織。年輕的魯迅,曾以其激烈的救國熱情,成為這個組織的積極分子。當時的光復會骨幹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結果被恩銘的親兵剖腹挖心。消息傳到日本東京,魯迅在集會上義憤填膺、慷慨陳辭,大有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意思。但是,不久另一個刺殺任務,被派到他頭上。魯迅起初是答應了的,但臨行之前又退縮,理由是他有母親需要奉養。”

魯迅是個失敗者,有智慧,但太消極,所以他所表達的多是謾罵,諷刺,連批評都談不上。魯迅就是這麼一個悲觀的人,一個對自己國家和民族,沒有愛,沒有激情的人,他眼中的中國,不論如何進步,他得出的結論永遠是悲觀的,這不是深刻,這是頹廢。

人都是要死的,看見一個新生兒,對他的父母說,這孩子會死的,這不是高明。說出來這孩子會怎麼死,享年多少歲,因為什麼,這才是深刻和高明。人都有一死,為什麼要活著?因為人還有一個生活過程,在魯迅的眼中這個過程是沒有意義的。

魯迅用阿Q來譏諷秋瑾稀里糊塗掉腦袋。被“噼里啪啦拍死的”,是死於“虛榮”。革命英雄主義後面也有心理動機,有情感驅動,如果用這樣消極的眼光看,黃花崗72烈士是被忽悠了,都是死於虛榮,都是給被“噼里啪啦拍死的”,就他周樹人聰明,理性。魯迅把中國傳統說得一團糟,把所有中國不好的東西,甚至於“中國人放個屁都”會被魯迅都上升到民族劣根性,以偏概全,而魯迅筆下的日本人“放個屁都是香的”。有一個網友說:“中國那時已經很慘了,人民很自卑,魯迅的東西不是給中國加油,而是雪上加霜,要人民更自卑,以致絕望。”《葯》所描述的中國和中國人恰如魯迅給出的一個驚世駭俗的絕望比喻:“鐵屋子”和“一群昏睡而將死的人”。

從秋瑾的事迹中,任何稍有良知的中國人都可以得出結論:魯迅的《葯》是心懷叵測任意虛構的。那時的中國人沒有那麼差,魯迅這樣的寫法根本就是對秋瑾的侮辱和對當時民眾的污衊。中國人現在要做的是提升自己的民族自尊和自信,而魯迅的東西嚴重阻礙這一點。

所以,魯迅的《葯》,是戕害當代中國人心靈的毒藥!

30年代左傾以後的魯迅,最令人反感的地方,就是他不斷地為蘇俄和共產革命中的血腥和殘暴辯護。他明明知道蘇俄革命和肅反中捕人、關人、殺人,許多人——包括許許多多的知識分子——被整得家破人亡,流離失所,以致愛因斯坦等世界著名知識分子都表達過非議。然而他卻告訴青年們說,象這樣對反動派決不憐憫的無情打擊,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為正當的”“正確的戰法”,是有“堅強的意志的戰士”所不能不採取的鬥爭方法。

決不對反動派實行費厄潑賴,雖然是魯迅很早就有的思想,然而這在早期,卻是激於血的教訓,出於對殘暴的反感,其中尚有人道的立場,還不至於公開讚揚革命的殘暴。那個時候,他本人對殺人和殘暴——不管是“革命”的殘暴還是“反革命”的殘暴——都保持著極度的反感與不安。後來魯迅靠攏了蘇俄,“費厄潑賴應當緩行論”與階級鬥爭理論揉和到了一起,階級論就壓倒了人性論,人道色彩也愈見稀薄。於是,在1933年10月寫的《“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後記》中,魯迅就公開鄙夷人道主義了:“對於慈善者,人道主義者,也早有人揭穿了他們不過用同情或財力,買得心的平安。這自然是對的。但倘非戰士,而只劫取這一個理由來自掩他的冷酷,那就是用一毛不拔,買得心的平安了,他是不化本錢的買賣。”換言之,他的所謂戰士,是完全應該鄙夷人道主義的。魯迅極為推崇盧那察爾斯基所作的《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因為這部十場戲劇深刻地揭露了人道主義者——而且是那種奮不顧身的真誠的人道主義者——的反動,“甚至於毒害”。這個劇本當中,在革命之前,吉訶德出於人道立場,用謀略和自己的挨打救出了革命者。然而當革命起來之後,專制者入了牢獄,這位人道主義者又把他們當做新的被壓迫者,為之奔走呼救了。吉訶德還譴責那些變成了當權者的革命者,說他們“新的正義也不過是舊的正義的同胞姊妹”,指革命者為魔王,和先前的專制者同等。魯迅告訴青年人說,象吉訶德這樣的人道主義者,起的作用極壞,乃是幫著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放蛇歸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殺淫掠,遠過於革命的犧牲。”

作為吉訶德的對立面,魯迅最欣賞的是劇中革命者德里戈為革命後的專制和殘暴所作的辯護:“是的,我們是專制魔王,我們是專政的。你看這把劍——看見罷?——它和貴族的劍一樣,殺起人來是很準的;不過他們的劍是為著奴隸制度去殺人,我們的劍是為著自由去殺人。你的老腦袋要改變是很難的了。你是個好人;好人總喜歡幫助被壓迫者。現在,我們在這個短期間是壓迫者。你和我們來鬥爭罷。我們也一定要和你鬥爭,因為我們的壓迫,是為著要叫這個世界上很快就沒有人能夠壓迫。”——這就是典型的蘇俄理論:只要是為了將來建立一個沒有人壓迫人的社會,今天的任何“專制”、“鎮壓”和“殺人”都是應當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逼,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中更是絕不能聽吉訶德之流的廢話。對此種理論,魯迅表示了高度的讚許,認為“最為正當的”:“德里戈的嘲笑,憎惡,不聽廢話,是最為正當的了,他是有正確的戰法,堅強的意志的戰士。”

指出了此點之後,魯迅結合蘇俄大規模肅反的背景,指出吉訶德這樣的人,雖然並非整個是現實所有的人物,然而卻確實存在,象托爾斯泰派、羅曼羅蘭、愛因斯坦都是,甚至高爾基也一度犯了吉訶德式的錯誤,附和著反動派的種種謠諑,非議革命的殘暴,並且幫助反動分子者逃亡。

魯迅嘆息,象德里戈那樣為專制和鎮壓所作的辯護,以及象他對反革命者的凶殘和獸性所作的預測,在當時世界上人們未必相信,因為他們以為一黨專政的時候,總有為暴政辯解的文章,即使做得怎樣巧妙而動人,也不過一種血跡上的掩飾。魯迅提出的第一項證據就是:“然而幾個為高爾基所救的文人,就證明了這預測的真實性,他們一出國,便痛罵高爾基,正如復活後的謨爾卻伯爵一樣了。”魯迅的這種理論,可以一字不改地用來為蘇俄與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作辯護。

當年新生的蘇俄,有許多文學家受到迫害,以致喪命,魯迅並不是不知道。左傾之前,他就很同情橫死的蘇聯詩人詩人葉賽寧。這位寫出了許多優美田園詩的偉大詩人,革命後遭到殘酷迫害,被人拷打以後吊起來,偽裝成自殺身亡。然而,在《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中,魯迅卻告訴青年人,葉賽寧之死,不是因為革命的殘暴,而是因為他自己跟不上革命的形勢;魯迅告訴青年人說,葉賽寧這樣對革命失望的人,以後也有可能變成反動,“有些人甚至成為新的運動的反動者”。他教育青年要改造思想,以免成為跟他們一樣的人。

許多在國民黨統治下敢於站起來反抗的人,怎麼一到蘇俄那裡,面對形形色色的整風和迫害,絕大多數人都不敢挺直腰桿來,反而想方設法去改造自己的思想了?這跟當年魯迅這樣的大文豪,幫著蘇俄灌輸給他們這種遠惡於傳統專制的赤裸裸的極權理論,有沒有關係?!

魯迅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欽點的中國現代第一文聖人。偉大領袖1940年為他蓋棺論定的時候,稱他是“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他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是最正確的、最勇敢的、最堅決的、最忠實的、最熱誠的”,毛澤東一口氣用了三個“偉大”七個“最”。

以下是魯迅的部分語錄:“我向來不憚於用最險惡的用心揣度中國人”;“中國人向來就沒有掙到過‘人’的價格,最多不過是奴隸……而下於奴隸的時候確是數見不鮮的”;“凡有來到中國的,尚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

魯迅留學於日本,受到日本的深厚影響,幾乎完全接受日本人的中國觀。魯迅曾多次引用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支那人氣質》一書,其中論列中國人“特質”達26條之多,絕大多數與日本人的“支那觀”、“中國印象”如出一轍。魯迅影響最大的兩篇小說《狂人日記》(1918)、《阿Q正傳》(1921)背後,來自日本的“中國國民性”和“支那特質”何其清晰、純粹。在解剖和抨擊中國人、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時,魯迅驚世駭俗的絕望比喻“鐵屋子”、“一群昏睡而將死的人”以及將全部中國歷史簡略為“吃人”二字,又是何等地道的日式白描、何等煉達的日式修辭。

魯迅所謂的“最喚醒民眾,最有思想性”的小說《狂人日記》發表於1918年,辛亥革命7年之後;《葯》1919年,辛亥革命8年之後,根本談不上“開啟民智,喚醒民眾”。《狂人日記》是用一個精神病患者的受害妄想來影射中國的歷史,中國人中有精神病患者,不等於中國人都是精神病患者,在法律上精神病患者沒有行為責任能力,所以法律是不採納精神病患者的證詞的。魯迅倒好,拿精神病患者來忽悠正常人。

國民黨政府於1928年名義上統一了中國,南京國民政府也獲得了國際承認,成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國民黨政府宣布,根據孫中山革命理論的三步驟——軍政、訓政、憲政——中國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並開始進入第二階段,轉到經濟建設為主。1927年-1936年被國民黨政府稱成為黃金十年,十年中,中國的工業增長率達8%以上。對這十年有極端不同的看法。正面的看法認為,在惡劣的環境下,當局在農田水利、電力、礦業資源開發、化學工業、重工業的振興等等,幾乎每項對國家進步有關的事都在馬不停蹄地齊頭並進中。僅僅在1931-1936年間中國工業成長率平均高達9.3%,創下民國以來第一次經濟奇蹟。同時交通事業的發展尤為蓬勃,除電訊、郵政快速成長外,鐵路修建達2萬餘公里,公路增開了8萬多公里,民航空運在這十年間開闢了12條航線,長1萬5千多公里。並且在這高速發展的黃金十年,整個國家一直都還在動亂之中,前五年北伐、中原大戰、九一八,後五年剿共、寧粵分裂、閩變,幾乎天天都在打仗,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中能有這些成就,說明新興的共和國里是有自強不息精神的。

而魯迅在國民政府內憂外患,政權並不鞏固之際,痛罵當時廣為人民擁護的新興的國民政府。國民黨腐敗肯定有,但應該比以前的北洋軍閥政府,腐朽末落的滿清政府要好得多了,而且當時國民黨內憂外患,也根本來不及腐敗。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一二八事變相繼發生後,國民政府軍事重點北移應對日本的軍事行動,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於1931年11月7日,利用日本侵華,國軍後方空虛,中國工農紅軍在國軍後方採取了一系列的軍事行動來擴大所謂的根據地。魯迅生命最後的8年是新生的中華民國政府最艱難的時期,也是中華民族的空前的危機關頭,這一時期救亡先於啟蒙,然而魯迅以所謂啟蒙的名義嚴重打擊中國人民的士氣。魯迅在那時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和當時有很多民族敗類、流氓政客,他一概不攻擊,專門攻擊梁實秋這樣的老實人和相當開明和進步的中華民國政府。中日戰爭中有多少“砍頭示眾的材料”——英勇的中國的普通士兵為國捐軀,魯迅卻沒有寫一篇悼念他們的文章來彰表他們的事迹!!

關於魯迅作品的選材,魯迅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筆下的中國人,自私,懦弱,猥瑣,殘忍,愚昧。而且放大到整個民族,整個歷史,全部的文化。在那個年代,在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有不幸的人,在西方的這一類的小說中,如《悲慘世界》一類的總還會有幾個具有人性光輝的人物。然而在魯迅的筆下,中國人好像都不配活在地球上,“都是砍頭示眾的材料”。

魯迅不批評當時的流氓,軍閥,也不批評日本人,而是專門中國文化如何壞,人民多麼愚昧,多麼無可救藥。然後和日本人,蘇俄人打得火熱。魯迅最惡劣的是,所有的當權的權貴他都不得罪,一味亂罵傳統。魯迅還有一個本事,就是“時間差”把握的非常好,那個時期政治風雲變幻,“城頭變幻大王旗”。滿清時,他不罵滿清,罵老百姓“都是砍頭示眾的材料”,他也不罵革命黨;辛亥革命成功後,他罵滿清,不罵北洋軍閥,也不罵國民黨;袁世凱死了,他罵北洋軍閥,不罵國民黨,也不罵其它軍閥;北伐成功了,他罵軍閥,不罵國民黨也不罵蘇俄;日本來了,國民政府風雨飄搖,他罵政府不罵蘇俄,也不罵日本人。上海人有一種描述投機的說法叫“燒冷灶”,魯迅只要有冷灶,他燒得一個不拉。他也敢“搗熱灶”,看哪個灶快滅了,第一個衝上去猛搗一氣。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他到現在都不會寫文革的題材,他只會寫1949年以前國民黨如何如何壞,人民如何如何愚蠢。

魯迅翻譯過托洛茨基、高爾基的某些作品,所以可以肯定魯迅應該對蘇俄革命相當了解,然而魯迅對斯大林/蘇聯共產主義很是推崇,反而對美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深惡痛絕。毛澤東和蘇俄之所以喜歡魯迅,是因為魯迅把中國說的一無是處,一團漆黑。馬克思的學說產生於資本主義早期,其學說的主體是工人階級。而魯迅所處時代中國還是處於資本主義萌芽階段,主要還是封建時代,魯迅的價值是搞出來個中國版的馬列學說,最後被毛澤東發展成為土改和鬥地主理論依據。毛澤東捧魯迅的目的在於表明:1、奪取政權有合理性:是為了砸爛萬惡的舊世界;2、掌權以後,毛澤東政權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政權,人民最幸福。

魯迅的世故遠高於他的深刻。他的偏激,晦暗使他不可能成為一個思想家。單純從文學角度,魯迅的作品有可取之處,對於中國古代的批評有正確的地方,但不應該全盤否定中華文明。文明是物質的,文化是精神的,歷史是既成事實,無法改變,只可尊重歷史,無法否定歷史。對於古代史的評論主要應該橫向比較,不能拿當代的先進國家來進行縱向比較。

魯迅被很多人捧為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第一文聖人。然而魯迅對中國文化毫無建設性的貢獻。世界上哪個國家有這樣的思想家?!甚至於一些思想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印度,阿拉伯世界,西班牙帝國和俄國,沒有一個思想家如此憎惡自己的母國;但魯迅筆下:“中國是4000年吃人的歷史”。

魯迅所謂的思想主要源於日本人對中國的思考,這就比如,猶太人用希特勒的理論批猶太民族的劣根。日本人意圖滅亡中國,他們理所當然地要去發掘中國人的弱點和醜惡的一面為他們全面侵華做理論上和道義上的準備。而魯迅作為一個中國人,全盤接受日本人的中國觀,並把中國人的毛病提升到了不可救藥的程度,就好比一個醫生,凡是病人找他看病,他的診斷一概是絕症,治療方法一概是回家等死,在哪個國家有這樣的聖人?!中國人的善良,堅韌,奉獻犧牲精神什麼時候都有,但在魯迅的筆下沒有。

經過幾十年瞎折騰,那些中國的傳統美德在當代是少之又少了。中國文化的糟粕是以法家為代表的封建專制和封建皇權下的國家主義,而精華是以儒家為代表的孔孟之道,是仁,義,禮,智,信,孝,悌,勇,禮,節,讓。批評了孔孟之道,在現代中國還剩下什麼?!

“建房子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燒房子只要一根火材”。燒房子不是本事,魯迅有多少建設性的東西?魯迅徹底否定中華文明,偏激陰暗,不是要國人自省,學會“直面慘淡的人生”,而是起到了打斷國人脊樑,要國人自卑,軟弱的作用。

所以魯迅,散文是一流的,雜文是二流的,譯文是三流的,人品是四流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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