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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國安部據說針對這件事情發了一個緊急的文件

——橫河評論 第85集-從東京影展看中共國際事務中的群眾運動

1. 人民外交的歷史和現實; 2. 對外統戰情報的職業和業餘工作; 3. 曾筱龍事件; 4. 國安部據說針對這件事情發了一個緊急的文件。

第23屆東京國際影展,中華民國今年派出著名影藝明星徐若萱、張鈞寧和阮經天出席。

 

編者按:2019年2月27日博訊老闆韋石在他自己的推特上污衊阿波羅網是江蘇國安運營等。阿波羅網要求韋石提供證據或調查報告,並提交給美國聯邦調查局。

阿波羅網批駁博訊老闆韋石誹謗本網是國安運營 並將以行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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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阿波羅網2010-11-04轉載海外中文媒體希望之聲的橫河評論節目。

各位聽眾大家好,我是橫河。今天和大家討論一下在東京影展所發生的中國和台灣代表團之間的糾紛。這件事情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在國際事務中,中共的一些做法,就是類似於群眾運動的做法,對它的對外事務有什麼影響?

我們現在看一下在東京影展發生了什麼事情。在日本舉行東京影展,這次兩岸電影界都派出影片和代表團參展。10月23日那天,參加東京影展中國代表團團長江平在影展開幕之前突然要求台灣代表團必須以中國台北,或者以中華台北名義出席。大家知道這次台灣和以往一樣是以台灣的名義參加的,他要求在前面加上中國或者中華,而且不叫台灣叫台北,並且在星光大道上要讓台灣代表團跟著中國代表團後面走。

台灣代表團當然就不同意。雙方,江平和台灣代表團團長也是行政院新聞局電影處處長陳志寬發生了爭吵,僵持不下的結果是雙方都沒有辦法走上星光大道,而且江平當時還對台灣代表團用威脅的口氣說:你電影不想賣到中國了嗎?這件事情在台彎引起了軒然大波,台灣反應這次是出乎意料的一致,包括藍綠朝野,大家都表示不滿。而媒體也是同聲譴責,都表示不能接受中共在國際上對台灣的打壓,特別是在民間的交往,因為這只是在民間的活動,在民間的交往上突然間進行打壓。因為在這之前類似的活動當中都沒有碰到這樣的情況,尤其是現在ECFA剛剛簽署,本身就有很多質疑的聲音,所以在這個時間,發生這樣的事情使得各界在各方面的質疑一下子都爆發出來了。

我們今天不來分析中共長期對台政策,因為對台灣在國際上的全面打壓,這一點中共從來沒有改變過,但是它在形式上,在不同的時候會有變化的。我們今天不來談它的長期政策,我們也不來分析中共統戰政策,因為這是中共最近致力在做的事情,派大批的代表團到台灣進行統戰,我們也不來分析。

我們就來分析東京影展的中國代表團的做法這一件事情,就事論事。江平在東京影展的這個做法,他肯定是符合中共的真實對台政策,因為中共對台政策長期以來,雖然表面調整,但實質從來沒有改變過。但是他這個做法卻不一定是中共希望今天在台灣,對台灣人或者國際上被人看到的這一面。

它的真實的面目,就是對台政策真實的情況,和希望人家相信的情況,在中共這邊不一定是一致的,事實上往往是完全相反的,尤其在某些特定時期。就像現在這個時期,它非常希望把真實的面貌遮擋起來,讓人家相信一個表面的虛假的東西。因為中共在每一個具體的時間,具體的時期在台灣它所表現出來面目是不一樣的,像在李登輝時期,在陳水扁當政時期,和馬英九現在當政時期,它的表面政策是不一樣的。所以這件事情在東京所表現出來的,非常不像中共現在想讓台灣和讓世界看到中共真實的面目是什麼。不管這次這個代表團江平這樣表現的目的是什麼,這件事在當今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對台灣民意的影響,都不是中共目前希望看到的。

和台灣有關的事物誰在管

台灣問題對於兩岸來說是國務院台辦在管,但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直接管的,因為在國務院機構設置的時候,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和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但是列入中共中央直屬機構系列。這在中共的系統當中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就是對於一些最重要的機構,中共認為對於它的統治至關重要的機構,它是屬於中共中央的,不在政府裡面。你看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一個是它的槍杆子,一個是它的筆杆子,在這一方面都是由黨來直接管的;另外有一部分純粹是跟治理國家有關係的,是國務院的各個部委,它是歸國務院管的,就是政府機構管的;還有極少數的是中共認為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對外的時候卻要以政府名義出面的,於是就有一個很特殊的叫一個機構兩塊牌子。和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一個機構兩塊牌子類似的,也是被中共認為非常重要,應該是由黨來抓,但是又不得不放一個政府的牌子在外面的另外兩個類似的機構,一個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它實際上是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的牌子,也是歸中共中央管,並不歸國務院管的;還有一個就是中共中央610辦公室,它對外偶爾也會以國務院一個辦公室的名義出現,但實際上也是歸中共中央管。

台灣事務辦公室就是台辦,實際上是只處理兩岸之間的關係,但是在國際機構裡面涉及到和台灣的問題的時候並不由他們來管,像這次在日本,如果發生了和台灣之間的衡突的話,實際上它已經是一個外交事件了,這一部分很可能是歸外交部管轄的,所以台辦只是跟台灣雙邊對話的一個機構而已。

外事工作中的群眾運動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類似的現象的,就是中國有一個特色,是共產黨搞的一個叫作群眾運動,在文革的時候叫群眾專政這些活動,就是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是以政治運動的方式,以群眾運動的方式來做。我們今天看到的在東京影展發生的事情,實際上是群眾運動在外事領域的一種表現形式。

這個體現了什麼?就是說在中國很多機構裡面,本來由專業人員應該做的事情,如果我們承認外交工作是屬於專業的話,當然在全世界外交工作都是專業化非常強的,我們是說如果在中國也承認外交工作是專業工作的話,這些本來由專業人員做的工作被很多可以說是數不清的、完全不懂外交、只懂得要政治正確的外行在做。他們做的過程當中有的是得到指導的,就是上面要他這麼做的,也有是沒有得到指導的,有的甚至是為了證明自己政治正確或者是要討好什麼人,自說自話的自己主動插手做,並沒有得到上面同意的,這幾種情況都存在。

我們現在從外交部發言人在回答問題的時候可以看出來,很可能這件事情外交部並不知情,或者外交部在裝傻,因為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說關於你提到的問題,就是有人提出來了東京影展的問題,是不是對台灣的封鎖的問題,他就說:關於你提到的問題我們注意到了有關的報導,但這不是封鎖的問題。你看外交部竟然只是從報導當中才注意到了這件事情,這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情,也就是說,本來由外交部管的一件事情,外交部只能從新聞媒體的報導當中才知道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中國大陸的體育、文化、藝術作為一種外交手段,其實在中共統治期間很早就出現了。最早出現的時候應該是在中美建交之前,那還在文革當中,就是以乒乓外交為代表的中國的一種外交手段。而乒乓外交大家知道當中最爭議的就是和各個國家的球隊打球的時候,出於當時某一個特定的政治需要,要運動員去讓球。這個讓球就是政治化非常高的一種體育外交。當然這裡頭讓得最多的我想應該是北朝鮮,但是也有其它的國家,包括當時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的時候,連美國隊都知道當時中國隊是讓球了,包括還有對日本的讓球,都有。其實當時並沒有否認這點,因為周恩來當時就對乒乓球隊說,他提出來的是叫人民外交,就是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搞外交。

這種體育政治化的影響一直延續到現在,並且還擴展到了文化藝術領域裡面。去年很著名的一件事情是在7月22日的時候,中國導演賈樟柯和趙亮退出了第58屆墨爾本電影節,賈樟柯提出的理由是他認為和熱比婭同時出現在充滿政治意味的墨爾本影展上,對於他的個人感情和行為底線是不能接受的,是不合適的。這是他的當時的解釋。但是這個底線卻不是導演們定的,而是另有其人在為他們定這個底線。

因為你讓導演們自己去做出一個決定,什麼行為在外交上是能接受的,什麼行為在外交上是不能接受的,這等於是把一個重大的外交問題,或者是一個國際事務隨便的就交給了一群電影導演來處理。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這個事件上這幾位導演是當了一回演員,另有人在操縱、在導演這件事情。

就在10月23日也就是東京影展發生走綠地毯事件的當日,中國的著名藝術家艾未未在北京採訪了當時另一個退出墨爾本電影節的導演趙亮,趙亮就表示說當時退出來是上面打了招呼,這個在youtube上錄像還在上面。所以在文化、藝術、體育這方面,在國際事務,但不一定是外交事務,在國際事務上政治化,用一些非專業人士、非外交人士和處理外交事件的人,來表達中共的對外政策的意思,這種行為是非常多見的。

業餘外交的得失

這裡我們講的是,民間的文化藝術活動當中,用文化藝術活動來插手國家外交事務和國際事務的這種行為,對中共政權來說它認為是有好處的,它可以表達中共的某些觀點,但是又不至於陷入被動,它可以推說這是民間行為,跟它們沒有關係。從表面上看對中共至少它有這樣的好處。

那它的缺點是什麼呢?就是把一個嚴肅的國際事務和外交事務變得有點像搞笑那樣,因為參與的人往往是業餘的,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很多事情就難以控制,特別是如果說這個人是沒有得到明確的指導的情況下,自作多情的在討好當局,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引起國際糾紛的笑話就會非常多。

而且事後是很難以進行傷害控制的,因為人們會認為這是中共的一個政策表達,而對外交部提問,它們不會去向闖了禍的當事人,就像這個東京影展的時候,不會去向中國代表團團長江平去提問一樣的,他們一定是在外交部的新聞發布會上去提問。當然這可能確實是中共目前的政策,但是從外交部發言人這次的回答來看的話,好像外交部並不願意在這件事情上幫江平去做善後處理。

這種做法還有一個壞處是所有進行國際交往的,無論是體育、文化,還是其它方面的代表團,這種國際交往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人人如果都認為自己在這種國際交往當中,有義務、有責任來貫徹中共的外交政策,或者是國際事務方面的政策的話。因為個人對政策的理解是不同的,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中共現在完全是機會主義,所以在一個大的政策上,很多情況下解釋的尺度和做法上並沒有一定之規,它的變化是非常快的。非職業的外交人員,如果不是職業外交人員的話,對這個很不容易掌握分寸。在他們自認為可以,而且是有義務去維護某個東西的時候,他的做法是業餘的,而且往往對當時的場合來說很可能是不合適的。你看這次外交部發言人對這一類事情的表態,在發言的時候馬朝旭說:關於台灣參加國際活動的問題,大陸方面的立場是在不造成兩個中國或者一中一台的前提下,通過兩岸務實協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這句話實際上變通的尺度相當大,不要說這些業餘愛好者,就是職業外交官也很難在不同的情況下處理得很得體,這是指的是在外事領域,在外交領域。那麼在其它的領域裡面,就是和境外打交道的其它的部門,其實也有類似的情況,那麼這個發生的最多的是情報部門、統戰部門,還有宣傳部門。

統戰情報工作的群眾運動

現在中共的對外統戰正在如火如荼的開展,另一方面情報工作也發展得非常迅猛,這是兩個不同的領域。這兩個領域都有大量的專業人員派駐在外面,但是這兩個領域之間它有合作,也有衝突和不協調,因為這兩個領域雖然說他們都很專業化,但是互相之間都是外行,就像統戰部要去做外交部的工作的話,那他實際上是外行了,而統戰部做情報工作也是外行,情報機構去做統戰工作其實也是外行。再加上這兩個領域還有一個特徵,就是廣泛的利用業餘人員,因此在這裡面出錯的機會也是很大的。

我們先看一下在構架上面它有這些部門,有中共中央統戰部,有專門搞情報的國家安全部,有國務院系統的國僑辦,這是專門管海外華人華僑的,也有針對宗教團體的國家宗教事務局。這些是專業部門的,但實際的情況要比這個還要複雜得很多,因為跟所有黨的其它的工作是一樣的,中共它長期以來把專業的工作政治化了,運動化了,所以一旦當政策需要的時候,很快的就走向人民戰爭的布局。特別是在這些項目當中如果牽涉到大筆的經費和功勞的話,就將來誰的政績的話,這是誰的功勞的話,那麼發動人民戰爭去搞這是一個習慣的做法。

這種方式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共有好處的,這好處就是廣種薄收,它而且虛虛實實使得其它國家的情報機構也是疲於奔命,無所適從,不知道怎麼辦。比如說對海外商業科學技術機密的竊取就是用這種方式,很多人出國之前其實都被約談過,但是他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任務,有的時候就是留一條線,有什麼事情打個招呼,就這一類的。也有一些人他既不是專業的間諜,也不是業餘撒網的,那他就是個人為了回國發展找個工作,也參加了這種特殊情報的行當。

最近有一位已經在中國汽車公司找到工作的老兄,又莽莽撞撞的趕回美國去了。人家都已經把他列在要抓捕的名單上了,所以他一下飛機就被抓個正著。像這種就是屬於根本就不是專業的,專業的他大概也不會送上門去的。這點就是這種做法的壞處了,就是業餘的越多,它的出事的機會也就越多。

當然作為政府來說的話,毫無疑問的它會抵賴,但是像這種事情發生得多了,對中共政府形象打擊還是很大的。順便說一句,就是政府它也不完全在抵賴,像這種遍地撒網的情報工作,加上為了邀功,或者是個人利益自願效勞的,出了事情以後確實搞不清楚是誰的人、誰讓他做的。

那在統戰方面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譬如說一個華人在西方國家一旦競選任了公職,什麼市議長、市長、國會議員等等,四面八方自認為有統戰責任的部門和個人就會一擁而上,那由於多頭領導互相交錯,最後很可能誰也不知道其他人做什麼,更糟糕的是有的時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像這個既是統戰對象、又是統戰工具的海外親共社團的領袖,像有一個幫助紐約當時任市議員的劉醇逸訪問中國,並接受十大傑出華人青年獎的,紐約有一個山東同鄉會的,他本人就曾經在青島的兩個賓館裡面開設了取名為星巴克的咖啡店,中英文的商標和店名一應俱全,都和那個正牌的一模一樣,連裝咖啡的袋子都是正牌的,就是缺了一點沒有得到正牌星巴克的授權,結果被人家一張狀紙告上了法庭。他其實也是很活躍的,既當統戰對象又是統戰工具的。

另一個例子就是澳洲華人政要,原來悉尼副市長、上議員、新州州長的一個親信,就是當時是州長辦公室的秘書長曾筱龍,因為收受華資海格集團的好處被迫辭職,他的辭職在澳洲曾經引起過很大的轟動。據澳大利亞的媒體報導說是曾筱龍多次接受海格集團,是當地華資建築企業,接受這個集團的禮物和旅行資助,但是沒有申報。在2007年和2008年這個企業二次出資招待曾筱龍在獵人谷渡假村居住。他還曾經為支持這家企業的工程項目多次前往中國,包括那年8月與二名澳洲貿易官員訪問中國,而當時澳大利亞的稅務部門正在因為一項涉及到7600萬澳元的稅收欺詐對這個企業進行調查,這個企業還涉及了多起惡意剝削華人工人建築事件。這個案子就是一個典型中共的很多部門利用海外的華資企業對西方各國華人,甚至西人政要進行這種感情攏絡,包括這個送禮,請回家鄉去看一看呀,這些其實已經屬於官員不允許的收受賄賂了。

當然我們說的是中共專業的和業餘的情報統戰部門對外國政治家、政客的收買利用,有時候也利用華資企業。但還有一個另外的因素,就是隨著中國的企業,包括國企、私人企業到世界各地去投資設廠,就把國內那套用錢擺平的也拿到國外去。非洲原本就很腐敗的國家,這種做法會引起一些麻煩,畢竟非洲大部分國家已經是民主國家了,它的政治生態要比在中國大陸要清廉得多,但是那些國家它原來就比較腐敗,所以陷入很大問題的情況還不是很多。但是在一些比較發達成熟的民主自由國家,這種事情揭發出來的話,小的就是政治醜聞,大的就是政壇地震了,當然這方面我們今天不做重點。

我們還是討論由黨政部門主導的,你像統戰部屬於黨務,國安部屬於政府,至少他們在名義上是這樣,就是由他們主導的這些工作。曾筱龍的事件,他是不是牽涉到了北京的統戰部門,或者是其他的情報部門這個並不是很清楚,但是國安部據說針對這件事情發了一個緊急的文件,當然我們現在沒有辦法來證實國安部這個文件究竟是有還是沒有,或者是它的真實性。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就是對海外華人,甚至是西人政要的這種統戰,情報宣傳部門專業人員和業餘人員一窩蜂而上的情況,顯然是存在的,而且是廣泛存在,非常嚴重。當然從一方面說,這些被統戰、被搞情報的國家來說的話,它的困難是防不勝防,就這些國家的情報機構對這些工作,特別是業餘的,一窩蜂而上的情況,它是防不勝防。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的話,卻也正好說明中共不僅是對內,對外還是以政治運動和群眾運動的方式來處理國際事務,在這種情況下很多時候,對於中共現在迫切需要建立的一個目的在於愚弄世界的形象,反而是不利的因素,因為這些人在替中共幹活的時候,由於他的業餘操作方式,和自己對政策不同的理解,也可能會破壞了中共的對外形象,或者說是暴露了中共的真面目。好,謝謝大家。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孫瑞後 來源:希望之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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