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評論 > 好文 > 正文

譚松:中國高校教師接二連三被炸得人仰馬翻 已無路可逃

——可怕的高校學生「信息員」

有關部門(公安或國安)專門到學校來,從學生中挑選「信息員」,標準當然首先是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的「積極上進」的學生。他說,他們把選定的學生「信息員」單獨帶到校外面談,談話內容他也不知道。「信息員」一旦確定之後,就與有關人士單線聯繫,別說同學們不知他的身份,連輔導員都不清楚。這位「信息員」的任務,就像是埋伏在敵區的「地下工作者」,專門收集老師(甚至還有同學)課內課外的言行,然後向單線聯繫的「上級」彙報。

前幾天,我的朋友、同道,重慶師範大學的唐雲副教授因為學生告密,“轟”地一聲,人仰馬翻,一跟斗從他站了33年的講台上栽下來。他的這個結局,我並不感到意外,因為唐雲老師一直在講台上苦苦堅守良知,堅持說真話,在黑雲壓城,萬馬齊喑的當下,他的苦苦堅守就顯得越來越刺眼,當局必欲清除而後快。一年半前,我一跟斗從站了22年的講台上栽下來後,他專門為我設宴“壓驚”,一年多後,輪到他了。我在同他通話中得知,這是校方培養和安排的學生告密者的“傑作”。雖然我知道板子不能只打在學生告密者身上,但我一想到那充當了“打手”的學生,還是忍不住想說幾句——下面的文字選自我的“抽屜書稿”——《一個高校教師的手記》:

看到“信息員”這幾個字,人們也許會想到這是提供信息服務的人員,英語可以譯成“information officer”或者“information teller”。

可是,在大學裡,這個“信息員”卻讓人“望而生畏”!

讓人“生畏”的重要一點就是這個“信息員”埋伏在眾多學生之中,“望”而不見。

我曾經同一位高校的原系支部書記交談,他告訴我,有關部門(公安或國安)專門到學校來,從學生中挑選“信息員”,標準當然首先是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的“積極上進”的學生。他說,他們把選定的學生“信息員”單獨帶到校外面談,談話內容他也不知道。“信息員”一旦確定之後,就與有關人士單線聯繫,別說同學們不知他的身份,連輔導員都不清楚。這位“信息員”的任務,就像是埋伏在敵區的“地下工作者”,專門收集老師(甚至還有同學)課內課外的言行,然後向單線聯繫的“上級”彙報。

話說到這兒,我們便清楚了,這種“信息員”是什麼角色。

這種“望而不見”的“信息員”的第二個讓人“生畏”之處,是他的彙報可以像一顆埋藏的地雷,“轟”地一聲把教師從講台上炸得人仰馬翻。“輕傷”是被有關領導找去誡勉談話,或者行政處分;“重傷”是調離教師崗位或者開除出校。甚至,公安機關大駕光臨,把你帶去另一個地方。幾年前,一位在一所學校當二級學院副院長的朋友告訴我,他們學院一位教師因在課堂上講“8964”學生運動被“地下工作者”彙報,該教師先是被派出所帶走,然後被學校開除。

隨著“時代的倒退”,眼下,“信息員”也不全都是“地下工作者”了。

告密制度,是與專制制度緊密相連的,其程度也與之成正比,獨裁專制越是威烈的國家,告密制度越是盛行。2012年之後,思想言論控制日新月異,直攀毛澤東專制獨裁高峰。在這種情形下,高校的“信息員”制度發展也日新月異。現在,“信息員”換了一個馬甲,打著“完善對教學質量的監控”、“加強對教學工作的反饋”等“教學”招牌,作為一種“制度”正式堂皇登台。我在網上看到的就有:《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生教學信息員制度實施辦法》(2015年發布);重慶人文科技學院的《學生教學信息員實施辦法》(2014年發布);紹興文理學院元培學院《關於聘任2018級學生教學信息員的通知》(2018發布)等等。

這些年,我在對中共發動的一些運動作了調查採訪之後發現,中共的任何邪惡行徑都會豎起一桿冠冕堂皇的大旗,如土改運動殺地主搶財產是為了“消滅剝削壓迫”;反右運動整知識分子是為了“剷除毒草”,以便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搞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是為了“反修防修,保證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眼下,為嚴密監控教師,控制言論,又打出“為了進一步完善教學質量的監控和保障體系,加強對教學工作的反饋、交流和處理”、“為加強對本科課堂教學過程的管理和監控,及時了解教學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等“保障教學”的招牌。就連告密,也可以“正確”得無懈可擊,因為那是“反映教師在課堂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學生教學信息員的主要職責》第三條)於是,在潛伏的“地下工作者”之外,學校又湧現了公開的“學生信息員”,他們的職責就是監督和彙報。

中國高校的教師無路可逃了,頭頂上,是監控錄像辛勤的記錄,講台下,是“地下工作者”和“學生信息員”雪亮的眼睛。

很快,效果出來了:中國高校教師接二連三被炸得人仰馬翻!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也就是積極實施《大學學生教學信息員制度實施辦法》的那所大學)的副教授翟橘紅,在講授“政府結構與功能”時,被學生信息員告密,翟橘紅被校方“記過處分、開除黨籍、調離教學崗位,並建議取消其教師資格。”罪名是“偏離教材、教學大綱”和“妄議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北京建築大學副教授許傳青在上課時,看到學生在玩手機,於是她說:“如果你們不努力,日本就會成為優等民族,而我們就會成為劣等民族。”她的話被學生告密(而且斷章取義),於是許傳青被行政處分。

廈門大學陳嘉庚學院教授尤盛東被學生舉報有“偏激言論”,遭校方解聘。

現在是重慶師範大學的唐雲副教授了,罪名之一是有學生舉報他諷刺“偉大領袖”的名言“擼起袖子干”……

我有時望著課堂上我的學生,目光掃過一個個青春的面孔,心想,他們中有沒有中共發展的“地下工作者”呢?如果有,是誰呢?

倘若必須在教室的攝像機和學生中的“信息員”(監控與告密)兩者中選擇,我情願選前者,因為一是攝像機還“客觀公正”,不會像彙報許傳青教授的“信息員”那樣“斷章取義”或者“添油加醋”;二是攝像機不存在有“敗壞一個人的靈魂”的問題。

說到這兒,心中波濤起伏:全國2879所高校,會有多少學生被培養成告密者?全國幾千萬的大學生,在課堂上最後一點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被剿殺後、在最後幾個堅持說真話的教師被清除後,會被培養成什麼“人才”?

當課堂上只剩下一個聲音——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的聲音後,我們將會有一個什麼樣的“中國夢”?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好文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