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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媒:當「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

陳方安生接受德國之聲專訪,總結訪美之行,認為國際間非常關注北京干預香港的管治。雖然美方暫時無意更改《香港政策法》,惟政策法已經亮起紅燈。她呼籲特首林鄭月娥及政府高官到美國、澳洲、加拿大及歐洲等地親自解釋香港的“一國兩制”貫徹情況,究竟是由北京直接管治,還是香港政府自己管治。

德國之聲:您這次訪問美國,會見了副總統彭斯和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向他們表達香港的情況,您認為他們對香港的反應及態度如何?

陳方安生:今次美國之行,我感受到今年無論國會、國務院及智庫,都十分關注香港的情況,特別是近期發生的事件,他們關注“一國兩制”是否落實,因為他們也看到一個事實:就是中央似乎對特區政府越來越多的干預;他們看到近期發生的事件:包括DQ(disqualified取消資格)立法會議員、剝奪參選人資格、引進政治判斷、還有驅逐香港外國記者協會副主席馬凱等都在影響香港的基本人權自由。

德國之聲:美國國會轄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於去年11月發表年度報告,指北京政府持續侵蝕香港政治制度,要求美國商務部檢視將中港視為分開的獨立關稅區政策。特首林鄭月娥批評美國是“戴有色眼鏡”看香港與中央的關係。而特區政府及建制派似乎認為,取消《香港政策法》對香港影響不大。你對此有何看法?

陳方安生:《香港政策法》如果被取消,對香港將會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無論在經貿、甚至在文化交流等種種範疇都會受到很大影響。特區政府對這方面的反應,我也感到奇怪,尤其是財政司說《香港政策法》若被取消沒什麼大不了,香港可以應付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更說,獨立關稅區是《基本法》賦予的。這怎麼可能呢?《基本法》雖然落實“一國兩制”,然而,是否承認香港是一個獨立關稅區,有賴美國自己國家,甚至其他國家認同才可行的。他們要怎麼才認同?就是看香港是否落實“一國兩制”。如果“一國兩制”每天都在不斷被削弱;香港市民基本自由和權利不斷被剝奪;甚至政治空間也不斷收窄;美國很快會得到一個結論:似乎香港越來越像一個大陸的城市;到了一天,如果他們認為“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我相信他們很有理由要重新檢討,是否繼續香港的政策。

德國之聲:《環球時報》社評及建制派批評您訪美是“挾洋自重”、“告洋狀”,您怎麼看?

陳方安生:我認為一個人最重要是活得有尊嚴,忠於自己的理念和原則,那些人的閑言閑語,我認為最好是逆來順受,不必太過介懷,現在有很多是亂扣帽子及貼標籤。

對建制派批評我出訪美國,我也感到莫名其妙,要知道我們和美國的關係,已經有170多年的歷史。過往,在回歸前及回歸後數年,政府高層包括我都頻頻往出訪,推廣香港,特別是與香港有經貿來往的國家,一方面令西方國家放心,“一國兩制”在貫徹落實;同時突顯香港與國內城市之不同,因為我們其中一個優勢,就是與國際接軌,如果沒有交流,那麼怎樣突顯我們作為一個對外金融和服務中心之地位呢?這也是我們一個很獨特的角色,起碼現時中國還沒有一個城市可以取替。所以我這次回來,特別呼籲特首林鄭月娥及政府高官到美國、歐洲、加拿大等地親自解答國際間的疑慮,及解釋香港的政治情況,包括香港是否全面貫徹“一國兩制”。

我認為香港現在太內向,無可否應與大陸經濟融合至為重要;然而,除了向國內看,我們與國際的聯繫,是我們的優勢,我們不要自動放棄。

德國之聲:香港政府已向立法會提交修例草案,正式展開修改《逃犯條例》的程序,這一條法例引起香港巨大的爭議,約萬名香港市民遊行抗議,請問您如何看這條法例?

陳方安生:首先我感到很詫異,一個負責任而關注度香港本身利益的特區政府,是不應提出這條法例的。有些人說,今次修例不是中央下達的命令;然而,我真的不敢相信,這是出於行政長官的意願。回歸二十二年,為什麼我們與國內仍沒有一個移交的協議?正是因為我們沒法相信國內那一套司法制度,大家有目共睹的是:欠缺公平、不公開的審訊、甚至連律師代表也沒有,誰可以相信這一套制度?所以與國內沒法達成一致的協議。那為什麼現在要這麼倉猝修訂?我記得當年,雙方政府是同意,沒辦法達成議協就先擱置吧。

現在,二十二年後港府要把它合法,借口是港人在台灣殺人事件,說那位死者媽媽很慘,感到不忍心。這是一個借口,台灣已經表明,一年多兩年前已經希望和特區政府討論這個事件,只是特區政府不理睬他們而已,明顯這個借口已經站不住腳。然後他們(特區政府)又說,不想香港作為一個逃犯的天堂。然而,當你要行使這條法例時,你便要說服香港市民,不用擔心人生安全,就算被遣返,也會得到公平的審訊、有律師代表等等,但現在這些完全欠奉。

德國之聲:2003年因商界的自由黨田北俊最後時刻轉軚,使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被擱置至今,這次特區政府有備而來,率先剔除《逃犯條例》有關商業犯罪的九條,以討好商界希望能過關。而香港富豪劉鑾雄率先跳出來反對《逃犯條例》,您有何看法?

陳方安生:剔除九項條例,這是完全沒有理由及不合邏輯的,如果說,沒有協議是基於不信任大陸的司法制度,那麼怎可以分開?這些罪行我不理會,就算有沒有公平的審訊也好;那些罪行我就要確保?現在似乎是偏幫商界。

除了富商劉鑾雄、外國商會以及歐盟也要求政府撤回這個草案,延遲諮詢期,事實上當年不能達成協議的時候,特區政府答應,如果立法時會廣泛諮詢香港市民。然而,今次偷偷地只用了20日諮詢,這是什麼諮詢?政府今次的行為實在令人非常嘆息。沒有諮詢,因為政府勢在必行。我認為,立法會本應該制衡政府,應該監察政府,但現在民建聯(香港最大親政府的組織)一黨獨大,又DQ了其他民主派議員,變相自動放棄了監察政府的權利。

德國之聲:有輿論認為《逃犯條例》的修訂等於是小型二十三條,甚至比二十三條更嚴重,您認為呢?

陳方安生:今次這個《逃犯條例》修訂特區政府可說是硬闖關,這意味著未來的二十三條會怎樣呢?二十三條令每個人都保不住自己的安全,我擔心對傳媒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最近有逾10個傳媒的組織及工會出了聯合聲明,反對這條法例,因為他們在大陸採訪報導,隨時踩著地雷,中央不喜歡聽到看到的,是否成為一個控罪然後可以遣返呢?所以對從事新聞行業的人員,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更甚的是,這樣是否鼓勵更多的自我審查呢?現在很多傳媒報章都已經自我審查,有些甚至已經變成了政府的喉舌,新聞自由越來越縮窄;然而,我們的特區政府還說,不用擔心,社會可以要求傳媒去監察。

德國之聲:特首林鄭月娥上台已經兩年多,你如何評價她上任後的表現及香港的政局?

陳方安生:我坦白說對林鄭月娥好失望。因為她在這個制度下成長,好應該知道,哪些應該值得保留,哪些是值得去修改的。儘管政府始終要跟著時代變遷,但是有些事是不能夠改變的。現在林鄭月娥已上任兩年多,她毫無意思站在香港人的立場去為我們說話,特別作為香港人和北京之間的一道橋樑,更沒有幫助香港維護“一國兩制”。

現在有很多人說,林鄭是否有意思要連任呢?現在每事都要聽中央的指示,這樣才能取得他們中央的信任呢。雖然我們沒有權利去選行政長官,然而身為特區首長,如果香港市民不能倚賴你去為我們說話,我們到底依賴誰呢?

事實上,特區政府也不是百分百一定要聽中央的話,中央答允港人,除了外交及國防之外,其他範疇我們都享有高度自治的權利。然而,你看今天,我們的高度自治去了那裡?我們的權利、政治的空間也越來越收窄,什麼事都要聽北京,不是聽北京的指示,就是中聯辦的指示,這個並不符合“一個兩制”。

德國之聲:你認為香港在這時局困境下如何尋找出路?

陳方安生:我認為我們要繼續發聲,國際間多留意香港的情況。香港的將來,是否能夠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保留著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這方面淪落,不單影響香港七百萬人的福祉,也會影響美國歐盟國家自身的利益。香港是中國唯一一個——起碼在目前,一個開放、有法治、有獨立的司法機構、有基本的人權自由的地方。我們也希望國內有一天能改變,就是在人權方面有所放鬆。

香港現今社會,年青人感到很憤怒,尤其是“雨傘運動”之後,感到很無奈及無力,面對一個很渺茫的將來,我認為特首應該要考慮,如何燃點年青那一輩希望,如果年青一輩,他們對香港完全失去希望,我們的社會便會越快沉淪。現在的年青人,問他們的身份認同時都說自己是香港人,以往他們還願意說自己是香港的中國人。然而,這也很難怪責他們,你看大陸這幾年發生的事情:維權的律師被人抓捕、對傳媒的紅線越近越緊、然後是對基督教徒、對新疆維吾爾族的人……

我們雖然是一小撮,依然不要放棄,要繼續堅持爭取,要中央及特區政府履行對香港人的承諾,就是一國兩制、港人自港、高度自治。像我出來發聲,市民也會感到鼓舞。

德國之聲:您有沒有打算離開香港到外國居住?

陳方安生:我絕對沒有意思離開香港,因為雖然我不是在香港土生地長,我是在上海出生的,但我在香港受教育,在香港結婚組織家庭,有一段很長的事業,我認為香港對我及家人都很好,我好應該回饋社會,我一天還有精神,一天都要繼續工作。不過我明年便八十歲了,考慮是否要交捧呢。我退休快十九年了,也希望培育下一代接班人,像今次出訪美國,我便與年青的議員一起前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德國之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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