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評論 > 驚人之語 > 正文

陳奎德:多省農民向共產黨宣告奪地 氣壯山河

——三十年 什麼「東」「西」?

正徘徊在這一歷史的分叉點的我們,突然聽到了幾聲轟然巨響:《黑龍江省富錦市72村4萬農民宣布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公告》、《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區約7萬農民向全國告訴收回土地所有權》、《江蘇省宜興市省庄村250戶農民堅持宅基地所有權要求實現」居者有其屋」》的地權宣言,在新舊年關之交,它們似歷史的雷鳴,滾滾而來。

從1978到2008,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已經三十年了。回首既往,論家蜂起。這半個甲子的風風雨雨,在各種不同視角下,以多元形態呈現在世人眼前。

人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我問,中國改革三十年,什麼“東”“西”?

各家論述,眾聲喧嘩,這裡無法一一涉及。譬如,對於原教旨共產主義老左派的觀點,因為它不成氣候,已處邊緣,茲不贅輪。

本文只想粗略考察三種有某種代表性的關於三十年的觀點,焦點局限在毛、鄧這兩個三十年的異同。在政治光譜中,我把對改革的看法簡化為的三個區段:1、左翼(毛鄧)統合派觀點;2、自由派的區隔論述(毛鄧的六十年前後對半二分,改革三十年二分);3、右翼統合派觀點。

左翼統合派的觀點以甘陽為甚。他認為:“把前三十年(毛時代)和後三十年(改革時代)完全對立起來的論述都是有失偏頗的,而且難以真正解釋共和國六十年的整體歷程。如果說,‘舊改革共識’往往帶有否定共和國前三十年的傾向,那麼,‘新改革共識’實質上就是要求把共和國前三十年形成的傳統重新整合進來”。對於“一些比較大的爭論,特別是涉及到對毛澤東時代的看法,”他一反眾議,竭力謳歌毛對於破除計劃經濟體制的“貢獻”,認為毛為1978年之後中國三十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他由此進而認為毛時代30年與後毛時代30年,這總共60年是連續的、一體化的,二者都是值得肯定的。而他嚮往的未來,則是“儒家社會主義”。這大體可稱為肯定式的毛鄧統合派:六十年一貫制。

右翼統合派觀點以劉自立為代表。他的基本觀點是毛時代與鄧時代無甚差別。他認為“49年,是人們說的革命或者建國”有功”。功在何處?就是恢復私有制,土地私有——這是偉光正之”第一功”;再就是實行《共同綱領》,確立新民主主義論,讓資本家合法化,對知識分子來一個同進凌煙閣,大家分田,分錢,分官,真忙。···.(但)這個邏輯很快就破產了,章羅們,很快就成為右派;資本家們成了財產被剝奪者;農民們,被取消了土地私有,於是,我們從結局看待當初,會有一種‘統一場’論的感覺。這個感覺就是,所有權貴改革的端倪,全部出現在所謂92年鄧氏南巡以前,只是以後,變得變本加厲。這些端倪是什麼呢?一是,改革不曾引進任何普世價值和自由理念。這個東西,比較49年共產黨推崇土地私有制,要落後得多,只是做到承包制;在所謂市場經濟機制中,從來沒有引進黨可以不領導經濟,也無權領導之的任何理念。黨的經濟壟斷,從來沒有在理念上和實際上,哪怕是做些許摒除。”這大體可稱為否定式的毛鄧統合派:也是六十年一貫制。

在自由派,則基本上採取區隔毛鄧時代的立場。雖然各位作者的具體論述不盡相同,但大體共識,仍有跡可尋。譬如秦暉認為:“中國改革前(毛時代)經歷的是一個負帕累托的過程,幾乎所有人都吃虧,獲利的人極少。改革在負帕累托的背景下進行,(改革)前期階段就自然變成了所有人都得利的過程。”“文革破壞了計劃經濟,使改革具備了一些條件,這個說法有道理,但認為當時把計劃體制破壞掉了就是一個進步,我覺得這是錯的。”“文革時代破壞計劃經濟並不是要搞市場經濟,它造成的結果是一種既沒有市場也沒有計劃的糟糕狀態。”

朱學勤認為:“中國的改革為什麼啟動,首先就是要回顧它是被文革逼出來的。實際上是更大範圍、更長時段激進革命運動的終結。···改革在黨內的開明取向的黨員和黨內外有強烈改革願望的知識分子,還有社會底層,主要是農民,這三者當中結成了一個廣泛的同盟。(但)三十年來中國是有兩場改革,而不是一場改革。第一場改革從1978年三中全會到1989年是青春浪漫的歲月。第二階段改革,它是在改革中斷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啟動的。”徐友漁則認為:“改革開放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下提前進入議事日程的,這場浩劫使原有體制的弊端暴露到極致。···.總之,在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大框架不變的前提下,中國告別了毛澤東時代,迎來了鄧小平時代。”這些大體都可稱為區隔毛時代和鄧時代、區分兩個三十年的論述;但他們也承認,在政治結構上,二者之間仍有相當強的連續性。

顯然,對三十年改革的評估,無法繞開鄧小平。對中共執政六十年的評估,繞不開對毛澤東與鄧小平這兩個政治符號的比較與評估。

鄧,作為一個毛式左傾路線的兩次受害者,作為因毛氏紅衛兵批鬥致殘者的父親,他看到並切身體會到毛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從感情上否定毛應是順理成章;然而,作為毛創建的政權和利益集團的繼位者,作為毛早期的黨內追隨者,從理智上他卻不得不洗刷毛的大部罪行,而把它轉嫁到毛夫人及其同夥身上。作為一個實際的政治操作者,他無疑已經清楚,中國問題的癥結根本上正在於制度和意識形態,但對於自己前半生為之奮鬥的、執政合法性源泉的馬列毛主義,他又不能“砍旗”,只能“掛羊頭,賣狗肉”,在原有意識形態旗幟下改變其內涵。即,仍然使用馬列毛的話語系統,但是通過把強調重心的移位,通過顛覆原有的內容等方式,鄧為自己的政治轉向作了實用主義的辯護。鄧的兩難悲劇在於,他必須用反(馬列毛)意識形態的經濟方式才能挽救黨,而公開聲稱反(馬列毛)意識形態又必定摧毀共產黨。因此,非毛化和非意識形態化只能做,不能說。這就是他提出的“不爭論”方針的奧秘。

毛澤東與鄧小平,雖同為共產黨,但作為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舞台上的兩個象徵符號,卻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路向和治國風格。毛吟詩作賦,耽於夢想,不守常規,蔑視法制,置幾億生靈的日常生活和生命於不顧,大起大落,折騰了中國近三十年。餓殍遍野,冤魂無數。鄧低調求實,少說多做,乾綱獨斷,毅力非凡。當年安徽小崗村農民冒死犯難,簽約單幹。農民這種以死相拼的氣勢震撼了中南海。鄧因應大勢,順水推舟,打開了在經濟體制上非毛的閘門,放鬆了經濟上對國民的強制,變革了毛氏的人民公社等經濟制度,把中國向世界打開,放權讓利,為經濟起飛解除了束縛。然而,不可原諒的是,也正是鄧,把坦克車開上大街,血腥屠殺了和平示威的學生和民眾,成為他永遠抹不掉的歷史罪孽。

誠然,如劉自立看到的,毛鄧不是沒有共通之處,那就是竭力堅持中共的壟斷權力。然而倘若說1978年的邏輯與1949年的邏輯是一致的,那也是昧於事實之論。

1949之後,在56、57、58年之合作化、公社化、剝奪資本家以及打擊右派實施思想國有化,這些是對於中共在《歷史的先聲》中自由民主許諾的徹底踐踏和逆轉,已無可爭議。劉自立文內雖有不少真知灼見,但劉把建政初期的土改一言以蔽之為“恢復私有制”,則是明顯誤導;稱78年後的改革開放“比較49年共產黨推崇土地私有制,要落後得多,”亦是過甚其詞。在49年土改那裡,先是用暴力搶掠私人(地主富農)的土地與財產,名義上分發給其他私人(貧下中農),然後,合作化、公社化又統統拿回土地至一家(黨-國)手中獨佔,土地被集中到了一個最大的地主——政府手中,真正徹底實現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乃枉顧任何歷史正義。是故1949年之後(56、57、58、66年)毛的邏輯是明火執仗的搶奪與倒退,是與文明背道而馳的野蠻化,這難道還有什麼異議?試問,如今農民的地契何在?

而回觀1978年之後的改革以及1992改革重啟,固然內蘊嚴重缺陷,但無法稱為倒退,則是顯然的。

大體上,1949與1978,一個是自閉於國際社會,一個是漸近於外部世界,後者雖然搖搖擺擺,進三退二,但兩者的邏輯及其方向仍是不同的。

1992年的改革重啟,雖然政治上禁忌森嚴,但在經濟制度上,鄧的“不問姓社姓資”,已經跨過了八十年代反覆纏鬥的共黨意識形態在經濟領域的門檻。人或問,何以至此?深究之,它的“解放”機制,其實蘊涵在如下未曾明言的邏輯前提里:當局在大街公開殺人之後,一條最難的心理“禁忌”和防線都衝破了,那麼,還有什麼不可做的“禁區”呢?於是,姓社姓資、道德規範、法律條文,禮儀廉恥,···無所謂了,它們通通喪失了約束力。藉助胡趙八十年代奠立的經改框架,藉助國際資本的大規模流入,一個空前的“淘金熱”降臨中國,一個權力與資本交易的機會君臨中國,並最終把中國熱烘進了世界貿易組織。後三十年的中國,與前三十年相較,除了政治禁忌仍存,其餘已百無禁忌。

把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硬生生“整合”在一起,並高調捧毛,甘陽的抬杠其實沒有什麼好說的,因為涉及的是基本事實問題。其實,連中共自己也承認,在毛時代後期,中國“經濟已瀕於崩潰的邊緣”。也許,甘陽要的就是這種混亂和崩潰。倘若用一比喻,他的文章的邏輯簡單概括起來就是:要在同一片土地上建一座嶄新的城市(新經濟制度),是有老城市的建築(計劃經濟)存在好呢,還是乾脆就一片廢墟更好?他選擇的是毛氏廢墟。也許,在廢墟上建設的確方便,用毛的話來說,“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但是,別忘了,舊城也是有人居住的。(前蘇聯計劃經濟)式的舊城舊屋固然令人處處受縛,非常難受,但總比居無屋,在廢墟上挨凍受餓要強。甘陽大概已經忘記了在三年大饑饉中橫卧於村的三千多萬餓死的農民,也忘記了自己當時成年累月飢腸轆轆的感受了。十幾、二十年前他可並未忘記這些人類史上罕見的災難與罪孽,屢屢憤憤然向天指控。如今何以如此心平氣和飄然物外了?也許他真有了重大的學術發現,發現什麼反右運動,什麼大饑荒,什麼文革浩劫,什麼六四屠城···.,統統是子虛烏有,惑眾妖言。倘若甘陽果真有此重大學術成果,何妨略示一二,以開化一眾凡庸之輩?否則,何人願意被“整合”進那他津津樂道的閉鎖於世界的毛氏“一窮二白的三十年”呢?人,畢竟不是毛氏實驗室的實驗品。實際上,那個實驗室,至今還存在一個封存的縮微版和活化石——北韓。如今,是人們投奔那毛氏實驗室,還是被實驗的人們紛紛衝出圍城呢?要判斷人流的方向,只需到中朝邊境去看看就清楚了。

鑒於上述,雖然有些細節與用語或有可爭論之處,但不必諱言,筆者的基本看法與前述秦、朱、徐等朋友是有相當大共識的。簡括而言,固然毛、鄧時代有其聯繫,但這兩個三十年顯而易見的重大區隔仍屬基本常識,它是國內外眾多研究者和一般中國人共享的前提和常識。那不是任何標新立異可以抹殺的。

如今,又是三十年了。我們又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何去何從?這是今天中國再次面臨的基本問題。正徘徊在這一歷史的分叉點的我們,突然聽到了幾聲轟然巨響:

《黑龍江省富錦市72村4萬農民宣布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公告》、《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區約7萬農民向全國告訴收回土地所有權》、《江蘇省宜興市省庄村250戶農民堅持宅基地所有權要求實現”居者有其屋”》的地權宣言,在新舊年關之交,它們似歷史的雷鳴,滾滾而來。

聆聽這些雷鳴,我不能不回憶起三十年前在安徽鳳陽小崗村,那張印有18個紅手印的協議書——18戶農民冒死簽的約:“······2、明組暗戶,瞞上不瞞下;3、如果隊長因此犯法坐牢,他家的活由全隊包下來,小孩由全隊養到18歲。”到會的18戶戶主賭咒發誓按下紅手印。這就是震驚全國的分田單幹“大包干”的起始,這張浸透多少人血淚的“協議書”,揭開了後“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序幕。

三十年前,農民冒死要求的是擺脫共產黨強加給自己頭上的“公社集體”,要求以農戶為單位“承包”土地,自己種植莊稼。

三十年後,新一代農民正大光明地聲稱:“我們農民從來認為,不管叫什麼名詞,土地還是我們農民的地······現在我們省庄村全體農民按照天理、按照歷史和我們現在對土地的實地佔用情況,向全國貼出公告。一、我們省庄村的全部宅基地歸全村各戶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歸全體村民平均永久所有。這些土地曾歸我們的世代祖先所有,現在歸我們和我們將來的世代子孫所有。”“土地歸我們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們將組織起來直接按農民平均畝數劃歸各戶永久佔有。”

這是氣壯山河的宣言,這是震撼人心的公告。

三十年前,是十八戶農民冒死秘密簽約,要的是土地使用權;三十年後,是成千上萬戶農民堂堂正正公開宣言,要的是土地的所有權。三十年前那一紙密約,開啟了後毛澤東的時代;三十年後這聲聲雷鳴,孕育的是怎樣的新時代秘密呢?也許,幾年之後,我們就可以看出端倪了。

註:本文引文請參見下列文章:

甘陽: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來源:光明網

劉自立:改革的發生與幻滅——“對改革30年的看法”的看法觀察

秦暉:中國改革:增進福利與責任政府之路21世紀經濟報道

朱學勤: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經驗總結理論頻道南方網

徐友漁:中國改革開放30年作者博客

《黑龍江省富錦市72村4萬農民宣布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公告》

《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區約7萬農民向全國告訴收回土地所有權》

《江蘇省宜興市省庄村250戶農民堅持宅基地所有權要求實現”居者有其屋”》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縱覽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驚人之語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