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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松:手中筆吸滿鮮血 悲憤突破恐懼的調查

——獲自由寫作獎答謝辭

在不自由的環境中寫作了多年,獲得了獨立中文筆會的“自由寫作獎”,既感到榮幸也心生感慨。

什麼是“自由寫作”呢?我想,就是本著自己的良知和認知,真實地寫出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想。這在民主自由的國家裡,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當然也是十分安全的事。可是,在不自由的專制國家,“自由寫作”卻是一件高風險的行為,輕則被警告處罰,重則可能丟了身家性命。縱觀中共統治中國70年的歷史,這類案例實在太多了,比如林昭、比如遇羅克,等等。

在不自由的環境里要本著自己的良知真實地寫作,我覺得首先就是要克服自己內心的恐懼。我在《長壽湖——1957年右派調查》一書的後記中寫道:“共產黨在這50多年來最‘偉大’的治國韜略之一就是:它成功地把一張鋪天蓋地的恐怖大網嚴嚴實實地籠罩在神州大地上,讓每一個人都生活在恐懼中。久而久之,外在的恐懼幽靈內化為奴性的行為自覺。”

這些年,我做了一些采寫中共統治下的歷史真相工作,我本著調查如實地記錄,也可說是“自由寫作”吧。這項工作始於2001年初,可是,第二年,當采寫還沒完成時,我就被抓捕入獄,這時我才知道,你敢采寫中共統治下的歷史真相,你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我深刻地體會到了在不自由環境下,“自由寫作”要承受的風險和付出的代價。

要堅持這條道路,首先要有克服內心恐懼的勇氣。

在專制的威壓下我也曾想過退縮、放棄。比如,在看守所聽見那陰深的禁閉室發出囚犯痛苦的叫聲時,我害怕了,甚至後悔,不該作這種“自由寫作”。至於恐懼,那更是伴隨我多年,比如,當抓捕我的國家安全局一次次叫我去“喝茶”時;比如,聽到突然的敲門聲時。更記得有一天,咚咚門聲之後,進來幾條漢子,其中兩人身著制服,我頓時臉色發白······雖然是一場虛驚,但那恐懼,卻是實實在在刻骨銘心。

2013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第一次披露我十年前開始做的中共土改真相調查時,曾有一位聽眾提問:你做這種調查害不害怕?

我回答,害怕。

兩個多月前,我采寫的《血紅的土地——中共土改調查》終於在台灣出版。這本書從最初採訪到出版整整十六年。我永遠記得著手這項采寫時的經歷和情景。當時我還處在取保候審時期,國安局明確對我宣布,在這個時期,如有新的犯罪,將馬上抓捕收監,不需要報批手續了。如果我再做這種調查採訪,將新帳舊帳一起算······

那麼,我如何來克服內心的這種恐懼呢?

很遺憾,我還不是一個“信徒”,遠沒有古羅馬基督徒唱著聖歌走向刑場的堅定和勇氣,支撐我堅持下來的一大原因就是我所調查采寫的苦難本身。我在回答那位聽眾的提問時說:每當我感到害怕想放棄時,我所了解到的那一幕幕悲劇就湧上心頭,尤其是那一個個慘死在暴政下的無辜生命,我總是覺得他們沾滿淚水和鮮血的臉在我眼前晃動,我總是感到他們的在天之靈在注視著我,這讓我很痛苦,也讓我更堅定。我覺得,如果我不知道就算了,我知道了,無法沉默。

促使我著手土改調查的就是無意中得知一位地主老婆被一根鐵條從下身穿進去,導致她子宮破裂而死。我覺得,我知道了,無法沉默。

在我所做的調查采寫中(如右派調查、劉文彩《收租院》真相調查、重慶大轟炸調查等),最艱難的就是土改調查,但我最堅定要完成的,也是這項調查。

我在《血紅的土地》前言中說:“遺忘,讓被扼殺的生命又遭受一次不幸——一種比肉體生命消亡更深刻的不幸。然而,面對地主的苦難,豈只是生命的虐殺和虐殺之後的遺忘?地富們在付出了財產和生命之後,還要背負著‘罪該萬死’的罵名,被貼上‘遺臭萬年’的標記,這才是更深刻的不幸,最大的不幸。人世間的大不公,莫過於此!”正是在調查中,我刻骨銘心地看到了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冤屈、殘暴和不公。一件件真實的案例,一個個悲痛的講述,讓我心中充滿了悲憤。

2006年,我在又一次失業且又遭遇一次挫折時,覺得很累,想放棄了。但又一個土改悲劇讓我堅持下來。那是一個不幸小女孩的遭遇,她的父母都死於土改,她同她八歲的哥哥只得流浪討飯。她害怕失去唯一的親人,討到飯後先讓給哥哥吃。最後,在面臨餓死的危險時,她被一個農民抱走。分別時她緊緊抓住哥哥,很遠很遠了她都還扭頭望著哥哥。這位年僅四歲的小女孩從此消失了。幾十年後,當她哥哥老淚縱橫講起那分別的一幕時,我又湧起那種壓抑不住的情感——悲憤——對人類的不幸的悲憫之心和對暴政惡行的無比憤怒!

這種極其強烈的悲憤就是讓我產生勇氣,克服內心恐懼的主要原因。

另外,在調查採訪中我也進一步看到了中共在謊言包裝下的真實目的和它給國家和民族造成的巨大災難。同時,我也看到,造成種種悲劇和苦難的土壤還在,不僅在,而且還在繼續生出大量新的悲劇和苦難。比如,土改時所使用過的種種殘酷手段(包括謊言欺騙)就不斷地反覆出現。歷史的真相被層層疊疊的謊言所掩蓋,暴行和惡果還遠遠沒有被揭露和清算。這既愧對那些死在暴政屠刀下的冤魂,也愧對我們民族的後代子孫。為了天空不再黑暗,必須先揭露黑暗。楊繼繩先生2015年在他的獲獎感言中說:“保衛民族記憶,是當代知識份子不可推卸的責任,就是赴湯蹈火,也應在所不惜!”

這是我們的責任和使命,也是我勇氣的又一來源。

自由寫作,本是天賦人權,但在不自由的國家裡,卻像一個罪犯的地下活動。我永遠難忘這些年來偷偷摸摸採訪和寫作時的那種緊張和恐懼,永遠記得把手稿和錄音像贓款一樣四處藏匿的狼狽和慌亂。

多年的這種經歷,也讓我心中充滿了憤怒——他們,憑什麼?!同時,累積的苦難記憶,更讓我內心堅定不移——手中吸滿鮮血的筆,一定要書寫出民族的不幸、暴政的血腥!當然,我也產生強烈的願望:一定要爭取自由寫作的權利,要爭取免除恐懼的自由,讓人人都能自由地言說自由地寫作,這是天賦人權,也是揭露邪惡防止暴政的一個重要利器。

希望有更多的人為這一人權去抗爭、去付出,我們不付出就只有讓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去付出。我堅信,人人都能自由寫作的明朗天空一定會在我們不懈的抗爭和頑強的奮鬥中出現!

到那一天,我們就不再需要“自由寫作獎”了。

那時,自由的陽光艷光四射,照耀著這片古老的東方大地!

最後,向頒給我自由寫作獎的獨立中文筆會表示衷心感謝!

譚松,2019年4月於美國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獨立中文筆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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