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詠梅的新書《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
1840年至1989年，一部100多年的中國近代史，對於出生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我們來說，這是一部充斥著封建、軍閥、列強、侵略、帝國主義、國民黨、屠殺、鎮壓的歷史，這一切都是反革命的，是不正確的，是要打到的。
而我們對於1950—1976年那個時代的認知則更加模糊，每當歷史課講到這二十六年，無論初中還是高中，歷史老師一定會說，這一章不會考，大家下課看看就好。對於受辯證主義教育的我們而言，似乎一切都有一個非黑即白的定論，但是書中的用詞卻讓人捉摸不透。「三年自然災害」，一切政策都是合理的，是為人民的，可書中各個政策間明明又相互排斥，何以雙方既矛盾又都正確呢？
然而，「歷史是人民書寫的，」「紙終將包不住火。」那個模糊時代的陰影漸漸顯現出來，難以置信的事實不停地顛覆著我們這一代的價值觀。
一個個小人物的故事，一個個家族的泯滅，一個個大人物的隕落，終究揭開了那個時代的面紗。現如今，《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向我們揭示了這壓抑人性的時代是怎樣折磨當權者的，而當權者的壓抑又是怎樣扭曲於他所簽訂的文件，制定的政策中的。
周恩來，一位被供奉於神壇上的聖人，在人民的心目中永遠那麼崇高偉大。他願意在飛機即將遇難時把自己的傘包給飛機上的小朋友；他風趣幽默地周旋於別有用心的西方列強間，並總能用機智的回答使圖謀不軌的人丟臉與眾；他日日夜夜為國家為人民操勞，甚至病重時都在批閱文件。終於，他在過世後受到人民「十里長街送總理」的愛戴。
同性戀者，近代以來一直被國人所詬病的人群，「流氓、變態、神經病」是大眾對他們的稱呼，鄙視、不接受、歧視是大眾對他們的態度。整個中國近代史似乎是一部不存在同性戀者的歷史。周恩來和同性戀者間有什麼關聯嗎？
從《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中我們可以知曉一二。
首先，該書逐一排除周恩來與各個「緋聞女友」間的關係。書信來往的時間點和事件會議時間點的相互佐證，加上第三人的證詞，三者間構成的證據鏈嚴密地證實了周恩來與這些「緋聞女友」單純的同志友誼。而與髮妻鄧穎超間有名無實的政治婚姻，從婚後的生活、工作人員的表述等種種跡象都能得出那是帶有宣傳性的「幸福婚姻」。
其次，該書所引用的官方材料——周恩來日記《民國七年學校日記》強有力地證實了周恩來的秘密情感，即他對師弟李福景的情愛。日記中有一處記錄了周恩來在得知李富景不能陪同他留學日本後，其悲傷的心情：「余聞之心傷已極，一場空歡喜，頓如涼水澆背，立失知覺。鼐兄去後，余殊無語對此事，昏昏睡去乃又睡不著，難受極矣。」「從怎頁起直至十月二十五日，吾未嘗提筆一記，此心之傷實歷兩月。每當月夕風晨、雨窗花前，吾心之念念吾家，想吾慧弟（李福景），尤難受也。」試問這是摯友不能來還是戀人不得至的心情呢？
第三，該書也用各個官方文獻、當事人的敘述以及其家人的論著證明了圍繞在周恩來身邊的男性們帶給周恩來的影響。伉鼐如、路易艾黎、張沖等等這些人或多或少地填補著周恩來的感情世界。
最後，該書表述了周恩來是同性戀的時代影響。周恩來是同性戀並不是一種人格侮辱或者對他本人的否定，喜歡誰這本就是人感情的自由選擇。但這秘密最大的影響在於，為了掩飾它所帶來的傷害。對周恩來自己，對鄧穎超，以及對同時代的普通人。
試問一場為了掩飾秘密的婚姻，婚後的家庭生活能不為之付出代價嗎？拋開鄧穎超自身的政治覺悟以及她對周恩來的愛，她難道就沒有懷疑過，焦慮過，悲傷過嗎？為了這場婚姻，她犧牲的不止是生活還有她熱愛的工作以及赤忱的抱負。
對於周恩來呢？他本性的壓抑必須有渠道來排遣，即忙碌地工作。但是這些工作多數卻是盲目的。甚至他和李福景不圓滿的愛情影響了他對革命道路的選擇，一位本性溫良的讀書人，對革命的態度一直秉持中間道路，循序漸進來獲取民主自由法制。而感情的不得志使他變得焦躁與激進，選擇了槍桿子出政權的共產主義暴力革命。到後來，文革的恐懼又蔓延於他的每一個毛孔，散布於每一個細胞中。為了自保，為了掩飾這個置之死地的秘密，他產生了心理學中的路西法效應，對老大哥更諂媚了；他的手段更嚴酷了，無論對自己還是家人都更加無情了；他變成了國家的劊子手，畸形制度的幫凶。
在這價值觀扭曲的時代，在這壓抑人性的時代，在這禁言的時代，在這時刻被監視的時代。不止是老百姓在小心翼翼地求生存，甚至一國的總理也是戰戰兢兢、夜夜難寐，只有「勤於政務」來掩蓋心中的鬱悶和真情實感。在這樣的時代，從上到下都成了集權制的犧牲品，四周充斥著為了自保的爾虞我詐，哪裡還有為了民主自由奮鬥的痕跡？這樣的時代竟然還有人歌頌，還有人推崇，甚至去效仿！不知這些人有勇氣或者有能力在這樣的時代生存嗎，不知這些人又會展開怎樣的廝殺呢？！
試問這樣一個不自由不能言不能釋放天性的時代，你願意回去嗎？也許這就是《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所存在的意義。
原標題：那個不願回去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