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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洛:習近平要雄霸天下?雄安新區隱患無窮

來自大陸的最新消息,拖了兩年多的雄安新區近日征遷安置工作正式啟動實施。據報導,雄安新區的規劃遲遲不能如期進行是因為它面臨多方面的挑戰,其中之一的就是選址問題。有不少大陸學者包括一些專業人士、規劃者對雄安新區選址一直都存在著爭議。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這些爭議的呢?旅居德國的著名環保生態學專家王維洛博士近日在網上發表文章,指出雄安新區的選址是一個錯誤的決定。王維洛博士為什麼會這樣認為呢?根據是什麼?本台記者就此採訪了王維洛博士。

雄安新區讓人捏把汗(視頻截圖)

來自大陸的最新消息,拖了兩年多的雄安新區近日征遷安置工作正式啟動實施。據報導,雄安新區的規劃遲遲不能如期進行是因為它面臨多方面的挑戰,其中之一的就是選址問題。有不少大陸學者包括一些專業人士、規劃者對雄安新區選址一直都存在著爭議。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這些爭議的呢?旅居德國的著名環保生態學專家王維洛博士近日在網上發表文章,指出雄安新區的選址是一個錯誤的決定。王維洛博士為什麼會這樣認為呢?根據是什麼?本台記者就此採訪了王維洛博士。

記者:王博士,您好。我看網上報導說,雄安新區的功能之一就是疏散一些北京過分擁擠的人口。遷移首都在國外也有發生。

王維洛:國外新選首都當時有個風潮,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是從巴西的巴西利亞開始的。巴西把它的首都從里約熱內盧遷到旁邊的一個新的城市,它叫巴西里亞。巴西里亞完全在空地上蓋的,完全是按照規劃人員想像當中的一個什麼樣子的來進行規劃的。後來很多國家,很多地方也採取了這個辦法,比如馬來西亞。馬來西亞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門,從吉隆坡搬出去,搬到旁邊的也是一塊空地上建起來的。還有像緬甸,緬甸的軍政府就把緬甸的中央政府從仰光搬到旁邊的一個鎮上。

世界上很多比如像南非的首都也不是在最大的城市,而是在最大城市的旁邊,完全是只有中央行政管理的這一部分功能,因為它比較好管理,這個城市看上去比較新。就拿印度來說,印度有德理和新德里。

記者:對,一般人們好像比較熟悉新德里。

王維洛:新德里就是在德理旁邊的一塊地上建的,把中央的政府的功能就搬到了新德里去了,大使館也都搬過去了。所以它新蓋的環境的就比較好,不像老的德理這麼擁擠。這是一個規劃上的手段。我們看到它搬是搬什麼呢?是搬中央政府的這部分,因為中央政府一搬,中央政府的部都搬了,大使館區也跟著搬。而一般的大使館區是相對來說居住條件比較好,用地也是比較大的。

而北京正好是反的,中央政府占的紫禁城不搬,而是把北京市政府搬到通州去了,它說是為了減輕北京人口壓力。你想一個首都城市,世界上哪一個城市最中心的那個地方肯定是市政大廳,市政大廳裡面又有一個最主要的功能是什麼呢?是結婚的那個廳堂,那是人最多的也是最熱鬧的,每個周末都有人結婚,熱熱鬧鬧很高興的樣子。市政廳是中心,而不是中央政府是中心。

但北京就正好是相反的,我們中央政府在的那個紫禁城,我是不搬的,北京市政府先搬出去。搬出去了呢,還有很多比如是它計劃的有北京的一些大醫院要搬出去,一些高校要搬出去,北京的一些科研單位要搬出去,甚至連共軍的三軍總部也要搬出紫禁城,就是內城這一塊。本來紫禁城只有北京我們所說的一環,第一環紫禁城的城牆內圍著的那一圈,現在不夠中央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這些首長們住的了,現在它要把二環以內的人,基本上都給清理清理,搬出去,為他們中央政府的這個地方和他們領導住的地方給開開道。

在國外一個總理,一個總統,一個部長,下台你就下台,你該幹啥去幹啥去,你不能老賴在中南海那個地方住,但中共不行,中共是一代一代養著的,有國家級領導人,有副國級領導人,有部長級領導人,有省級的,都在那裡占著位置。所以北京城裡的中央政府的領導人的需求就越來越大了,用地要求就越來越大。他們不是像中國老百姓住的那個高層的樓,他們新的四合院,北京紫禁城旁邊的那一圈新蓋的四合院,那是給他們中央首長們留的,給他們的家人留的,他們又是世襲的,這個世襲下去,包袱只會越來越大。所以他就要想出一個要減輕北京的所謂非首都功能,要把這些非首都功能搬出去,所以除了通州成了北京市政府的所在地以外,他就說還要想建雄安新區,這就是雄安新區的來歷。

記者:一般對選址要考慮哪些因素?

王維洛:選一塊地方做首都或者做一個經濟特區,首先照中國人說有個風水,外國人也看地勢地理。中國人有很多人研究風水,就講中國歷史上有多少個城市被當作過首都。比如說西安,洛陽,開封,杭州,南京,北京,也就是6個城市,有的城市是只做過一朝,比如杭州只做過南宋的首都,有的城市做過很多朝代的首都,比如說像西安、洛陽,北京也是做過三朝的首都,元明清一直到現在都是首都。南京也是做過幾朝的首都,比如明朝,再前面的時候也做過首都,不是一個大統一的朝代,明朝是南京做首都,國民政府的時候南京是首都。

北京為什麼會被選作首都呢?有很多的說法,說北京的風水條件好,最早選北京做首都的是金人,是外族人,不是漢人選的,後來的元朝選北京做首都,也是外族人選的,是蒙古人選的。北京的地勢是一個什麼樣的地勢呢?北京的北邊是燕山山脈,北京的西邊(右邊)是太行山山脈,北邊和西邊是高山。往下地勢慢慢變平緩了,它的南邊面朝著華北平原,東邊是渤海,所以它的水和土條件都很好。人家老是說北京缺水缺水,其實不對,北京並不缺水,北京的水土條件相當好。所以那個時候金人、元朝的蒙古人都選了這裡做首都。後來的明朝,後來的清朝,也選了這裡做了首都。

北京當時供水主要靠什麼呢?靠一條河叫永定河,當時因為永定河是從西流向東的,沿著太行山山路是從南往北的這條路,就是從華北平原或者說中原聯繫內蒙古平原的這麼一條通道。在這裡它和永定河有個交叉口,就是當時渡船的那個地方,這裡渡過永定河,然後往北走,然後才能進入到內蒙高原,它是條交通要道。

我們知道中國大陸大多數城市都是選在水旁邊的,河流的旁邊的,無論是西安、洛陽、開封,還是杭州、南京,都是選在水旁邊的。北京的城址沒有直接選在永定河的旁邊,因為這裡是水陸交界的地方,以前是靠渡船,後來就修了座橋叫盧溝橋。當時為什麼沒有直接選在永定河河邊呢,就是因為永定河的洪水如果來的話,會把旁邊的地區給淹了。所以當時的人就退一步,就選再往北,再高點的地方,離永定河不遠的地方就修了北京城。

他就是應了古人那時候的教誨,你要選城址的時候,地勢不能選的太高,因為地勢選的太高的話,供水就不方便。但是你又不能選的離水太近的地方。就是說北京選的那個地方,地勢比較高的地方,能夠避免洪水,但又靠水比較近的地方,這是選址的時候最基本的原則。

大家幾年以前看過比較多的報導,鄱陽湖一到冬天了,旱季,湖底就朝天了,一片草原。又能開車,又能幹什麼的。一到汛期的時候,這裡又被淹沒了,洪水又來了。你不會選這個地方去建一個什麼經濟特區吧。

雄安新區的選址就選在了白洋淀旁邊,認為是華北的一顆明珠,華北平原上最大的一個淡水湖泊。

記者:我看您在文章中提到雄安新區選址有誤,您為什麼這麼看呢?

王維洛:當時大家都不太知道,因為2017年4月1日的時候,當時中國大陸的媒體公布了一個訊息說,習近平考察了雄安新區,中共中央做出決定要在這裡建立一個新區。雄安新區第一步的用地是200平方公里,未來再發展到1000平方公里,再未來發展到2000平方公里。按照中國大陸的城市規劃的用地需求,大概是這麼一個概念,一平方公理土地安置一萬人,一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要安置一百萬人。雄安新區第一期的規模是一百萬人,雄安新區的二期規模是一千萬人,雄安新區的遠期規模是兩千萬人。

白洋淀是在華北平原最低洼的地區,地質上我們稱華北平原這一塊地方叫華北凹陷,它是個塌下去的地方,有很多斷裂。它的上面是覆蓋著是黃河的衝擊層,因為黃河有一段時間,不是按照現在的河道走的,黃河是從天津這裡入海的,所以它上面蓋的是一層黃河淤積的泥沙,是整個華北平原最低的地方,就是說洪水一來的時候,現在他們所規劃的這些雄安新區都在長年洪水位以下,我們就不要說最大洪水,如果要把雄安新區的土地填高,不在洪水位以下,起碼要填高3米到4米的土。

記者:做決定之前是不是應該做相關地質考察?

王維洛:他先作決定後做調查。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就決定開發雄安新區,2017年六月份才開始地質調查的,

記者:先做決定後考察是不是違反常規呢?

王維洛:誰敢說這個問題?習近平說了,這個國家大事,千年大計。有人當時說了雄安新區決定一出來的時候是4月1日。4月1日在國外是愚人節,愚人節是你開什麼玩笑都可以的,是不能當真的,開玩笑的這一天。所以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一個開玩笑的事情。

後來人家就說這個決定到底是誰做的?所有的人都沒想到這個決定是習近平做的,都認為這個是徐匡迪做的,因為習近平帶著中央一批人去考察雄安新區的時候,有一張照片,他左後方是張高麗,他的右後方站著一個人,這個人帶的鴨舌帽,帶著一付墨鏡,大家都不太孰悉,後來有人說這個人是一個很神秘的人,是原來的上海市的市長叫徐匡迪。人家說是他出的主意,特別是在他出面給大家講解為什麼選在雄安做開發新區?他首先又講一套風水,說雄安這個名字,又是什麼平王鎮,大王鎮,說習近平要做大王雄霸天下,他能解釋到這裡,是從這個地方原來的名字出來的。第二個他就畫了一個軸,說是有一個南北向的軸,120公里長,從北京的一個寺廟一直畫到雄安正好是一個垂直發展軸。

記者:怎麼理解發展軸?

王維洛:發展軸這個概念是在城市規劃中的一個手段。比如說,北京的紫禁城,從北邊的鼓樓到南邊的天壇是一個中軸線,中間筆直的穿過天安門,所以兩邊基本上成對稱的。後來就不倫不類的在這個中軸線上建了一個人民英雄紀念碑,兩邊蓋了人民大會堂,這是1958年做的。後來又在中間豎了毛澤東的遺體紀念堂。他這個東西整個已經破壞了中軸線的立意了。中軸線其實是一種陽的東西,一個朝上的,這個中軸線總是一個方正的,莊嚴威武的東西,一個欣欣向榮的東西。最後來個遺體紀念堂,所以中國有很多人呼籲,你必須把遺體給搬出去,你得把這個紀念堂給拆了。後來到了開亞運會的時候,中軸線又向北移了。到了2008年的時候,這個中軸線又繼續向北移,移到北邊去了。

那麼就算這個中軸,城市規劃中的一個手段,也經常被利用的,大的大型建築或者一個區域都有。北京的中軸線已經是世界上最長的城市規劃的中軸線了,再長就沒有了。不能像徐匡迪說的,從北京一個最老的寺廟到雄安新區畫一條中軸線,120公里長的一條中軸線。要像他這麼說下去,你在地圖上隨便畫條中軸線,都是中軸線了,不可能在120公里的範圍里都進行規劃。當時他就是胡扯蛋,把這雄安什麼霸王這些都扯在一起,純粹是這種胡扯蛋。

記者:既然雄安新區有這麼多問題,那為什麼還要選這塊地?

王維洛:這塊地沒有什麼人,因為水老淹,他認為那個地方密度最小,所以他開發的成本最低,但他沒想到這是在一個長年洪水線以下。

記者:您剛剛也提到,古人選址時都是要考慮這些因素,對中國人來講,這是不是一個最基本的考量,也就是常識問題?

王維洛:中共領導人做決策違反常識的就很多。只要一個制度它不是公開的,不是一個透明的,不是大家都可以批判的,他就很容易犯這樣的最簡單的錯誤。如果你是一個公開的話,大家都能說,就像那個小孩子說一樣,皇帝沒穿衣服,皇帝肯定一下子就穿衣服。但是所有的人都不敢說話的時候,這個社會是向前進步?還是向後倒退呢?它老說西方社會亂七八糟,吵吵鬧鬧的,選舉的時候你罵我我罵你,就因為有這樣的機制,所以他就避免了很多最簡單的錯誤。

我們再回到1963年的時候,在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一次大的洪水,但中國大陸沒有報過。後來因為三峽工程論證的時候,人家就報出來了1975年的時候,河南的水庫潰壩,潰了62座壩,死了24萬人的悲慘的慘劇,世界上最大的災難。

記者:我看到過報導,叫板橋事件。

王維洛:但你不知道海河事件。海河事件潰了2百多座水庫,那個時候這個雄安新區完全都在水下,1963年的時候。當時沒有報死了多少人,後來有人說死了5千人,那肯定是一個被壓縮的數字。中國老百姓還真不知道1963年在華北平原上,有2百多座水庫同時潰壩,死人不知道有多少?反正知道雄安新區現在所在的地方是一片汪洋。

當時有兩個暴雨中心,一個暴雨中心在河北邯鄲市的西邊。第二個在現在的雄安新區西邊70公里的地方。根據中國大陸的暴雨記錄,當時1963年的時候出現的暴雨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暴雨。到了1975年板橋事件的時候,板橋出現的暴雨又打破了1963年的暴雨。所以1963年的暴雨是在中國大陸歷史上的第二大暴雨記錄。

我們已經講過了北京的西邊是太行山,東邊來的潮濕的氣流遇到了太行山的阻擋,進行抬升的時候,雨都下來了,所以暴雨對這個影響就很大,它的地勢太低洼。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我們前面只是談到的地面層降的問題,我們這裡就不展開說了。華北平原的地面層降比上海還要厲害。再一個問題,白洋淀這個華北的明珠是一個污染的湖泊,它的水是不能喝的。為什麼呢?它沒有出水口,它進不了渤海,水不流,幾乎是一個死的。

可以這麼說,雄安新區的選址就是一個錯誤的決策。照你話說,就是一個沒有常識的決策。這就是為什麼雄安新區發展不起來。正好做雄安新區規劃的都是我的一些師弟和學生們,他們沒辦法,怎麼做呢?你說要在一個洪水區裡頭里做個東西,你畫上去容易,將來被水淹的時候,這個錢投下去就是血本無歸了。

責任編輯: 時方  來源:希望之聲記者靜汝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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