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是Chimerica紀念日，說得難聽點是祭日。談判破裂了，美國加稅了；中國態度很平靜，打就打唄，誰怕誰呀。儘管有人聲稱關係還沒破裂，邊打邊談，類似「板門店模式」。但我的觀察，Chimerica死了，因為有一道無形的牆–「制度性條款」橫亘在中美貿易之間。
中美之間是規則之爭，不是利益之爭。
有人可能納悶，為什麼美國放著那麼多大豆、天然氣合同不要，偏偏要一個「結構性條款」，該條款包含了一系列自由市場經濟的競爭原則：
首先，競爭者應該是私人企業，國家不從事盈利性產業活動，充當中立的守夜人的角色；
第二，工人要有工會組織，要有罷工權；
第三，智慧財產權保護，引入國際標準和執行機制；
第四，打破銀行壟斷，防止銀行救助有裙帶關係的企業，確保公平競爭環境。
其他的可能還有環境政策，允許環境NGO示威，提高環境標準。
總之，一句話，要將所有的生產要素都從政府控制中解放出來，由市場競爭定價，實行真正的由市場配置資源。
美國是這樣做的，歐洲是這樣做的，日本也是這樣做的，在同一個規則下，才會出現斯密定理：市場範圍越大，分工越專業化，分工程度越細，生產率就越高。
但對中國來說，如果接受結構性條款，就意味著國家從經濟領域退出，國有企業私有化。政府對銀行、土地和資源的壟斷將被認為是不正當競爭。失去各種生產要素和產業的壟斷權，政治利益集團就會自斷財路，固然不肯放棄權力。中方能夠讓步的就是讓貿易順差為零，出口多少就進口多少。
但問題在於，按照中國模式，國家壟斷資本和土地，除了勞動力，資源、資本乃至環境等生產要素都是國家為主導的，這樣使得國家資本主義和重商主義結合，以最低的要素價格占領世界市場。
憑藉技術引進，中國模式的成本優勢可以從低端產業擴張到高端產業，創新總是緩慢的，而模仿走勢很快的，所以從低端到高端製造業，中國製造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擴張能力。
低勞動成本優勢還給世界造成另外一個副作用，就是已開發國家同產業的工人失業，比如美國汽車製造商整體上都把工廠搬到中國了，在美國中小城市，出現了一條因全球化產生的生鏽帶比如汽車城底特律、鋼鐵城匹茲堡等。
說得再明白一點，在美國看來，重商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是中國模式的基本特徵，必須改造成和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一樣的模式，才會有公平的競爭。
在中國看來，政府必須控制金融、土地、礦產資源，除了勞動，所有的生產要素都是政府的，政府用這些要素辦國有企業是天經地義的，這些行政壟斷決定了勞動沒有定價權，長期的工資水平在生存線。
我們知道企業是生產要素的集合，憑藉行政壟斷，中國企業具有任何私人企業無法做到的低成本優勢。
按照正常的市場經濟邏輯，經濟增長必然導致要素價格的提高。戰後，美國在歐洲實施馬歇爾計劃，當時歐洲收入水平和美國有明顯差距，但通過美歐貿易，這種收入差距出現逐漸收斂的態勢，多個歐洲國家人均國民所得已經超過了美國。
日本韓國也是這樣，最初的低成本隨著貿易量的增大，對勞動需求增加，工資在持續上漲，這些上漲的工資也在縮小著最初兩國之間的貿易赤字。
美國向歐日等國出口高科技、高附加值產品和服務，歐洲和日本也在國際產業鏈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並在產業鏈中創造新的專利不斷升級，從而出相了「貿易規模-工資上升-產業升級」的良性趨勢。而且，最初的低收入國家通過實行真正的市場經濟改造，獲得了更快發展，從而向高收入俱樂部收斂。
西方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經過反覆觀察，終於發現了90s年代以來，中國崛起對西方世界的影響。
這些影響是一系列的：
其一，開發中國家的巨額外匯存底回流到華爾街，構成了一個膨脹的金融部門，而實體經濟競爭不過「中國製造」出現萎縮，流動性過剩為08年金融危機準備了條件。
其二，矽谷和華爾街利潤升高，而傳統產業部門和非貿易部門的廣大中產階級工資在中國商品和墨西哥工人的衝擊下，長期停滯。這就造成了困擾經濟學家多年的「新卡爾多事實」（勞動份額在國民所得中的持續下降）和擴大到基尼係數，撕裂的美國社會。引起了全球化的逆轉和川普的上台。
一番研究之後，西方國家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斷定：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價格形成機制就無法保證美國中產階級的利益，因為全球化就意味著產品價格和要素價格在全球範圍的趨同。一個讓自己國內生產要素價格長期停滯的國家必將通過國際貿易影響其他國家的要素價格水平。
歷史上，韓國、日本、台灣在其經濟貿易告訴發展時期，其卡爾多係數是提高的，即工資增長速度大於資本所得的增長速度，最後這些國家（地區）現在都收斂在2/3這個卡爾對事實的黃金分割線上，中國呢？勞動占比由55%下降到39%，不幸的是傳導到美國之後，美國的勞動占比（勞動所得/GDP）由長期穩定的65%下降到55%左右。相信近幾年美國經濟通過系列政策，工資回升較快，應該回到了正常的黃金分割線。
所以，中美之間現在的分歧是，中國只想解決短期的貿易失衡：增加購買，但不想該改變要素壟斷和要素長期價格偏低的事實，希望能夠藉助這種低成本優勢一直從西方市場源源不斷地獲得美元現金流。
美方試圖解決長期的貿易失衡問題，貿易順差的一方能夠有更多的購買力購買已開發國家的智慧財產權，形成創新-生產-外包-再創新的動態平衡的貿易結構，而不是永遠重複低成本的貿易，順差國國民購買力沒有提高，買不起西方的技術和智慧財產權，西方國家創新動力的市場基礎就減弱，被開發中國家一起拉入了低收入陷阱。形成高科技和資本家集團與中產和底層產業工人的社會撕裂。
有人會問，低工資模式正是我們自己的經濟制度產物，是國家主權，其他國家無權干涉。事實也是這樣，但人家有權將你的低工資產品拒於國門之外，人家也可以通過向越南、孟加拉國和墨西哥等外包轉移來期待這些國家的增長的購買力能重新回到美國實體經濟促進高檔產品和技術的發展。
最後，我想用美國南北戰爭的故事來解釋中美之間的貿易戰。
美國19世紀60年代之前，還是農業國，還要靠向歐洲出口特別是向英國出口來實現經濟增長，當時的南方通過蓄奴壓低了所有產品的價格，所以在南部和北部的貿易中，南部是盈餘的一方，北部是赤字的一方，北部的出口市場也被南部搶走，奴隸同時壓低了北方的工資並帶來大規模失業。
所以，從貿易優勢看，奴隸制優於自由市場經濟，但奴隸制也阻礙了創新，讓產業工人陷入和奴隸競爭的尷尬狀況，中產階級的低收入使得國家的購買力下降，產業升級動力不足。因為是同一部憲法同一個大陸，所以最終兩種制度刀槍相見，最終將美國推向了自由勞動的資本主義制度，持續富裕的消費者的內在消費需求推動了美國進入創新競爭的社會。美國社會的經濟增長是典型的消費驅動經濟，而美國的經濟政策當然就是就業優先的導向。
Chimerica走到今天已經影響了兩國各階層的福利分配，對於這種福利分配的消極影響，中國方面似乎一直缺乏反思，對各種批評顯示出強烈的抵制。
如今，是採用美國規則還是採用中國規則，已經到了決斷的時候。不幸的是，社會主義是不放棄自己的原則的，雙邊談判，一方否決即可，結構性條款不是邊緣條款，中美在為未來的貿易確立規則。
很遺憾，5月10號，這個崛起不到20年的Chimerica就此分道揚鑣了。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轉載： https://zine.la/article/0cc9c04807644bd499d4a5489847c7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