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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詩歌及文化帶來的絕望且痛哭之後，余卻也應感到生而有幸，因為父母還是給了我很多生物及文化的基因，它使得我身體有細膩的感覺，運用的是豐富複雜的語言，學習了包容著無限想像力的圖畫般的文字。這一切使我們有了鵲橋，能夠得以去窺測和去相會我們的先人。
我不是詩人，亦非研究中國文學及詩歌的專家，儘管五四後讓我們這幾代人和中國文化傳統、文字傳統絕了緣，但是還是有去不掉的文化、文學基因，古詩詞是天生於父母、社會，神州大地給的愛好。所以對於趙翼的論詩、杜甫的論詩，依然天生有著自己的感覺及認知。
這五首詩在大陸，在我那個年代只有第二首的後兩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因為共產黨領導人為了歌頌自己而引用過，使得它在社會中有所流傳。其它對我們這兩代人都是陌生的。但是我讀趙詩，最深地引起反響的卻是三、四、五首。為了準確理解，我查了一下所謂專家們的注釋。但是這一查，卻讓我十分困惑。難道我們連理解古人、古文的能力都在飛速地退化？
「詩解窮人我未空，想因詩尚不曾工」（亦有作「詩解窮人我未窮」的），對此，幾乎所有在網頁上找到的註解都是：
「作詩可以紓解窮困而有才華的怨恨，但是我還沒到達窮困的地步，恐怕因為作詩讓自己陷入窮困的地步所以還沒專致去研究作詩。」（取自網路原文）
為此我帶著懷疑擴展了我的搜尋。因為「窮而後工」，這其實早已經成為寫好詩的一個重要看法。
由於五四，竟然在我這一代人中出現了一種非常典型的屁話，認為中國沒有「史詩」，認為中國詩歌無法和西方詩歌相比。事實上恰好相反，就豐富性、多彩性，西方無論詩歌及詩論都無法和中文詩歌同日而語。中國詩歌從來都是史詩，不是論首，而是句句甚至詞詞都充滿典據、世故人情。西方詩歌，儘管中文我們現在稱它們是「史詩」，究其實卻不過是「事詩」——講一件事情、一個故事而已。
「窮而後工」是早趙翼七百年，北宋的歐陽修（1007-1072）首先提出的。他在《梅聖俞詩集序》一文的開篇中說：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編輯《古文觀止》的吳楚材在書中的這篇文章之後評述說：「『窮而後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為千古不易之論。」
吳楚材所言是因為，早於趙翼一千九百年、歐陽修一千二百年的司馬遷（大約前145年-前86年）對詩之所以為詩，詩人之所以為詩人的看法是，「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而所為作也」——「發憤而作」。
對於詩及詩人，長於趙翼大約千年的韓愈（768～824）則在他的《送孟東野序》一文中提出另外一種看法。他認為：「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為此，詩歌是由於「不平則鳴」而生。
對比這三個看法，我們可以看到，詩歌的發生，無論「發憤而作」還是「不平則鳴」，亦或是「窮而後工」，說的都不是人的金錢地位、物質狀況、社會存在，而是人的性、人的感、人的行、人的思！把「窮而後工」解釋為窮了才能夠寫好詩，寫好詩就會窮——情何以堪！
由於趙翼和歐陽修無法親自來告訴我：他們說的窮是窮人，是人沒有了錢，但是我還是想要斬釘截鐵地說，就是他們來如是對我說，我也不接受。因為這其實也是中文奧妙之處，廣袤之處——四通八達之處。詩不達詁，我覺得如此理解這些文字會更雋永。
「詩解窮人我未空，想因詩尚不曾工」，這個「窮」字一定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窮；而歐陽修用的那個「達」字，我也更願意理解為：詩寫的好的人不是通曉事理的人，而更多的是窮盡一種感覺，一種追求的人。為此，趙翼的這句論詩照我的理解是：
要寫好詩，追求就要窮盡到極致，我沒有做到窮盡，所以我的詩也無法達到極致。
2019.5.20德國·埃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