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三年疫情，到2023年，維穩開支只會更高，不會更低。而且，和許多善良單純的網友的想像不同，在中共官僚體系內部，任何一項因腐敗添加的開支，一旦形成慣例，都是幾乎不可能通過「反腐」、「整頓」重新節省下來的。

弗格林對於這種意識形態直接尖銳地進行了反駁。有一次課後，他和學生們繼續在一個郊區的酒館中討論。在就一個政治問題進行了極其激烈的爭論後，一個滿臉泛著紅光的年輕的社會主義分子站起來，眼睛裡泛著淚水對他說，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成功後，很抱歉，一定要槍斃他。

師承鄧之誠的黃現璠先生，他的歷史學從思想到方法，不僅實際上全面、公開地對抗了馬克思主義的以論帶史，而且他直接公開地說：如果無論什麼張嘴就是「自古以來」，閉嘴則是馬列主義的「五種生產方式論」、「五種社會形態說」，滿紙「馬列導師」、「政治領袖」是如何說的，那麼作為學者還能有研究嗎？他告誡人們，不該「千人之諾諾」，而一定要推崇「一夫之諤諤」。

呂東明這一代藝術家乃至文人，可謂是最痛苦、最不幸的一代人。她們的痛苦在於，在無論人生還是藝術都到了已經成年的年代，正是突飛勐進的時候，戛然而止。政治不僅是阻礙，而且根本是毀滅了他們發展的任何可能。在最好年代經歷了最黑暗、最殘酷的文化大革命。說他們是在地獄及深淵中度過了壯年，毫不為過。

在專制的殘暴下，民眾總會有對抗發生，而把民眾的對抗作為專制無視人類法制及道德底線的滅絕人性的做法的藉口，是絕對不允許的！這樣的事件，這樣的藉口，在五三年德國東柏林，五六年匈牙利，五九年西藏拉薩，六八年捷克，零九年七五中國烏魯木齊，都一再完全以同樣的方式發生。現在，如果世界在如此殘暴的歷史和現實面前依然採取綏靖，下一個發生的地方將會是在南蒙古、香港，甚至會擴展到台灣。

由於五四，竟然在我這一代人中出現了一種非常典型的屁話，認為中國沒有「史詩」，認為中國詩歌無法和西方詩歌相比。事實上恰好相反，就豐富性、多彩性，西方無論詩歌及詩論都無法和中文詩歌同日而語。中國詩歌從來都是史詩，不是論首，而是句句甚至詞詞都充滿典據、世故人情。西方詩歌，儘管中文我們現在稱它們是「史詩」，究其實卻不過是「事詩」——講一件事情、一個故事而已。

一百年前的五四使得趙翼、杜甫與我們成為了兩個宇宙的人。五四最根本的結果是「文化大革命」，它徹底地阻斷了我們和趙翼的聯繫，和李白杜甫的聯繫，和中國傳統文化、文學及文字的聯繫。湘鄉南皮之後，五四之後，傳統的一切都已經和我們無關……，另外一個宇宙的事情了，我們被挾裹跌入到一個文化「黑洞」中。

現在被廣泛地，天經地義地接受為描述共產黨、法西斯和納粹的極權主義概念，其出現極為偶然。它竟然不是出於反對它的自由主義者知識分子之手，而是出自墨索里尼。不過這也說明了它是一個能夠準確說明這一現代專制現象的中性術語。專制者如此要求——集一切權力於自己；而反對者正是反對——一切權力歸為一小部分人。為此，它很快被義大利的自由主義人士接受，並且針對極權特性對這樣的政權及制度展開研究及批判。

看著主人家牆上的字畫，我作為客人中的一員，真的是感到無地自容，偷偷看周圍，五六位朋友中大有同感者不只我一人，我們站在後面面面相覷，有個地縫真的想鑽進去。而這位文士還在那裡自詡，他的字在美國要千元。對此，我當然相信，因為專制、封閉、政治和權力優先，讓這個世界的政治和商業什麼醜聞都能夠導演、製造出來。

無論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還是杭亭頓的文化衝突論，如前所述，它們都是建立在歐洲中心論、西方中心論的基礎上的思想。任何人都能夠看到，它們實際上根本就是半個多世紀以前，已經討論、反省過的歐洲中心論、西方中心論赤裸裸的翻版。而這個西方中心論的認識論基礎也可以說和馬克思及他的共產黨信徒所宣揚的一元論史觀的基礎類似，是另外一種教條的一元論。

德國另外一位自由主義大師達倫道夫（Ralf Dahrendorf）指出極權主義的共同特點就是：反對一切文化傳統的存在，反對近代人權價值。事實上這個反對一切其它文化傳統的一元論的制度，更是典型的一神論基督教文化的世俗結果。共產黨社會沒有神，但是卻把有神的宗教的一切特點繼承了下來。

我因為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深切地感到受到共產黨社會的欺騙，在六八年秋季決定自學哲學，六九年夏季後步入尋求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認識，因此進入認識論問題、啟蒙問題。在對於認識論、啟蒙問題和共產黨及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關係問題的探究中，我在思想上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徹底反叛出馬克思主義，繼而在七十年代初期把顛覆中國四九年後的知識界作為自己一生工作的責任及任務。為此，它使我從七十年代初期後孤獨地走出我那一代人

一九七五年，友人都在支持鄧小平對毛澤東的抵制，和我聊，我對他們說，白貓、黑貓，對共產黨來說我們都是耗子，左傾、右傾，共產黨不過是老地主、新地主，我們永遠是貧僱農。用不著我們來支持鄧小平！誰能夠添亂，我們就支持誰，而且希望越亂越好。朋友們覺得我不可理喻。我告訴他們，按照鄧小平的思想傾向及性格，從他對匈牙利事件和反右的態度看，以後敢於和能夠下令開槍公開鎮壓民眾的，在中共黨內鄧小平是第一人。

到人家的家裡，認同一個受到人家冷落、質疑的人物為自己的祖先及靈魂，這本身就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因為固然你可以認同這個人，但是你到人家的家裡去認同，還奉送雕像、擺上供盤，帶著你的人成年累月地到人家家裡去上供、送禮，那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情。不幸，中國向德國贈送恩格斯雕像和馬克思雕像實際上就是這樣一個禁不得推敲的、可笑的舉動。

馬克思及其意識形態，即馬克思的世俗化的宗教學說——觀念論，即一般人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問題，已經是當代中國人及中國歷史不能夠迴避的問題。這是因為一百年前的五四之後，一大批中國的所謂知識人，在世界正在經歷的基督教世俗化過程中，基督教及其世俗基督教的文化，強有力地...

馬克思主義，共產黨是一種徹底的西方來的極端化了的文化。我對此有著切膚的體會。如前所述，現在我認識到了，它不過是一種徹底地世俗化、物質化了基督教文化。除了沒了神、沒了上帝，用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教會的位置外，沒有任何創新。它把人從過去置於上帝的主宰下而變成在世俗的領袖的主宰下，從教義、教條變成觀念、黨控，人立的所謂憲政之下。

共產黨社會之所以和以往專制不同，要控制人們的精神及社會每一個角落，之所以帶有它自己的黨文化，因為它出自基督教社會的模板，它不過是以領袖及政黨取代上帝和教會而已。所以張承志們的那種所謂文學及文字毫無價值，不過是世俗化的布道，如果我們要看布道作品，我想，直接去看有神的基督教布道文字，一定比世俗社會的布道更有意義及光彩。

王朔和張承志所爭論的是，在極權主義的框架內是要理想主義、現實主義，還是物質主義問題。這種爭論與五十年代以來關於封建社會是兩千年還是一千年，美的階級性，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還是革命的浪漫主義，乃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的標準的爭論是一樣的，是極權社會內部的政治和社會文化需要，沒有實質性變化意義。對這一爭論人們可以分析的只是，究竟是王朔還是張承志對「共產黨社會」的影響更為積極。

我那時告訴自己，從此開始，我絕對不說一句共產黨好話，無論公開還是私下。此後，我信守了自己的諾言，包括在工作期間、繼續上學時填寫的各種表格，以及不得不寫的工作總結，我再也沒有說過熱愛黨，說過一句共產黨的好話，堅持拒絕寫所謂入團入黨的申請書。這個堅持，以及那兩個我的終生任務也就決定了，七零年後我絕對不會進入那個社會，沿著階梯而上。因為那對我是個絕對的恥辱。

我還不得不遺憾的說，奧威爾一九四九發表了《一九八四》。可許先生那一圈子的人一九四九年後自己親手參與在中國創立了「真理部」，而且這一圈子人在思想方法、行為方式，行文習慣上幾乎終生沒有脫離「真理部」的特點。這裡必須要說的是，「自然辯證法」既不是學術，也不是理論，而是一種由中宣部領導的，為黨服務的意識形態！所有他八十年代以前的文章都是打棍子，大批判文章。